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百年天缺
安裕周記：百年天缺
【明報專訊】聽到馬奎斯去世消息，想到的是早在幾十年前已經追求民族自主反對美國霸權的拉丁美洲文化旗手又少一人。今天反美是時髦的，每個國家每個城巿都有這片人：沒有政治成本，生命過得適愉，中央情報局連瞄你一眼都懶得瞄；半個世紀前反美卻是驚心動魄隨時身首異處，馬奎斯的前人、一九七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比誰都清楚。
閱讀馬奎斯有一千種方法，中國人民七十年代末已經透過陳馬奎斯李馬奎斯張馬奎斯的傷痕文學從另一個側面進入馬奎斯世界，他的說故事方式燃亮了脫下藍色解放裝的八億心靈，原來文學除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指導下的意識形態還有如此豐富的其他。職是之故，我不會認為莫言是走馬奎斯的舊路，因為當選擇權回到人民手上的時候，哪怕走的是一條看似別人的路都是欣喜的，畢竟是一己自由意志的彰顯。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西半球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強大聲音。這股大潮隨戰爭結束賦予拉美人民巨大生命力，新興國家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人們爭鄙棄像聶魯達的詩「在這裏，他們在遭受侮辱；在不當成人而被當成走獸」那樣的舊世界。追求獨立自主的思想和行動，在美國眼中是挑戰其成於十九世紀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影響美國利益，被視為企圖顛覆百年來「行之有效」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教條。
這些人當中，馬奎斯是其中之一，之前是聶魯達。
馬奎斯大去，文學評論家羅列出他的前半生：相交古巴領袖卡斯特羅，當過記者，之後是一天六包香煙寫出《百年孤寂》。在這部從原始社會說到資本主義年代的作品，無論有無認真讀過馬奎斯小說的，總會或多或少聽過小說的第一段﹕「許多年後，當邦迪亞面對行刑隊時，他就會想起父親帶他去找冰塊的那個遙遠下午。」倒敘手法帶出的是毫不掩飾的政治觸覺——行刑隊（death squard）。這是拉丁美洲暗無天日政治的特產，從字義來說，行刑隊是執行死刑的人員，但在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拉美，行刑隊是軍政府和獨裁政權用以格殺反對派的工具。一部歷久常新的文學作品第一段就是鬼見愁「行刑隊」，馬奎斯對獨裁的痛恨躍然而出。
「行刑隊」透現的政治立場
拉丁美洲文學是反抗文學，姑勿論西班人統治年代，抑或二戰之後的新世界，這是光榮的文學傳統。今天人們或會孜孜而論馬奎斯引起的爆炸文學，往往忽略這條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鬥爭長路。馬奎斯之前的第一位拉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聶魯達，走的路與馬奎斯幾乎二而為一，都是左派出身，不同的是馬奎斯是以記者的董狐之筆勾勒世間不公，聶魯達則是縱身投入政治，一手寫詩，一手外交。馬奎斯對聶魯達的文學與政治之路神交甚深，文學上，馬奎斯說過「於任何語言，聶魯達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詩人」；政治上，聶魯達在七十年代初智利左翼總統阿連德上台後，成為這個當時南美主要左翼政府的最有力支持者。
文學家的作品來自對事物觀察以及激情。從聶魯達到馬奎斯的作品令人感到無比生命力的背後，是拉丁美洲近二百年的命運，那是不能夠完全讓拉美人民自我掌握的民族命運。這要從十九世紀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一八二三年的一篇講話說起。當時，拿破崙戰爭基本結束了西班牙縱橫七海的霸權，西班牙在拉美的影響力大減，門羅提出一個論點，認為歐洲列強都應從拉美撤走，強調「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門羅這番講話經歷二百年至今，基調從未改變；「美洲人」這詞到了二十世紀初老羅斯福演繹為「美國人」，美國拒絕列強勢力入侵拉美，轉過頭來捋起衣袖親自演出。
