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rowd and a mob

余斌：CROWD 与 MOB

我的英语原本就是“硬读”（“硬着头皮读”之谓）的水平，多时不碰，再读英文书，自然更觉吃力。之所以还要自讨苦吃，实因何伟（Peter Hessler）《江城》（Rivertown）一书的中译本一时半会出不来（《甲骨文》更是无望），我却又急欲一睹为快。

何伟曾在中国生活多年，其不同于大多数外国人的经历以及对此间人与事的旺盛好奇心，已然令他深入到中国生活的皱褶之中。写作“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江城》时，他已有过两年在涪陵当“外教”的经历—— 一段愉快与不快交并的经历。有意思的是，书中写到他父亲来“探班”，他从父亲对中国生活的不适反应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他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国生活同化了。

这样的同化让很多中国人乐于奉送“中国通”的冠冕，但他显然只是在极有限的意义上被同化。何伟不是“汉学家”，不是“友好使者”能够框定的人物，也不属职业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以“中国通”自期、自许，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屑于成为公认的“中国通”、加拿大人大山那样的人，大山是当今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面孔之一，他的汉语比何伟溜得多，他以他的绝活赢得中国人的喝彩，也以此来参与对当代中国的礼赞。何伟对中国固然有“赞”，相比起来却显然更偏于“弹”。他对大山的不以为然、颇有微词也就顺理成章。事实上“微词”用在这里不大准确：这个词含有隐曲的挑剔、指责之意，有太多的中国气息，而何伟对大山式在中国的如鱼得水毋宁是直言不诲的，就像他对中国人与中国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处总是直率地指出一样。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江城》中写到的困惑：走在涪陵的稠人广众之间，他偶尔会陷入到恍惚之中，CROWD 与 MOB 之间的限界仿佛忽然变得难以厘定。CROWD，人群？MOB，暴民，暴徒？我因此去查字典，发现过去的印象大致不错，只是原本模模糊糊，这一查更澄清了 MOB 一词明显的贬义。有一词典就 MOB 给出的同义词里居然有 CROWD，让人莫明其妙，《牛津英汉双解词典》MOB 词条倒是用到了 CROWD：large disorderly crowd，esp one that has gathered to attack or cause mischief（无秩序的民众，尤指暴民）。CROWD（“民众”、“人群”）为中性词，怎可与 MOB 相提并论？

外国人来中国，第一印象十有八九便是人多，因到处能看到拥挤的人群，意识中 CROWD 频频出现，不足为奇。问题是，何伟从哪里看出了 CROWD 具有发展成为 MOB 的潜质？二者之间显然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嘛。我读的是网上下的电子书，待看完了想到回过头去复案，因读英文的吃力，一时已是找不到两个词捉对出现的语境和相关的议论。依稀记得是和当地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有关，因此就推论，在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谈论中，义和团也许可以称得上一段挥之不去的原型记忆，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来。是吗？也不全是。书中首次提到 MOB 是作者初到涪陵的时候，一年多以后，他在面对他的学生时脑子里居然又冒出这个词。同样的，原文找不出来了，好在虽然记不清原话，大意却还记得。作者是在面对学生就政治问题千篇一律的回答时产生的联想。

从老实安分的小地方大学生联想到“暴民”，似乎不着边际，联想的轨迹却历历分明，因他紧接着就谈到中国生活包括中国式教育中，“个人”的缺失，或者说，中国的语境中，健全的个人判断的难以形成，传统和现实都助成这一点。这算不得什么创见，鲁迅、周作人很多年以前就指出过这一点，且为此忧心忡忡。有独立健全判断的个人，恰是“暴民”的对立面，换句话说，从“民众”、“人群”到“暴民”的路，乃是“愚民”（作为名词动词皆可）铺就。何伟做他那番联想时提到了“文革”，当然算不得什么意外。“暴民”是乌合之众，唯其没有个人的判断，只剩下不可捉摸的群体性，其不可预测的破坏性简直难以想象。在此点上，可以套一句时行用语：“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反正我信。”

原文這裡：南方都市报

（小時學英文，先學 a man and a pan (我記得唔係 pen )，目下世道紛亂，d 警察叔叔開工時，真係應該搞清楚 a crowd and a mob 點分好喎——）

