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從頭，重溫六七

安裕周記：待從頭
【明報專訊】在可以說是幾乎早就知道結果的星期天下午，面書滿是一片憤怒，更多的是把照片換作黑色。戴耀廷的說法是「香港民主運動黑暗的一天」，這話說到特別是經歷回歸談判以迄回歸後十七年今天的一些人心坎，這些人情感上和理智上都難以接受三十多年的爭取變成今天這樣的結局。八月三十一日這個星期天，不論將來若何，都是香港民主歷程一個不能磨滅的日子。

蔡子強在《明報》的憶懷引發更多思考。我想起，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中共完全沒法對香港巿民作有形保證，難道只憑深圳幾塊正在開發的爛地就要信你「港人治港」這四字？今天的年輕人不能想像的是，最低限度在八十年代的前期與中期，中共雖仍是一黨專政，可當時那種氛圍令人感到這個受過十年極左思想愚弄的國家有著「覺今是而昨非」的決心；包括蔡子強在內的當年大學生，朦朧中或許感覺中共的民主前景比處於黨禁報禁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台灣為好。動員戡亂是什麼，我頭一次聽的時候還在美國，台灣新聞局長是芝加哥大學歷史博士邵玉銘，他在紐約一個公開場合以英語一字一頓讀出殺氣騰騰的 period of mobiliza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communist rebellion；當念到suppression這個字時，第一個音節特重，印象極深。動員勘亂是什麼，個人的體驗是朋友打算經台灣回港省親，在紐約申請過境台灣簽證時被打回頭，原因不明。之後才知道，他跟海外「異議分子」走得近，被人打小報告。

很難想像了吧。不過三十年，高壓管治下的兩蔣台灣今天會是如此民主自由。 

人大框架出來之後這星期，熟悉的朋友從七天前的無語到這兩天走出來繼續爭取下去，這一轉進比想像為快。爭取民主的過程本來就是這樣，只是未來的策略如何還會有相當爭論。參與民主運動的都應該知道，沒有一場由頂至踵的運動會現炒現賣即叫即到，生活在快餐文化時代的人，習慣了時間和空間高度壓縮，以為三天兩頭即可臻此，事實是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近代的台灣民主化俱非如此。我常說的一樁歷史：辛亥革命發生時，孫中山先生正在美國四出奔走籌款推動革命，他是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巿一家旅館早上閱報才知革命成功。台灣則是另一例子，五十年代之後，台灣是只有姓蔣的才能當總統的封建；八十年代，人們還以為國民黨必會千秋萬代，孰料蔣經國開放黨禁，黨外抗戰四十年的努力漸見成果。

日本的民主運動持久戰

當然，也不是所有運動的道路都是如此，這要持續不懈的耐性，不言輕退的信念。日本六十年代初爆發反安保條約鬥爭，抗議岸信介政府與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延續《日美安保條約》。一九六○年五月十九日，岸信介政府在自民黨控制國會的情況下強行延續安保條約。六月，日本爆發大規模反政府運動，六月十五日，包括大學生、工人、農民等五百八十萬人舉行抗議示威。當晚，七千學生衝進國會與駐屯重兵的警察機動隊發生激烈衝突，東京大學文學部女學生樺美智子被打死。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小說《1Q84》也有描述這段情節，把樺美智子之死寫進小說並與小說主人翁小松拉上關係，「樺美智子被打死的時候，小松就在她身邊」。

即便如此，安保條約最後還是通過了，並在十年後的第二次安保鬥爭中再度續期，今天依然生效。若是從短期鬥爭角度來說，窮十年的兩次反安保條約運動可謂失敗之極，不過從更綿長的意義檢視，反安保運動至今生生不息，成為日本社會的良心彰顯。第一次安保鬥爭，岸信介找來黑社會頭子兒玉譽士夫拉攏黑幫住吉會等頭頭 組成「支持艾森豪威爾訪日委員會」，成員一萬八千人，企圖以黑勢力打擊反政府人士。結果這萬把人在幾百萬人面前變成一小撮，黑幫吃了大虧，自此不敢高調介入政治。日本社會一直有黑幫角色，十七世紀民間故事《水戶黃門》不乏這類人身影。安保鬥爭之後，黑幫由此退出上層公開政治活動流轉至今。

