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ne 15, 2014

安裕:沉香記(二○一四)

安裕周記:沉香記(二○一四)
【明報專訊】麥理浩訪京之後的幾年起落跌宕人心虛怯,一九八三年十月,幾個人遊上海,國際飯店是舊式管理:回到所住層樓,叫醒趴在桌上呼嚕大作的服務台年輕同志,讓他把繫在腰間的大串門鎖找出你的那把領到房間前開門,你輕輕說一句「謝謝」,他頭也不回拖著布鞋回到服務台。印象深刻是上海之行每天匯價不同,百元港幣換三十多外匯券;牌價抖動厲害,長途電話裏說香港連廁紙都有人搶購。

不旋踵一年過去,這年與上年完全兩樣,中英談判如風若火趕著似的,七八月是洛杉磯奧運會,中國是首次全程參加,那年因為蘇聯東歐集團杯葛,中國因為站在美國一邊在一九八○年抵制莫斯科奧運,這回變成盟友還拿了十五個金牌,只是之前一年內三破男子世界跳高紀錄的朱建華大熱倒灶,其他的都可以說豐收。女子排球決賽是中美大戰,香港這邊由上午直播到中午,無綫連午間新聞都讓路。社會上一貫右傾的傳媒開始把幾十年來的「中共」二字悄悄改掉,巿民口中的「大陸」陸續變成「中國」。

那晚,學生會燈火通明,清晰的記得一句是「未來民主發展會如何」的質疑;社會上,畢竟是折騰多時的談判總算有結果的緣故,那幾年人心從晃動不穩到慢慢平靜,儘管不知道未來日子如何但「五十年不變」那時聽來是極長極穩當的保證,一生人能有多少個五十年。回到北角,華豐國貨外有人派淡黃色封面的小冊子,一些人攏著領取。那天夜裏海港城巿難以入眠,未來一切大定,英國人十三年後撤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幾百萬人琅琅上口的十二字詞。於香港人來說,那一刻只能告訴自己希望這個實驗成功。

這天是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之日,距離上星期北京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前後三十年。

今天談一國兩制似乎老舊了些,一九九七年出生的都快要考文憑試了,這個時候再說九七年之前十幾年像是講天寶前事。不過,所有經歷八十年代初麥理浩見鄧小平後一直到今天,心情不會輕易平靜下來。人的信心從沒有到有再到快要乾涸,類似的折騰在近代罕見。若硬要勉強舉出例子,一國轉換理念完全不同的政府或許有點類似衝擊,但也不過是香港今天所要受的零頭——英國保守黨從戴卓爾夫人到馬卓安從一九七九年做到一九九七年工黨上台,人們以為會改轅易轍誰知都是那塊新保守主義牌子;日本自民黨從一九五五年幹到一九九三年社會黨入主首相府,之後都是差不多,經濟不見起色;美國克林頓八年,小布殊八年,如今是奧巴馬八年,外交經濟理念社福政策調整是有的但不是動搖根本。國家世代交替黨政輪換都常發生,然而像今次那樣等於是把憲法再次詮釋,匪夷所思。

八十年代香港問題只關「信心」

八十年代香港回歸議題不是經濟問題,連政治問題也不完全是。八十年代初中國剛改革開放,錢包不是麥克麥克,當時中國最大的外資是上海寶山鋼鐵廠。人窮但底氣很高,第一代領導人的氣魄不是小敲小鬧,七十年代末去過大陸的都知道是什麼回事,簡單而言是在水稻麥田窮山僻壤推行現代化,今天回望這幾十年算是成功, 一九七九年講這些沒有誰會相信。那時,要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中共懷抱,而這個中共政權剛結束了十年長的文化大革命、「右派」的脫帽還是爭論不休、姓社姓資的討論看來可能是另一次文革前奏,更不要說經濟比併,那時說回歸,一窮二白之下講什麼願景都沒用,只有講形而上的「信心」二字。

從政治廢墟堆裏爬起來的中共領導層,很難說服之前幾年還半年一次寄生油給國內親人的香港巿民接受回歸。這令人想到九十年代初的兩德統一,東德沒有能力統一西德,西德是以強大的經濟實力併吞東德,總理科爾以日耳曼人的堅毅硬是把德東拉進來,全國上下因而著實過了幾年苦日子。鄧小平以無比意志決心收回香港,當 年中共不是西德,無氈無扇,既不是經濟大國,也不是人間仙境,靠的是開出一張期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賣的是一個「信」字。香港人精刮得厲害連迷債都有膽買唯是不敢多碰期貨巿場,可八十年代初的香港便是要在「信」與「不信」之間作出抉擇。