豁然否

虎溪岩，白鹿洞，轉下山逕看見它。有可能 completely 豁然嗎？（哈哈，哈，哈。）
就朝它走下去吧——

（題外話，若是硬要三名疑人選其一，其實我有 d 中意唐唐，又好尊敬唐媽媽。真係一 d 都冇講反話——）

山在有無

去看客家土樓，漫漫路遠，車子繞過一座又一座山，但見樹深峻蒼綠，沒來由地想，山在有無——然後便有環山的梯田，大幅小幅，一路上無處不在。
一心只想來看看這曾被美帝衛星偵測疑為軍事基地的異常建築，忘記了福建本來就是梯田之鄉。不期而遇，bonus。
當然知道，能讓八方遊客進進出出登堂入室的土樓，無非是留個樣子的景點了；這一程，山水好看，同行的人都很有趣。若是百世修來同船渡，我們又何止同車同船。

街巷不言

鼓浪嶼不是目的，既來之，則遊蕩之。
而它有點似澳門，或者面積放大了的長洲。搭乘的小輪就像不設座位的天星小輪。島上曾有十國領事館，可見屬兵家所爭之地。
只停留一個下午，看了功夫很潚洒的木偶戲。謝幕時發現操控者都是年輕女子——呀，技藝有傳人，好事。

鼓浪嶼的樹

天氣熱，三十六七度，暴曬。汗隔了衣衫小河一樣流呀流。風吹過，帶了樹的呼吸，微涼滲滲。下午兩點三十分遇見它。
傍晚時下起細雨。
水滑滑的磚石地一路濕漉漉送別到碼頭。

（一下唔覺意搞到有 d 龍友 feel 添——）

keep it simple...

電話有帶著，也開著，大概不會接聽。
電郵吧。yahoo 和 gmail 在要翻牆的地頭也很周張。問阿嫂借部 iphone 她會肯借——不過又何必自投羅網呢。Netbook 都唔帶。Keep it simple, be minimal. 本來輕省上路去得幾遠就幾遠。未出行已經行程有變，恐怕又要分段完成。那麼就，見步行步吧。

 

























（近日在看的書，想把它帶了路上看，免招煩，擱下……）

walk with me...

“I hope this message has the same effect on you as it did on me – then my forwarding it will be worth the effort.
A beautiful message about growing older –

Walk with me by the water, as I age…
...Damn, I forgot the words…”










（年年八月，常有驚嚇。發件人是本人中小學同學，現居全球 IT 業務最發達地區，佳偶天成，兒女成材；也還上班，必屬一份優閒差事，所有充滿人間智慧的警世箴言，都日中辦公時間轉傳發出的。時光荏苒，她垂垂關注友伴們早早打點身後事的溫馨提示，大概也指日可待矣——）

literarily iliterate

如果你看不見。是我的遺憾嗎？也許。
然則即或看見。也無非是，另一種遺憾。
是的，其之所遺，其之所憾，在人的一生本來就有一千種面容。

都說字裡行間。總是有跡可循。或者是，也許不。
同一行字。有人看成一千行。或只見得一個字。

識字總是好的——縱然由此長煩惱。

(literarily, we never bother to cross the line...)

唉，有幾難

有困難→找警察→有困難喎→difficult to find the police→警察喎→好難找（and so it goes...）

多「難」興邦。有幾難？自己去“ 這裡 ”

流亡者，有沒有通行證

六四後流亡 20年  詩人北島准返內地

[ 蘋果日報 ]  六四異見詩人北島今日將以嘉賓身份，出席在青海舉行的國際詩歌節。這是北島流亡海外 20 多年來，首次獲內地邀請回國參加官方活動。據悉，他此次回國是由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向中共政治局作擔保的。流亡海外的詩人貝嶺質疑當局欲分化流亡者，籲當局一視同仁，也讓他回國探望年邁的父母。

北島回國的消息，昨日由北京詩人歐陽江河在微博上最先透露，繼而引起內地詩歌愛好者和網民關注和熱議。據透露，北島前日還去北京 798藝術區，出席一個書法展。他今日將赴青海湖，以嘉賓詩人的身份，出席官方舉辦的第三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該詩歌節由青海省當局主辦，是西部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