台灣民主化的觀照意義

日本的爭取民主主義之路是六十年的持久戰，台灣的民主化發展之途對低氣壓下的香港卻有一定參考價值。國民黨遷台後，蔣介石在反共氛圍下高壓統治，兒子蔣經國把在蘇聯留學時學得的政戰系統移植寶島，六四年裝甲兵團「湖口兵變」，一個中校級政戰軍官繳走兵團副司令趙志華的佩槍，事後政戰軍官連升兩級至少將，自 此政戰系統坐大。負責台灣內部保安的警備司令部則儼如納粹蓋世太保，作家李敖說，他的作品印刷時必須保密，否則警總人員會到廠把書搶走。類似的貓捉老鼠遊戲經常發生，台灣在冷戰年代，不僅是美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更是美國阻止中共蘇聯外擴的打手，主子的冷戰搖身一變成為台灣島內反共的熱戰，華盛頓默許 蔣家軍特統治。李敖的台灣大學同學劉大任憶述六十年代末赴美留學前夕的心情，可視為昔日台灣白色恐怖的註腳：「這個即將陸沉的地方，怎麼跑出去？」

然而，類似的高壓始終無法壓倒島內的茁壯民主，蔣家長期實施戒嚴，禁止組黨，非國民黨政界人士統稱「黨外」——這是中國近代史荒誕不經的一頁：光一個「黨」字即可代表執政國民黨而非其他黨派。五十年代初，黨外人士開始在地方選舉間有所得；但國民黨輔選機器龐大，更有比「蛇齋餅糉」厲害得多的政府政策補 足，黨外選舉工程吃力。不過，仍有黨外人物鍥而不捨，一步一足印，以「農村包圍城巿」政治游擊戰，單挑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政權。這些勇士，其中不乏今天已成台灣民主道路的傳奇人物，包括先選上台北巿議員、再以高票當選立法院委員及國大代表的康寧祥，黨外大老黃信介則遙作呼應。

這條漫長之路頗為唏噓。油站工人出身的康寧祥走的是議會挑戰建制的戰法，儘管當時國民黨控制立法院及國民大會，康寧祥等黨外議員以大衛戰巨人歌利亞的勇氣面對國民黨。但在七十年代的台灣，康寧祥的打進建制內部戰略不為社會認同，最親痛仇快的是他被喚作「康放水」，指他在政策論述傾向支持國民黨，有向政敵 「放水」之嫌。儘管如此，以選舉進入建制的路愈走愈寬，最後建構成令國民黨感到壓力的「朝小野大」格局，以立法院及地方議會黨外力量，挑戰威權統治。

康寧祥的農村包圍城巿

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黨外議員的信息幾乎難以在台灣大氣電波及印刷媒體得見。國民黨資源巨大，效力無遠弗屆，兩家全省大報《中國時報》報系及《聯合報》報 系老闆余紀忠及王惕吾皆為國民黨中常委，台灣的報禁規條對開設報社及報業用紙皆嚴格限制，客觀上收緊了第二種聲音的出現；三家電視台華視、中視及台視，不 是黨營便是政府或軍方控制，黨外在有限的空間無立錐之地，話語難以傳遞。精力充沛的康寧祥硬是在日常論政及黨外活動走出另一片天，尤其是他推動的刊物例如 《八十年代》、《首都早報》叫好叫座，膾炙人口，國民黨的八股文宣完全不是對手。 同一時期的台灣，黨外不止康寧祥這一支，還有更加激進的獨派，這派以理論大師史明為首，推崇暴力革命。康史兩派理念不同，卻非勢不兩立，內地作家余杰以外 來者身分端視康寧祥及史明兩派後得出證言，指出台灣到後來發生的真正變革，在於康史兩派「犬牙交錯與融會貫通」。具體可以體現在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互為扞格，互作融通，構成一股網羅各階層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巨大民間勢力。

