馬建：只要你站直了，政治就是影子
文／孟繁麟、袁思政
【明報專訊】居英中國作家馬建，對香港讀者來說可能較陌生，但在英美文學界，近年來這名字卻聲名大噪。馬建生於1953年的青島，以中國社會現狀為題材，出版過的小說包括《思惑》、《拉面者》、《紅塵》、《肉之土》、《陰之道》，經常觸及當代中國敏感的政治題材。其中，談及西藏的《紅塵》獲得了托馬斯．庫克旅行文學獎，成為首位得獎的中國作家，而《肉之土》更是罕有地以六四事件為主題的中文小說。馬建筆下的中國，黯淡而無光，但他相信，唯有在小說中推向絕望，現實才有希望的曙光。今年一月底，馬建獲提名本屆的瑞典諾貝爾文學獎。
八十年代正值「反精神污染運動」，馬建在北京參與藝術創作，因「作風前衛」而飽受政治壓力，決意詐病出走，流浪中國，隨後移居香港。1989年5月回北京支援民運，但因要看望摔成植物人的兄長而提早離開六四現場。九七回歸後，馬建前往德國，輾轉到英國定居至今。2011年起，他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自此展開了「被流亡」的生活。
我們和馬建在倫敦的拉斯本街（Rathbone Street）見面，那裏是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以前流連的地方。倫敦依舊飄煙雨，微冷的空氣中總是籠罩一層散不去的陰霾，不遠處一座高聳的電視塔好像老是盯我們，在這個走到哪裏都有監控的年代，不就是歐威爾筆下的《1984》嗎？幸好倫敦沒有像中國那樣有「被維穩」之必要，馬建和我們暢所欲言，愛恨分明，三個多小時轉眼而過。他曾形容﹕「只要你站直了，政治就是影子，如影隨形。」筆者看見，馬建就是這樣一位站直身子、在政治陰霾中大聲吶喊的當代小說家
（一）童年是……毛主席與蕭邦
人可能有種本能要尋找美，而真和美需要自由的空間，否則活不了。
孟﹕能談談你的童年嗎？
馬﹕我們的童年教育充滿仇恨，要把美帝國主義從地球上消滅，解放全人類，國家培養的是人肉炸彈——學董存瑞，引爆自殺炸藥包；學黃繼光，用自己胸膛去擋住機關槍。不過我從小就喜歡畫畫，它令我感到榮耀，雖然除了毛主席和馬列以外，只能畫風景畫，而教我的老師，後來被打成右派監督改造。當時，我們這些才上五六年級的孩子在教室中就組織戰鬥隊了﹕打老師、搶圖書室總務室等。可以說，教育界也沒有了道德底線，有人反毛主席我們就要起來鬥爭。
袁﹕太可怕了，在這情形下，人還能如何實踐自由呢？
馬：可以說，非常偶然。你看胡杰，拍了《尋找林昭的靈魂》；你看杜斌，他怎麼敢寫八九年天安門事件、訪問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他說自己不能沒有感覺，就一步步走了進去。其實反叛，也可能跟愛好有關係，如果不是畫畫，我現在可能跟很多人一樣，還在青島工作。我永遠忘不了在十五六歲躲在閣樓跟同學調收音機，無意中聽到了——是蕭邦吧，那種音樂，充滿真實的人性，再也不是唱「社會主義好」的革命節奏了，當時我感到內心在哭，美的體驗被封鎖了很久，突然打開了。人可能有種本能要尋找美，而真和美需要自由的空間，否則活不了。
袁﹕那畫面很美……
馬﹕我也經常想到另一個鏡頭。當時青島有個大學生偶像叫盧中健，在武鬥中打死人了，被另一派綁在車上送去槍斃，車開到火車站那兒，我看到他高喊﹕「毛主席萬歲！」他嘴裏的鐵絲（以鐵絲勒嘴是押送死囚的普遍做法）給人一拽，嘴邊兩塊肉就裂開了，再也發不出聲來。這場景給我印象很深，跟我說過的蕭邦音樂完全牛頭不對馬嘴。很多記憶令我思考死亡是什麼，情感是什麼，從此，我的藝術和文學作品，都有政治的寓言要表達。
（二）悲劇文學，寫的是希望
文學寫人在一個時代如何活下去，如何保持人的尊嚴。我喜歡寫悲劇，悲劇能震撼心靈。
孟﹕在那個年代下成長，不會對人失去信心嗎？
馬﹕沒失去信心是假的，也是因為失去信心才走上藝術道路。文學中表達希望，跟現實中的失望有關係。我寫的《肉之土》（英譯﹕《Beijing Coma》），主角在六四屠殺中被槍擊頭部變成植物人，當他從昏迷中醒來時依然帶記憶，變成唯一的活人，但他活在了死人的世界，一個沒記憶的社會，身邊的人都已經麻木。植物人六四當年喊口號，要民主自由、打倒法西斯，十年後母親仍喊同樣的口號，同樣的旗幟。兒子在政治廣場摔倒了，母親在經濟廣場摔倒了。那是悲劇，挺身站出來的人，恰恰不是充滿希望的人。我在該書中，就是寫年輕人如何走向失敗，同時要給下一代帶來希望。