老羅斯福對門羅主義的演繹構建了說英語的美洲王朝，他在「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之上加了被認為是催化反美力量抬頭的一句話 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說話輕輕，下手重重）。美國對拉美的戰略利益二百年間始終沒有改變，華盛頓要的是馴服的拉美而不是特立獨行的拉美。美國從拉美攫取經濟利益，從那裏找到便宜的蔗糖橡膠，還有數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更大的是地緣政治利益，經歷一戰之後，英國西班牙退走，美國坐穩西方世界龍頭，對拉美更是予取予攜。到了這時，美國毋須虛與委蛇speak softly，乾脆赤膊上陣揮舞大棒子big stick。聶魯達和馬奎斯文學成長日子，即是二戰前後交替時刻，舊王朝退隱，新王朝即來，一雞死一雞鳴。
馬奎斯的爭論
「黑手高懸霸主鞭」之下，自然出現從文學以至武裝的反抗怒潮，然而這其中也有相當爭論——秘魯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批評馬奎斯與古巴領袖卡斯特羅友好，是「卡斯特羅的禁臠作家」。對五六十年代已在拉丁美洲進行革命的一代來說，略薩此話或許脫離了他們一己的歷史框架，而以今天西方的拉丁美洲史觀看六十年來的拉美歷史，因為，馬奎斯與卡斯特羅論交始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古巴是拉美反對美國霸權的一面紅旗，卡斯特羅在加勒比海一隅美國虎視眈眈下構建至今仍令華府不敢造次的社會主義政權。馬奎斯便是在這一充滿戰意的年代結識卡斯特羅，而不是今天才與卡斯特羅論交。拉美的老左派認為，古巴雖是基建殘破，經濟不振，但教育和醫療水平在拉美首屈一指；古巴長年被美國當局實施禁運，撐頂風到今天。這種偏執無視古巴當局對人權的打壓，成為了馬奎斯政治上最為人爭論的一點。
話得說回來，像聶魯達和馬奎斯，他們的政治意識遠高於其文學意識，他們是政治家多於作家，沒有對故土獨立自由的追求，沒有對反霸的決心，《百年孤寂》不可能帶出如斯深邃的歷史觀照，聶魯達亦不會寫出〈一九四八年紀事〉以及批判美國種族歧視政策的長詩〈伐木者醒來吧〉。長時間的批判態度，客觀上構建成為聶魯達和馬奎斯的文學體系，只是經歷文學創作這一關口，聶魯達和馬奎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聶魯達加入智利共產黨，身體力行投入政治活動；馬奎斯則對回到記者行業比起當作家更為熱中，《綁架新聞》是馬奎斯假借記者身分回到從前的憶懷之旅，但更多的是通過記者敏銳視覺，找到他希望在字裏行間帶出的信息。
六七十年代的拉丁美洲核心焦點在智利。一九七○年，智利社會主義者阿連德大選得勝上台，他採行一連串措施，包括國有化大型企業，深化土地改革，不顧美國反對與古巴建交。美國尼克遜政府不能接受後園再有一個類似古巴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七三年，中央情報局密謀協助智利軍頭皮諾切特發動政變，阿連德政權被推翻，十二天後，在阿連德政府擔任駐法大使的聶魯達「前列腺癌」去世。四十年後的去年四月，聶魯達的屍骨再起於地下，智利共產黨要求證明詩人到底是死於惡疾，抑或如他生前司機所說是醫生注射有毒物質謀殺這位阿連德主要支持者。再此之前兩年的二○一一年，阿連德的遺骸亦被起於墓地，求證他是否死於自戕的一槍。
半殖民統治的歷史終結
今天，拉丁美洲二百年的殖民及半殖民歷史正走向結束之際，在自由之花燦爛盛放的日子裏，拉美人民以各種方式重新塑造那一段段歷史——阿連德和聶魯達的驗屍之舉，足以視為此一過程的體現；馬奎斯則在另一空間堅持反抗批判的左翼思想。文學評論家認為，馬奎斯是西班牙語文學四百年來最傑出的一人，從文學來說總覺得多少帶有客套之言，不過，倘人們從更深的肌理、即由此上溯至十九世紀初葉西班牙勢力逐漸撤出的大歷史看待馬奎斯和聶魯達諸君，當會明白，偉大的文學作品是站在拉美人民偉大的獨立鬥爭肩膀上。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說，馬奎斯去世帶來的是「一千年的孤寂和悲傷」，這種沉痛，只有身歷其史的才會明白，走了的不只是馬奎斯和聶魯達的肉身，而是隨同他們而去的民族解放金光大道，那是百年不遇的一道天缺。
【明報專訊】聽到馬奎斯去世消息，想到的是早在幾十年前已經追求民族自主反對美國霸權的拉丁美洲文化旗手又少一人。今天反美是時髦的，每個國家每個城巿都有這片人：沒有政治成本，生命過得適愉，中央情報局連瞄你一眼都懶得瞄；半個世紀前反美卻是驚心動魄隨時身首異處，馬奎斯的前人、一九七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比誰都清楚。