北島的太太甘琦昨回應本報查詢時，對北島回國不願多談，僅指他此行「是朋友擔保的」，表示北島「希望低調不願成為新聞人物」。本報昨未能聯絡到北島本人。但據悉，他此次回國是由內地著名作家、中國作協主席、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鐵凝作擔保，向中共政治局提出申請獲批准的。鐵凝與北島都是上世紀 80年代初齊名冒升的文學新星，惟兩人後來前途迥異。

據了解，自六四流亡海外後， 20多年來北島一直被中共當局列入拒絕回國名單，僅 2001年其父病故，當局特准他回國奔喪。北島曾披露，他當時回國受到嚴密監控，不能離開北京，特殊原因要離京，需要特別審批。他還稱這幾年想回國，但一直被拒。故這次當局將他列為嘉賓特邀回國參加官方活動，令外界意外。

目前流亡台灣的內地異見詩人貝嶺，昨對北島回國表示祝賀。他指，中國政府一貫要流亡者「跪低」才准回國，「他們不但區別對待，還要你簽定協議，保證回去不涉政治活動」。貝嶺指，自去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及今年初中東阿拉伯國家爆發爭取民主的茉莉花革命集會後，中共無論對國內抑或海外流亡者的態度都轉惡，打壓劉曉波、艾未未，近日拒絕旅英作家馬建回國，可見一斑。

貝嶺希望北京當局一視同仁：「我也懇請鐵凝主席，用中國作協主席的身份，向中國政府為我進言請求，讓我也能回北京，探訪已經九年未見、雙腿不良於行的母親，已六年未見的父親。他們均已年近八十，無力飛台北和我見面。我也期望能和北島一樣，回祖國參加文學活動。」近年貝嶺曾數度回國，但每次都在海關被拒入境，並原機遣返。

來港任教 4年　避談六四

剛滿 62 歲的北島原名趙振開，北京出生，中學畢業後曾做地盤工， 70 年代開始寫作， 80 年代初聲名大噪，代表作包括 1976 年天安門「四五運動」時的《回答》，詩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已成為中國新詩名句。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北島因簽名支持學運被列入黑名單，六四後流亡海外，曾旅居七國，漂泊不定。 1994 年曾返國，但在北京入境時被遣送美國； 2001 年 10 月獲准回國為父奔喪。 2002 年他宣佈退出總部在美國的「中國人權」。

因不能回國，北島每次只能在香港與內地的家人見面。 2007 年他獲香港中文大學聘為教授，講授詩歌繙譯與欣賞，從此搬來香港，結束近 20 年歐美各國漂泊生活。來港後他一直低調，遠離政治，更避談六四。

北島先後出版 10 多部詩作、散文集，作品被譯成 20多種文字出版，並獲瑞典筆會文學獎、美國西部筆會中心自由寫作獎、古根海姆獎學金，美國藝術文學院終身榮譽院士等榮譽。他曾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是當今最受國際認可的中國詩人。

貝嶺、馬建被拒回國

去年底以來，中共對海內外異見者的打壓加劇，詩人貝嶺、旅居歐洲的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已入籍英國並持回鄉證的作家馬建等，最近都被拒回國。分析人士指，當局讓北島回國，實際上有分化打擊其他流亡者的動機。

杜絕「茉莉花革命」

六四後移居英國，並入籍英國的異見作家馬建，本月 2日與太太攜 4個幼小孩子，準備乘飛機回北京探親，但中國駐英大使館拒絕給他簽證，並表示「是北京方面不同意」。此前 7月 24日，馬建與廖天琪、貝嶺三人從深圳羅湖回國，也被拒入境。

過去 20多年，馬建一直可自由進出中國內地，惟回國後會受嚴密監視。他持有香港特區護照及回鄉證。馬建認為自己被拒入境，或與他近年高調談六四事件、出版涉及六四的作品有關。他指出，自劉曉波及艾未未事件後，中共對言論自由控制越來越嚴，獨立思想文化人處境也越來越差。北京擔心出現阿拉伯國家那樣的「茉莉花革命」，因而杜絕一切可能帶來燎原之火的異見分子。