「高度自治」助踢走「三腳苐」

九十年初找到一套現已絕版的《廖承志文集》,廖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父親是國民黨左派廖仲愷,日本出生,在早稻田大學上過學,一口江戶腔很地道。七八十年代他是僑務辦公室主任,兼管港澳事務。香港前途會談時,廖是主管,經常接見港澳來客,會上以廣東話講前途問題。《廖承志文集》是近二十年罕見的中共領導人 言論書信集,其中記錄了極多的會見港澳訪客內容。「黑雲壓城城欲摧」的今天香港,《白皮書》大談中共擁有對港「全部管治權」,愛國愛港變成民主派不能踰越的天塹,翻開《廖承志文集》相關段落,讀到的是承諾敗亡,歷史顛覆,香港沉淪。俯首蒼天愧故人。

中英談判是在互不信任、港人無以投票之下的產物,英國祭出港人也應參加談判的「三腳苐」策略,中共堅稱這是中英之間的事,港人無角色。那時中共的策略今天來看其實稍見端倪:港人在中共的策略版圖到底在哪?面對英國人這招,中共沒有如今天般販賣廉價民族主義,卻是邀請大量港人到北京見面,京港之間絡繹於途, 大不乏人。中共通過會晤,大力推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是這十二個字,最終把「三腳苐」踢出局。這些工作,很多是廖承志來做,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會見香港廠商聯合會參觀訪問團,廖說:「我們已經表示,收回主權,不會派人去,香港維持現狀,社會制度照舊,生活水平照舊……不同之處是兩點 :一, 英國的旗要下來了。一九九七年不掛他們的旗了。二,不會有總督了,但會有特別行政區或自治區長官、主任。由誰來當呢?香港人自己當,大陸不派人。」「或許有朋友問,你們會不會變?……我們的基本方針不會變的,要變,只要愈變愈好,不會愈變愈壞。大家會問,你死了以後怎麼辦?我已經七十五歲了,還捱得多久?但我相信,不但我們這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會堅持這個信心,我們有這個信心。」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會見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廖講到中英談判:「我希望中英達成諒解,我們會努力,你們也對英方加以催促,要他們迅速解決。各種具體問題如何處理,我們正在研究。根據一個原則,香港向著特別行政區方向發展,香港人自主,港人治港。」

台灣皮之不存 香港毛將焉附

今年三月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只提「一國兩制」而沒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的看法是輕描淡寫說成是「因為必然」,所以提與不提分別不大。對於親身 走過八十年代那段崢嶸歲月的港人來說,那是極大的震動,當年的承諾忽然少了後面的八個字,以中共對政治的敏感,一字一句都必須有其含意,哪有可能大意得如此。到了《白皮書》出來,面目浮現,強肉強食,信譽淪亡,想起那句「香港人自主」,那段「不同之處是兩點:只換英國旗和港督」,幾百萬人昔年無法移民或決心留港親炙主權回歸,三十年後得到的是悵惘和失落。

《中英聯合聲明》是兩國送交聯合國登記的文件,以中共當年的文宣字眼來說是「莊嚴的」文件。不過,當過了一九九七年,少提聯合聲明而多提基本法,這是中共的策略,聯合聲明是中 英兩國之間的合約,縱然聲明的第二條清楚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 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一承諾到了九七之間大幅貶值,基本法則在幾年之後加油添水,香港自治的角色弱化,中央政府的角色加強,最終是提也不提高度自治,改 而是全面管治。必須指出,聯合聲明棄如敝履,一國兩制掏成空殼,有其區內政經大氣候背景,尤其是台灣如今難以抵擋中共經濟攻勢,這一趨勢可說必然。觀乎中 共國台辦發言人說「台灣前途由全中國人民決定」,九十年代這些話是替民進黨助選的笨話,可是今天經濟實力懸殊,對香港早是如此(取消自由行的可大可小), 台灣到手只差時日(兩岸服貿還得看走勢),一國兩制向台灣示範的誘因既然皮之不存,香港也就變成毛將焉附。