孟﹕那麼，文學帶來的希望是怎樣的希望？
馬﹕我始終相信，文學的壽命長過任何政治。文學寫人在一個時代如何活下去，如何保持人的尊嚴。我喜歡寫悲劇，悲劇能震撼心靈。經歷悲劇是避免悲劇——故事人物把一切都替你經歷了。在《Beijing Coma》裏的植物人會讓你聯想到你比植物人更能記住歷史。既然坦克沒有從你身上輾過去，你就要成為更有希望的人。如果小說人物是絕望的話，他們恰恰為你帶希望。只有極端的悲劇，才能令心靈感動；假如一個人長久活在喜劇式的生活中，那就真是悲劇。
（三）顛覆香港，曾經想預演回歸
比十年前，香港更令我感到有希望，香港人更注意自己的政治身分和社會環境，這是好事。
孟﹕你曾留港十年左右，對香港有何印象？
馬﹕當時最深印象是﹕房子街道都很重要，可是人不重要，人像螞蟻一樣。接近九七回歸時，我們想要做些什麼，於是策劃出版、行為藝術等。潘星磊是天安門廣場民主女神像製作者之一，到維多利亞公園把女王像塗紅漆，還把他的藝術檔案包裹都交我保管，做好了進監獄的準備。這個「紅色行動」是政治話語，讓香港人提前感到紅色文化馬上要過來了。當時香港人比較麻木，有次，一群年輕藝術家在批評潘星磊，我替他說了些話，我認為他們在胡說八道，藝術家又沒傷害人，只是利用了公共空間而已，但後來，也斯把我的文章拷貝了，在香港演藝發展局的會上散發，把我批評一番。其實，當時我們想做些更大型的行為藝術，比如讓九七年回歸提前一天，可惜沒籌到足夠的表演資金。
袁﹕令九七年回歸中國提前一天？
馬﹕就是在6月30日組織大場面把旗幟升上去、落下來，到時共產黨來接收香港，就只不過是在重複發生了的事。把歷史的莊嚴感給消解掉。
袁﹕聽起來很顛覆性。
馬﹕最後在回歸那晚上，我在西營盤的工作室搞了一個很大的《地下詩歌朗誦會》——共產黨合法我們就非法了。當時有一百多人，有貝嶺、莫昭如、楊漪姍和街頭藝術家，六十年代的法國流行歌星阮才力和樂隊都來了。但當時香港在政治上還處於覺醒階段。香港最近變化很大，跟我預言的差不多，人們開始注意到自己的身分認同。比十年前，香港更令我感到有希望，香港人更注意自己的政治身分和社會環境，這是好事。
袁﹕以前只有主流的報紙和電視台，現在卻有很多網上媒體，每天討論政治。
馬﹕藝術要反映社會，尤其是社會變化。我還策劃出版了兩本畫冊介紹推廣，那是一批有才華的青年藝術家，除潘星磊的紅色行動，還有曾偉恆的《紅色水域》，王純傑的《香港棋盤》以及《前九七藝術特區》、《誰主明天》、《基本法學習班》等多種類藝術表述。我在《九五香港藝術概覽》中都有介紹。可以說，那些青年藝術家是今天香港的預言者，他們很先鋒。
孟﹕兩年前艾未未失蹤，香港各處出現了艾未未肖像塗鴉，市民的整體反應並不負面，跟十多年前的政治氣候很不同。
馬﹕對。不過香港還是有個問題﹕大學教授的工資太高了，沒有跟學生走在一起。根本結構不變化的話，學者所做的便往往跟社會無關。你看其他國家，搗亂的人可以是國家總統，哈維爾（Vclav Havel）就是這樣。如果大學跟社會無關，它完全可搬到另一個地方去，不必留在香港。
（四）文學難逃政治，現在是，將來更是
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一個作家說他真的不過問政治，那只能說他是一個雜種，因為社會到處都是政治。
孟﹕你怎樣看香港文學的發展呢？
馬﹕文學是一種傳播方式，讀者自己在文本中思考。例如《Beijing Coma》，讀者從中感到植物人的反抗，極權可以把人輾過去，但被壓的肉，卻慢慢變厚了。這種力量，讀者如果感受到，就可能敢於走上街頭，表達想法，因為他畢竟沒有給壓成肉土。文學——特別在極權國家——要有反抗性，最起碼要有批判性。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一個作家說他真的不過問政治，那只能說他是一個雜種，因為社會到處都是政治。香港處於政治變化的社會，我們不知道它會變得如何，總之，政治變成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了。不包括政治的文學，不會是香港文學。我不反對像也斯寫一些很優美、中英轉換的那種很聰明的詞句，但我個人更傾向反叛性的文學，要帶有大生活的痕、時代的痕。香港有商業市井的生活、有躲開社會的貴族生活，但背景是不變的——誰也別騙誰，香港就是個政治最複雜的社會，將來香港的文學、詩歌都跟這些有關係。