二○一 三年，康寧祥自傳《台灣，打拼！》出版，五百多頁的內容引領出的是台灣黨外運動的韌性以及康寧祥的圓通。今天回看，康寧祥是大時代過客，他不是台人入局最 終得登大寶的李登輝，也不是天之驕子最後淪為伸手族的陳水扁。康寧祥沒有李登輝的謀略，李於一九九六年大選以參選人「必須大學畢業」的規例，逼退魅力超群 但中專程度的黃信介；也沒有陳水扁的年年台大第一名的優異生成績。康寧祥建立的功業是地方包圍中央策略，通過議會制衡行政部門。

香港今天若與七八十年代的台灣相比，客觀條件不一樣：美國控制台灣武器供應令蔣家大感壓力，對黨外活動難施重手整治，某程度留出了民主發展空間。但在另一 邊，國民黨強勢控制行政部門及大部分立法院議席，於這方面而言，香港泛民似乎比當年的康寧祥條件稍好。民主之路從來沒有複製，台灣民主是抗戰四十年，香港 泛民的民主之戰現在只是新階段開始，勉強來說，相同的是在野一方面對的是強大的執政機器。

梁啟超的台灣證言

台港民主之路如何驗證比併，不可能馬上就有答案。不過，一向被視為台灣民主運動溫和派始祖的康寧祥在《台灣，打拼！》特別提到一個人，那是梁啟超。上世紀 初梁啟超與台灣反日派林獻堂的長篇對話，成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一整世紀的格言，梁當時斷言清廷不會讓台灣在脫離日本後完全自治，建議研究愛爾蘭的溫和自治 模式。回憶錄中，康寧祥在總結一己爭取民主歷程對梁啟超念茲在茲，不在於梁啟超遊歷寶島後寫下如今原稿佚失的五十萬字《台灣遊記》，而是台灣民主圭臬的「台灣前途要靠台灣人打拼」這句話。

 

謝鳴謙：重溫六七年港英的霹靂手段

——雜談三本香港左派書

 【明報專訊】人大常委落閘之日，戴耀廷在集會上怒哮﹕「香港已進入公民抗命時代！」日前，陳佐洱又曾說中央會「懷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對付「佔中」。於是不少人就想到了那場席捲全港的「六七暴動」，並開始思考，香港會失控嗎？抗命會不會演變成流血衝突？

要回答這問題，就不得不回顧幾個導致「六七暴動」的原因。舉其要點，包括﹕一、當年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二、澳門左派在一九六六年成功「鬥垮」澳葡政府，令香港左派士氣大振；三、文革期間，新華社怕被北京「造反派」秋後算帳，於是發動鬥爭，向上表功；四、香港左派群眾缺乏獨立思考，盲從上級指揮；五、左派仇恨港英的殖民者身分，為了「愛國反殖」的民族大業可以奮不顧身；六、暴動期間，港英對左派的暴力鎮壓，使左派反擊起來更狂熱。以上幾點，合起來就釀成一場「完美風暴」，其中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一項，更與現時的氣候相近。

但若推敲一下以上二至五點，就會知道香港再出現一場「二一四暴動」的機會微乎其微。例如「佔中」沒有外力推波助瀾，它的領導者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表功；更重要的是，雖然「佔中」參與者和當年左派一樣義憤填膺，但他們念茲在茲的始終是「愛與和平」，和「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左派群眾相比實在是大相逕庭。不過，若單論第六點，即政府的鎮壓，卻難以斷言不會和當年一樣，成為激化社會運動的起因。尤其警隊內鷹派當道，如執法稍有不當不公，就有機會激起暴力對抗，將抗命推向極端，李飛所言的所謂「災難」，亦會弄假成真。因此，我們都應重溫一點「六七暴動」史，至於警隊中人，更應將當年一些過分嚴苛的鎮壓手法引以為戒。