「耐性」與「堅守」的歷史總結

得承認,對於香港問題,今天於不少成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港人而言是一個階段的絕不愉快完結,我則是中線悲觀長線樂觀,不是直覺而是中共行為的變化有其規 律,那是客觀環境變遷:五十年代從親蘇到翻臉,六十年代反美到親美,迨至今天親俄反美,都是大氣候所致。睽諸歷史,中共六十年間都無法創造出以我為主體的 大氣候,而是在美蘇(俄)之間來回游移,欠缺國家性格。美國前助理國務卿索樂文教授(Richard Solomon)八十年代為智庫蘭德(RAND)寫過一部曾被美國政府列為「機密」、一度不可公開發行的《中共政治談判行為:一九六七至一九八四》(Chinese Political Negotiating Behavior, 1967-1984),這是他三部專研中共談判行為最出色的一部,對研究中共很有參考價值。他指出美國與中共談判的若干錯誤,提出多項建議,其一是Be Patient!(耐性),索樂文在這裏意有所指的用上了感嘆號,其二是Know Your Own Bottom Line(堅守底線)。兩句話很容易明瞭也很容易執行,前者是毋須急躁而不是忍讓,時間在自己這邊;後者是立場堅定不輕言讓步,否則予人乘虛而入。三十年來香港與中共之間乃至今天的北風壓境,究其原因,這兩項的不足,很大程度決定了當下香港無語問天的潸然。

Monday, June 2, 2014

安裕:人民不會忘記

安裕周記:人民不會忘記
 【明報專訊】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六四」內化成為我們胸臆裏的一段骨頭一塊肌肉一片臟腑或者是一公升血液。每個人的腦海總收着那年的私密記憶,這裏頭最多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北京街頭子彈劃過長空的槍聲;YouTube上《自由花》夾雜着人民喝罵「法西斯、土匪」;有人對擋在坦克前的王維林莫失莫忘;香港百萬人風雨大遊行;印刷傳媒鋪天蓋地的支持民運譴責屠殺廣告。夏初午夜夢迴之際,這些人與事湧上心頭的同時,想起當年自己是何等模樣。

也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六四的意涵已經不僅是遊行或者燭光晚會。也許會有人對年年如是的晚會《江河水》二胡琴弦帶來悲愴感到太過熟悉,或者覺得這些口號舊派了一些,但是他們還是要到維園過一個共同的晚上,有人手持白燭,有人低首吟念,有人閉目沉思:十幾萬人因着共同目的而來,卻又以不同的憶念片段回想起那年那夕。集體與個人之間,我與我們之間,微妙地出現了一種各不干擾卻又互相融合的追悼。一個人便是一個體,千萬個體組成顛撲不破的共同記憶,這是無法以物理形式滅絕的終生印記,人類良知是不會因為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而泯滅。

六四屠殺於現代史的接近性在此刻是仍有千百萬人歷歷在目,雖然過了四分一世紀,點滴在心頭的記憶使得當權者依然無法以外力從人們內心深處抹去。這些年中共先後以「發展先行論」、「西方介入論」、「亞洲價值論」為六四鎮壓塗脂抹粉;間或有人敲邊鼓聲稱「沒有死過一個人」或「歷史未定論」,這票人包括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大教授。這種所謂爭論其實極低水平,任何辯解論調俱無法在「政府殺人」這四個字前站得住腳。至於「天安門沒有人死亡」之言,人們激憤過後就由得他們在遠處街角微弱地繼續叫賣好了——類似這些事大家是見過的:一九七六年,先在四月聲淚俱下狠批鄧小平「右傾翻案風」,不旋踵半年之後打倒「四人幫」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王張江姚如何禍國殃民。一些人的政治立場便是如此廉價。

歷史的權宜可操作性

歷史之於中共來說有權宜本質,而且具有服膺政權的可操作性,例如近期大力推動紀念上世紀初行刺伊藤博文的朝鮮義士安重根,也有每年九一八及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前者於中共聯韓制日起着合縱連橫,後者則是民族苦難未能或忘;然而若據此邏輯,是否外國侵略中國領土都必然年年紀念毋忘在莒?事實是未必盡然,一九○四年五月,日本和沙俄兩支帝國主義軍隊在中國旅順口惡戰,無辜百姓傷亡三十萬,卻罕見如南京大屠殺般大規模公開悼念死難同胞;緣何如此不得而知,希望不是因為要聯俄反美而有所抑制了吧。安重根的紀念活動更是滿溢政治計算,四年前韓國擬與中共聯合在遼寧尋找安重根遺骸,當時並無正面回應;二○○九年韓國欲在哈爾濱舉行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百年活動,受到中共諸多阻撓,韓國官方表示不滿。