另一方面，中共對異見流亡者區別對待。例如六四後流亡美國的異見學者劉再復，在低調多年後，終獲邀回國講學。而北島自 2007 年來香港任教後，也漸漸脫離論政，少涉時局，甚至受訪時，也盡量避開對內地敏感的話題，終於成為內地官方活動的賓客。
蘋果記者／英國廣播公司

美國會議員籲放劉曉波

中共「恩准」北島回國參加官方活動，無改其人權惡劣狀況的改善。聯合國任意拘押工作組（ UN 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上周一（ 1日）呼籲北京當局，釋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及其被軟禁的妻子劉霞後，美國國會湯姆蘭托斯（ Tom Lantos）人權小組的兩名共同主席——同是民主黨眾議員的麥高文（ James McGovern）及沃爾夫（ Frank Wolf），上周五（ 5日）亦發表公開聲明，支持該小組的呼籲，希望劉曉波夫婦早日團聚和自由平靜地生活。

這兩名美國資深國會議員指摘北京當局對付劉曉波的手段，違反國際法及世界人權宣言中禁止任意拘押和逮捕、公平審判、言論自由等規定，軟禁劉霞更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美國國會的人權小組會持續關注劉曉波夫婦的情況。

56 歲的劉曉波在 2009 年底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入獄 11年，去年 10月挪威公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不久，他在北京的妻子劉霞便一直被軟禁在家，外界無法與她聯絡。
法新社／蘋果記者

字與人遇

XX：
大作已拜讀。從前單篇看，文字的斷句祇覺佻皮，現在結集起來通稿一讀，風格明顯，味道就出來了。讀後滿腦子叮叮咚咚，有殘夢感。活了大半輩子，已充份曉得不斷的錯摸與偶遇，成就了我們的人生。
[……] ，不用耿耿。
天涼以後，或重提錦田之約，到時再聯絡。
YY

（呀哈，第一篇讀後感，經電郵，somewhat unexpected；是為記。至於那「殘夢感」，字之與人遇，本來就各花入各眼／各自對號入座／各適其適——私家對白貼這裡，發件人不會看見，然則世事無絕對，萬一看見了，唯有逐字厚酬、折現，又去吃一餐。是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一個人上了路，就回不了頭

蘋果側寫：艾未未出獄後首次訪談
初衷不改　信念未衰

我對我父親的最深印象，是他入過獄。在裏面的時候我常想起他，覺得自己比他艱難。他進國民黨的監獄時只有二十幾歲，而我進這個黨的獄時已是五十多歲了。我擔心出來的時候我兒子已經不認識我了。
把你關在裏面的時候，你會覺得天迅速黑下來了，每一刻都不一樣，沒那麼樂觀。關進去才知道。就像一個人的環境突然沒有氧氣了，說不受影響是不可能的。
你幾次問我有恐懼嗎我都承認我有，沒有人面對這些時不恐懼。只有你們這一代年輕人才對這種恐懼是陌生的，我和我的上一代從來沒有消除過。我曾形容我是走在一個黑洞裏，一個人上了路，就回不了頭。我告訴你我的軟肋是甚麼，是感情。在感情上我向來都是一個脆弱的人。
—艾未未


草場地， fake 工作室，青草依依。

他回來了。境外媒體聞風而動，他也只能在院落外寥寥數言，「我只想好好享受生活」。八十一天的黯淡無光，他有理由做此慨嘆。對於一直等待他回來的陌生人們，他坦承心存感激。

我是在銀行裏和他偶遇，他獨自一人，舊Ｔ恤，肥大褲子，拖鞋。回來當天理了頭髮。老樣子，笑咪咪的，眼神清澈又閃幵狡慧，瘦了十二公斤也仍然是個胖子。

「我去看你吧？」我說。
他痛快應道：「我手機號沒變，只是有人監聽。」
果然我去探訪之前就有國安知道，告知他不許接受我的採訪。

「我擔心就這樣悄無聲息」

幾個月來從那墨綠色大門前經過，心裏總是悲憤和委屈。那時艾未未生死未卜，外界所得隻言片語也淨是訛傳訛。極左派以為他此次絕無重獲自由的可能，公然嘲笑和惡意圍觀；大陸藝術界人人自危自保，集體噤聲，更有落井下石者，判斷他入獄是精心策劃—共產黨成全了他，令他名聲影響力更大。更多的人是從高聲吶喊到默默等待，時而樂觀時而悲觀。甚至引發了新移民潮，一些作家和外籍人士匆匆離開，對這國家的制度徹底絕望，喪失信心。我每晚都去的法國文化中心，學法語的白領們告訴我：艾未未都敢抓，何況我們？