孟﹕哪類文學特別適合反映政治和社會問題的？
馬﹕其實香港文學以前的主要問題，是把我們當作搞政治的人而不是作家。香港比中國更需要政治，也超過台灣，但他們不接納我這類作家。我的身分是香港作家，香港文學裏卻沒有我的名字。我在中國被消失，在香港也被消失。無論什麼文學藝術都包括政治觀念的表述，純文學本身也是政治選擇。
袁﹕那是文壇包容與否的問題，時代似乎在改變了？你在香港寫過文學嗎？
馬﹕香港各出版社都有個文化圈，跟中國關係很緊密，具反叛性的作家跟他們格格不入，像大陸王安憶說上海女人那些小哭小鬧，他們卻容得下。以前我在香港寫了長篇小說《思惑》，背景是寶馬山雙屍案。外籍夫婦被殺了，他二人其實是納西族的一對靈魂，轉世而被丟棄在香港路邊垃圾箱裏，又成為了時裝店櫥窗裏的石膏模特。我跟外國朋友說，這是我一生寫過最好的小說，是典型的香港文學。我還在南丫島住了五年，生活簡單，只要我不上班，寫小說就好，住鐵皮屋，給曬得厲害了，趴在地上，再熱到不行，就跳到海裏……
孟﹕那種生活真有意思。再看今天，聽說你已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了？
馬﹕今年一月底，我獲提名瑞典諾貝爾文學獎，但你們知道，去年是莫言獲獎，今年不會再頒給一個我這種香港的中國作家了，而且我居住在英國，有英國籍。我想，作家被提名的很多，北島就是其一。不重要，我更看重下一部小說的結構和思想，獎是身外之物。
袁﹕最後想問問你，香港有些人主張中港區隔、少顧大陸，你怎樣看呢？
馬﹕這種鴕鳥意識是不會太長久的，獵人一出來就給收拾了，香港像棋盤的棋子，不可能獨立存在。我覺得反對聲音愈多、愈活躍，政治意識就愈高，能否改變是一個問題，但不同的想法都能冒出來，這是好事。現在中國有兩個難題：在政治上，有流亡團體，像台灣的流亡政府；在文學上，也有世界最大的流亡團體。如果政治和文學都被迫流亡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僅缺乏民主自由，也證明了缺乏思想的文學與政治就算再有錢也不強大，更不光彩。
後記
訪問當天，馬建的妻子佛羅拉（Flora Drew）未能前來。她把馬建多部長篇小說從中文翻譯成英文，讀過的人都不由得讚歎她的才華。馬建對中國念念不忘，曾說過假如中國有天讓他回去，他會坐第一班飛機回去；到時，再次踏足青島的，肯定還有這位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傑出翻譯家吧？
什麼人答﹕
馬建，中國作家，1953年生於青島。八十年代發表了以西藏為題材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得高行健推薦，但作品從此被禁，後移居香港。1989年5月返北京支援民運，由於要看望摔成植物人的兄長而被迫離場，輾轉到英國定居至今。2011年起，被大陸政府拒絕入境。作品包括《紅塵》、《肉之土》、《陰之道》，探討西藏、六四和計劃生育等議題。馬建認為，文學中的絕望是要為世界帶來希望。
什麼人問﹕
孟繁麟，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屋村長大，後被領匯託管，先後就讀及工作於中大、港大、牛津，漸變離地草根。認為香港政經俱離譜，對未有騷亂嘖嘖稱奇。
袁政思，博士生，研究政治，關注中國，留戀香港。始終相信，政治有對錯之分，寄望以學術介入社會，略盡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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