面對六四鮮血歷史,中共無以辯解,政權合法性二十五年來飽受質疑。雖然以「西方介入」或「發展優先」作為解套,然而鐵證如山的殺人事件,道德上孰重孰輕早已一目了然。中共若以拖拉搕蓋掩飾六四,在某一特定時空可能有一定作用,例如二十五年來出盡氣力湮沒這段歷史,某程度確可以令新生代對六四一無所知,又或以經濟論說明後六四的「豐功偉績」,以資為殺人開脫,然而最終是歷史事實口耳相傳,紙包不住火。現代史曾有類似慘案,台灣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屠殺,國民黨軍隊殘殺台人,一九九五年始由李登輝向台灣人民道歉,其間四十八年,幾是今年六四二十五周年的一倍。國民黨政府最終公開承認犯錯,為當年冤死槍下者平反,這得力於民間社會的不懈奮鬥,以及台灣政治朝向真正現代化方向嬗變,最終是真相大白於天下。

「二二八」影照台灣民主化

若以二二八慘案作為歷史觀照的框架,六四英靈能否昭雪,其中之一在於民間保存記憶的厚實程度﹕一代接一代傳續,為此,一個具有巨大自主能力的民間社會必須建立。二十五年間客觀事實證明,六四歷史因着大陸的有心人以及香港這個朝向世界的窗口,由此得以保存至今。

其中之二,是政權本身自我調整過程是否能夠最終完成。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是名滿海外的明清史專家,對今天的中共有深刻觀察,其著作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尋找現代中國》)綜合四百年間的中國歷史極有見地指出:一個現代國家,必須兼容並蓄,既能自我認同,又能以平等地位爭逐嶄新的觀念。景仰太史公司馬遷、遂於其漢名有一「遷」字的史景遷直書,中國不能算是現代國家,甚至到二十世紀末亦然(Yet at no time in that span, nor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China been convincingly one of them)。史景遷所說的them,是指傳統及現代,在轉變過程中,中國必須「以開放的胸懷來使用現代這一觀念」(if it is used in this open sense, we should have no difficulty in seeing modernas a concept that shifts with the times as human life unfold)。

作為一個接受西方理性主義教育成長的漢學家,史景遷把「現代」與「傳統」的扞格視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過程。不過,在這部出版於一九九○年、筆撰之時六四民運以及其後的血腥鎮壓還未完全鋪開之際,史景遷率先指出他並不看好今天的中國政府。他說,中共雖然擁有革命印信(revolutionary credentials),但中共領導人仍然以手握真理之名,約制人民在各個領域的期許和抱負,認為中共政權與十七世紀的晚明及清初情况大致如此(so it wa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stat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即既欲汲取舶來長處以解本身面臨的迫切問題,但又懼人民在面對西方時耳濡目染受到影響。

「與晚明初清大致如此」

台灣在二二八慘案年代亦與今天中共的情况相若,蔣介石要保住法統「反攻大陸」,不得不受到美國指揮甚至介入本土政治。台灣當年是介乎代表法統的「傳統」以及被視為「現代」的美國兩者之間,因其戰略位置在冷戰戰略的重要,遂能吸收美國大批軍援,但蔣卻欲阻擋所謂美式民主的滲入。其間犖犖大者事件是一九五五年孫立人事件,蔣介石懷疑曾在美國軍校就讀的名將孫立人被美國選為台灣「新政權」領導人,於是狠下殺手,以涉嫌叛亂罪拘捕孫立人部下,株連三百多人,逼孫辭去職務,勒令處於「監護」之下,軟禁長達三十三年。蔣經國去世後,台灣擺脫威權統治,實現民主政治,「二二八」事件始能重見天日,孫立人步出幽禁,客觀說明政體的民主化程度,是決定一地一國的民主能否大步邁出的主因之一。至此,人們當會問道,中國大陸的民主從何而來、何時出現、將會是何等模樣?

「風雨如磐暗故園」的今年

二十五年於茲,中國往何處去,是每年黑墨墨維園人海裏的共同質問;今年中共大舉捕人,幾個人在家裏開會紀念六四都以尋釁滋事罪捉將官裏,「風雨如磐暗故園」,二十五年來要數今年最為緊張。然而希望在於人民,史景遷不是懂念經的外來和尚,不過,作為歷史學者,他在睽諸史實之際得出看法——以明末出發的大歷史,中國百姓在惡劣得無以復加的絕望氛圍裏自己掌握命運,縱身投入對抗國家的力量是極為頻繁(we can see how often the Chinese people, operating in difficult or even desperate circumstances, seized their own fate and threw themselves against the power of the state),一六四四年如是,一九一一年如是,一九四九年如是。對於史景遷之言,歷史會否循環,這將會是中共內部健康力量如當年胡耀邦的自我改革更新,抑或是其他形態的格局調整,沒有人有答案。然而,於老百姓如我們,留住記憶,切勿或忘,是在大時代來臨前能夠做到並且能夠做得最好的一種反抗。

捷克籍藝術家Pavel Maria Smejkal的改圖作品。(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