當日他在機場似被綁架，頭套手銬一應俱全，拉到不知名的地方（後來得知是密雲），這個完全沒有司法程式和依據的手段，不是逮捕，更何談所謂審訊和定罪？

這些無視司法的人面對強大輿論之下的此種結局，又該怎樣交代？真正給政府抹黑的人是他們。這真是個恐怖的荒誕劇集。

如今官方也謹小慎微，只稱他是「有爭議的人」。

當日抓他的人和後來審訊他的人，都並不瞭解藝術家是甚麼。他剛進去時曾「狂妄」地示意：我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你們想像不到，我比劉曉波，胡佳，高智晟，這三個人加起來影響力還大。

外人太容易猜到了，他在裏面所受的訊問都是預備給他施以煽動顛覆政府的罪名。如同那三人。

他早年也說到：無非是恐嚇，綁架，失蹤，這個集團沒有想像力，他們不知道飛翔和自由的樂趣。

果然風雲席捲，從他失去自由的第一個小時，國外政界藝術界和民間都在關注和尋找這個「失蹤的人」。

而艾未未也只是揣測，那些時刻他孤立無援。對於失去自由的人來說，每一天都太過漫長。「我和外界徹底失去了聯繫，整個人置身在黑暗之中，我擔心我就這樣悄無聲息，沒人知道我在哪兒，永遠沒人知道。我就像粒小黃豆，掉在了地上，滾到了某個角落的地縫裏，發不出聲音，永遠被擱置在那兒」。

他曾暗自揣測若對方得逞，將會有多長的刑期。而他也計劃好了，若在獄中，仍然會做藝術，會把想好寫好的方案交由外界實施。那時他將是第一個在監獄裏做方案的藝術家，想到這裏他甚至欣慰起來：以往我不想去展覽現場，藉口說自己不想乘飛機。現在還用理由嗎？你不在現場，但你的思維和意志還能夠發生—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支撐的力量。困境對我來說從不是個結束，它意味着新的可能新的開始。

院落寧靜，工作室的年輕人照常工作，幾隻可愛的貓咪霸佔着桌椅在休憩。他太太路青仍同往常一樣，美麗溫婉，腳上塗着蔻丹。小阿姨清潔着 衞生，張羅着午飯。時有人來探訪，三三兩兩高聲寒暄。

就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沒發生那數月來的驚恐，擔憂，揣測，傷悲—路青笑意盈盈地看他。這個家庭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顯現的堅韌超出人們的想像。

他曾被成都警方打傷後開顱手術的疤痕仍依稀可見，腿腳常不由自主地搖晃，「出來後我記性一直不太好」。他非常在意他的生命力。

在裏面的第一天他睡的很好，早上是員警來叫醒他的。他滿意自己的狀態，他知道發生了這麼大的事還能夠睡着，證明了他的心理承受力。

床是鋼絲單人床，薄薄的褥子，他用身體能感覺到下面的鋼圈。艾未未吃過苦，他童年時睡過新疆流放地的土窯，青年時睡過紐約的地下室，維權上訪時睡過招待所的硬板床。他從前為失去自由的人吶喊，現在命運安排他有更深的體會。

但這是第一次有人在旁監視。「兩個年輕的孩子，十九歲，他們特別困，他們招誰惹誰了，要受這份罪？你在裏面還能想想你的『罪行』，盤算你的刑期，他們該想些甚麼呢？」

他們問：甚麼是藝術家？

他仍然愛着人們。他愛自由便會愛個體，他對體制抗衡多年，卻從未對個人產生惡感，哪怕是在四川受暴行，面對個人時他也仍盡量壓着怒火以尊重的語氣。就連始終在工作室外院落監視着的國安，他也報以同情：大熱的天，他們也不易，只是這麼古老的方式對於互聯網發達的今天，還有甚麼意義？

出來他才得知，外界盛傳他已遭受酷刑時，他的家人心痛着急地快要瘋了。在第四十五天，警方允許和路青見面時，他甚至想拒絕。「一切都是模糊的情況下，我不知道該和她說甚麼」。