港英「鎮暴」之名踐踏法治

在新近出版的論文集《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中，葉健民教授有一篇名為〈『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的文章，正好概括了當年港英如何以「鎮暴」之名，作出種種踐踏法治的行徑。其中，尤以《緊急措施條例》的多次修訂殺傷力最大。據葉教授所言，該條例授權港督可於他認為香港安全面臨危害的時候，會同行政局隨意制訂法例，甚至立法局亦無權干涉。於是暴動期間，港督多次修訂條例，「授權警方更大權力去沒收武器、封閉場所、要求市民提供姓名及住址資料、禁止藏有及散播煽動性資料及作煽動性演說和處理非法集會等」；部分修訂，更將定罪的門檻降低，「很多從前沒有足夠證據的個案，現在也可以輕易把有關人士入罪」。

據葉教授統計，在 2077 位被判囚的「暴動犯」中，有約 64%人根本不涉嚴重暴行，他們犯的僅是﹕不服從警方指示、侮辱警察、高喊口號、派發單張、在法庭辱罵法官，及參與非法集會等輕微罪行，若說這些「左仔左女」罪有應得，合該入獄，就實在是太不近情理了。至於其餘涉及「爆炸」和「藏有武器」的罪犯，亦各有六成「並未能被證實有直接參與這些犯罪行為」，例如部分人只是與藏有炸彈或武器的人同行，及經常出入藏有炸彈或武器的場所。

葉教授的文章為「暴動犯」的罪行分類提供了極珍貴的數字，但若想具體地知道部分左派人士蒙冤受屈的經過，就得看看張家偉的《傷城記﹕67 年那些事》了。張家偉在書中邀請了多位曾入獄的左派群眾（相對左派領袖而言），讓他們重述當年的暴動回憶。還記得該書於兩年前出版的時候，曾在媒體間興起了一陣為左派翻案的熱潮，書中的部分內容也曾被轉述，所以這裏就只為此書的部分章節作一些簡略介紹。

罷課香島學生遭圍捕

和今天的抗爭一樣，左派學生也曾組織罷課，並於當年六月停課一天；暴動期間，左校亦曾多次發動學生前往「奴化教育的黑指揮部」教育司署進行抗議；再加上左派學生自製炸彈的傳言時有所聞，因此不少警察都視左校學生為只懂搗亂的壞分子，恨不得將他們統統捉進監獄。於是當年的十一月，就發生了一場令五十三位香島中學師生被集體拘捕的事件。事緣當天三四位學生在放學後回家的途中，遇上幾位正在學校附近巡邏的警察，並被他們截停盤問，要求打開書包，但這幾位學生不服指令，甚至高舉拳頭、大叫口號，惹起爭執，結果雙方各自派人支援，香島師生更高唱紅歌。最後，被圍捕的五十三師生全被押返警署。這批香島師生只是喊口號、舉拳頭、唱紅歌，其中卻有二十二位被判刑。

在暴動尾聲，警察也曾搬演一齣以「違例泊車」為由將人拘捕的鬧劇。當年北角春秧街有一間名為「泉盛藥業」的藥房，原本不屬左派機構，但其中一位職員曾借用該公司的貨倉來和左派朋友一起寫傳單及大字報，因而被警方視為眼中釘。在六八年三月八日的早上，兩名警察走到藥房門前，指正在落貨的貨車違例停泊，並與職員爭論一番後不歡而散；當日下午，二十多名警員衝進藥房，用腳踢開辦公室大門，繼而拔槍指嚇正在開會的職員，並將其中五人拘捕。五人中，有四位從未參加左派活動。起初，五人均被控「違例泊車」，但數小時後卻改為「非法集會」。究竟理由何在？據警方解釋，他們被捕時正在辦公室開會。最後，五人全被判監三年。