「八十一天，五十二次審訊。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審訊通常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審訊的員警都是兩個人。他們用聊天的方式和我說話」。

他早年曾說過如果有一天他被捕，將會以沉默方式對抗，因為他根本不承認他們的司法系統。但進去後他改變了主意，「我覺得甚麼都可以說。本來這就不是一個司法程式，談不上審訊。這樣近的交流也許是個好方式。我相信這個國家的個體，他們也是人，擁有情感，擁有判斷力」。

他們甚至也壓根不瞭解他，問他「甚麼是藝術家？」

「他們說我頂多算個藝術工作者，又問我作品賣那麼多錢是否算詐騙」。他的溫和，坦誠，甚至是善意，令審訊漸漸變得艱難。他們該如何給他定罪？要有怎樣的驅動才能給這樣的人羅列一個罪名？

最後他們甚至討論了炸醬麪到底是黃麪醬的好吃還是雞蛋醬的更美味。在裏面，他自己洗內衣襪子，禁錮之下的最小的日常動作成為他幸福的時刻。在第三天，他被允許洗澡，「能洗澡真是太好了，你知道人在任何環境裏心裏都還有那麼多渴望，那麼多嚮往。不只是我，那些看守我的當兵的孩子們，他們也是人，也從未斷過信念和渴望」。

「我心裏仍然抱有希望，這個希望在這個國家的個人身上，而社會是由多個個體組成的，這堅定了我的信念」。

熱鬧的午餐時間，工作室的年輕人將桌上飯菜一掃而光，胖子站着將盤中的米飯吃完，搖搖晃晃地踱到院子裏，手裏拿着一本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的紀念手冊，翻開笑道：這裏面的任何一條他們都沒做到。

他本來不該在這裏的，若不是這種境況，他一定是在溫州動車事故的現場，依舊質詢，追問，登記亡者的名單，替他們向政府索要尊嚴。

他為這次媒體和民眾對動車事故的發聲感到欣慰，他在多年前就提供了範本： 1，生命的價值， 2，個人能做點甚麼？

「現在我好了傷疤忘了痛」

六年前訪問他時我還是個年輕孩子，我問他珍惜甚麼。他耐心地說：很多呀，一個人，一朵花，一張紙，一根頭髮。

一年前我問他害怕甚麼，他說：害怕走那麼遠回不來啦。胖子眼睛濕潤，一擊即中。

這樣的人愛自由，愛未來，他有權利像他形容的那樣，好好享受生活。

「我不走，哪也不去。只要沒危害到我和我家人的生命安全時我就不會離開。我在裏面的時候想，你們能這麼對我，不就是因為我沒有國外護照嗎？但是現在我好了傷疤忘了痛，人是有修復能力的。我一出來就不想走。我要繼續看幵，看幵這些變化」。

他對極權之下的手段，向來沒有過判斷失誤。但也從未喪失過任何樂觀的信心，他少有地嘲諷幵自己：我老有些錯覺。可能也正是因為我錯誤的判斷造成一系列的錯誤，才造成今天的局面。

而他相信自己不會有任何變化，他佩服諾貝爾獎作家赫塔米勒，她直到現在仍在各種場合談論關於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她是在為死去的人說話。那些人，沒人關注他們，沒人能聽到他們的聲音。而我們理應承擔這個」。

年輕人在網上跟他討論，這一代何去何從。他老實地講：沒理由讓你們在這兒跟他們抗爭下去，如果有條件，就出去，最起碼知道一下這世上還有別的生活，去看看甚麼是好的，你才能瞭解你和你同胞的處境。

後記：為了艾未未在目前生活裏應該獲得的平靜，我無法寫出他在獄中更多細節。他一直是年輕人的「大朋友」，理性，寬容，從未以他的知名藝術家身份居高臨下，也從未施以煽動。人們向來以為他這樣的人會暴躁勇猛，但他面對個人時總是予以最大程度的溫和和耐心。這個胖子是柔軟的，幽默的，他知道他在獄中時，外界有甚麼樣的人在傷害他，污蔑他，而他統統諒解，也悲憫他們。即便經歷了那樣黑暗的時刻，他還是相信光明。
撰文：鞠白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