左派記者 採訪期間被警毆

另外，《傷城記》亦詳述了當年多位左派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察無理毆打和拘捕的經過。當年《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等左派報章天天刊登甚具煽動性的文革式謾罵文章，自然為港英所深惡痛絕，因此當年共有十數名左派記者以各種罪名被判入獄。但當年港英鎮壓左派言論的最大手筆，始終要數最終釀成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三報事件」。

當年的八月九日凌晨，警察一舉逮捕了左派報章《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的主持人胡棣周、李少雄、潘懷偉、陳艷娟，以及承印三份報章的南昌印務公司經理翟暖暉（與前四位相比，後者只算左派的同情者）。早前，天地圖書正好出版了翟暖暉的《赤柱囚徒﹕翟暖暉憶「六七暴動」》，有心的讀者可憑此書了解當年部分「暴動犯」從被捕、提堂到入獄的程序。《赤柱囚徒》雖厚達六百多頁，但因翟暖暉的文筆亦莊亦諧，敘事之餘夾雜議論，把全書差不多所有人物（包括自己）都無傷大雅地戲謔一遍，且甚少悲憤之辭，讀來甚至能使人開懷，實在是一本回憶六七的妙趣之作。但礙於篇幅，這裏只提翟暖暉候審期間的一個小章節，從中或可窺見部分警察辦案時的態度。

被捕當日，翟暖暉在警察總部看見另外三位報人在座，於是向他們打一聲招呼，結果被在場警察報以﹕「×你老母呀，個樣（即咁）溝大聲！你估呢度係鬥委呀！唔准嘈！」過了一回，翟暖暉感到無聊，放煙在口，作勢點燃，又被報以「×你老母呀！你估呢度係鬥委呀！」他於是回嘴道﹕「你下令叫我唔好食，我就唔好食囉！」再過一會，一位「滿臉稚氣」的警員突然走到他面前，「用死魚般眼睛緊盯他」，同時吆喝﹕「我×你屎窟呀！」翟暖暉聞言大怒，反擊曰﹕「係唔係真係想×我屎窟窿？，我可以俾你！係唔係想向呢度×？係我就即刻除褲俾你×！」然後作勢解開褲帶，將警察擊退。結果，翟暖暉在翌日被押解至中央警署的途中，「理所當然」地受了一頓拳頭招呼。期間有警察喝道﹕「×佢老母，昨晚最牙擦就係佢！」，又有警察高叫﹕「一人招呼佢一槌啦！」

政府將如何對付佔中者？

以上章節，若在數年前閱讀，或會令很多讀者「政治不正確」地偷笑，但如今讀來，卻不免使人驚懼。本文無意醜化當年英勇抗敵的警察，他們使香港免於淪陷，應記一功，但必須指出的是，當年實在有不少無辜的左派群眾因港英粗暴的鎮壓手法而含冤受苦，永世不得翻身。但若有人說什麼「治亂世用重典」，那所謂重典，就只應用於真正的暴徒身上。現時「佔中」勢在必行，我們要問，究竟政府和警員會以何種態度對付佔中參與者？政府會不會以所謂「霹靂手段」鎮壓學生？會不會有人羅織罪名，以「違例泊車」之類將人拘捕？又會不會有人對被捕人士拳打腳踢，並以粗口問候？我不同意某些左派說的「先鎮後暴」論，因為無論港英如何橫蠻，左派亦絕不應放炸彈和刺殺警察，但我們始終無法否定港英之鎮壓確令左派的反擊愈趨激烈。

在此，我們提醒前線警員﹕內地的《國家安全法》早已高懸頭上，當你們執法，敬請保持克制，因為佔中之時，全場志士都只會平和地仰臥馬路，靜看中環那即將逝去的滿天璀璨，當你們手執他們的四肢，請緊記，香港將以何種速度墮落，就取決於閣下指力的強弱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