閱讀馬奎斯有一千種方法，中國人民七十年代末已經透過陳馬奎斯李馬奎斯張馬奎斯的傷痕文學從另一個側面進入馬奎斯世界，他的說故事方式燃亮了脫下藍色解放裝的八億心靈，原來文學除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指導下的意識形態還有如此豐富的其他。職是之故，我不會認為莫言是走馬奎斯的舊路，因為當選擇權回到人民手上的時候，哪怕走的是一條看似別人的路都是欣喜的，畢竟是一己自由意志的彰顯。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西半球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強大聲音。這股大潮隨戰爭結束賦予拉美人民巨大生命力，新興國家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人們爭鄙棄像聶魯達的詩「在這裏，他們在遭受侮辱；在不當成人而被當成走獸」那樣的舊世界。追求獨立自主的思想和行動，在美國眼中是挑戰其成於十九世紀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影響美國利益，被視為企圖顛覆百年來「行之有效」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教條。
這些人當中，馬奎斯是其中之一，之前是聶魯達。
馬奎斯大去，文學評論家羅列出他的前半生：相交古巴領袖卡斯特羅，當過記者，之後是一天六包香煙寫出《百年孤寂》。在這部從原始社會說到資本主義年代的作品，無論有無認真讀過馬奎斯小說的，總會或多或少聽過小說的第一段﹕「許多年後，當邦迪亞面對行刑隊時，他就會想起父親帶他去找冰塊的那個遙遠下午。」倒敘手法帶出的是毫不掩飾的政治觸覺——行刑隊（death squard）。這是拉丁美洲暗無天日政治的特產，從字義來說，行刑隊是執行死刑的人員，但在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拉美，行刑隊是軍政府和獨裁政權用以格殺反對派的工具。一部歷久常新的文學作品第一段就是鬼見愁「行刑隊」，馬奎斯對獨裁的痛恨躍然而出。
「行刑隊」透現的政治立場
拉丁美洲文學是反抗文學，姑勿論西班人統治年代，抑或二戰之後的新世界，這是光榮的文學傳統。今天人們或會孜孜而論馬奎斯引起的爆炸文學，往往忽略這條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鬥爭長路。馬奎斯之前的第一位拉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聶魯達，走的路與馬奎斯幾乎二而為一，都是左派出身，不同的是馬奎斯是以記者的董狐之筆勾勒世間不公，聶魯達則是縱身投入政治，一手寫詩，一手外交。馬奎斯對聶魯達的文學與政治之路神交甚深，文學上，馬奎斯說過「於任何語言，聶魯達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詩人」；政治上，聶魯達在七十年代初智利左翼總統阿連德上台後，成為這個當時南美主要左翼政府的最有力支持者。
文學家的作品來自對事物觀察以及激情。從聶魯達到馬奎斯的作品令人感到無比生命力的背後，是拉丁美洲近二百年的命運，那是不能夠完全讓拉美人民自我掌握的民族命運。這要從十九世紀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一八二三年的一篇講話說起。當時，拿破崙戰爭基本結束了西班牙縱橫七海的霸權，西班牙在拉美的影響力大減，門羅提出一個論點，認為歐洲列強都應從拉美撤走，強調「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門羅這番講話經歷二百年至今，基調從未改變；「美洲人」這詞到了二十世紀初老羅斯福演繹為「美國人」，美國拒絕列強勢力入侵拉美，轉過頭來捋起衣袖親自演出。
老羅斯福對門羅主義的演繹構建了說英語的美洲王朝，他在「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之上加了被認為是催化反美力量抬頭的一句話 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說話輕輕，下手重重）。美國對拉美的戰略利益二百年間始終沒有改變，華盛頓要的是馴服的拉美而不是特立獨行的拉美。美國從拉美攫取經濟利益，從那裏找到便宜的蔗糖橡膠，還有數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更大的是地緣政治利益，經歷一戰之後，英國西班牙退走，美國坐穩西方世界龍頭，對拉美更是予取予攜。到了這時，美國毋須虛與委蛇speak softly，乾脆赤膊上陣揮舞大棒子big stick。聶魯達和馬奎斯文學成長日子，即是二戰前後交替時刻，舊王朝退隱，新王朝即來，一雞死一雞鳴。
馬奎斯的爭論
「黑手高懸霸主鞭」之下，自然出現從文學以至武裝的反抗怒潮，然而這其中也有相當爭論——秘魯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批評馬奎斯與古巴領袖卡斯特羅友好，是「卡斯特羅的禁臠作家」。對五六十年代已在拉丁美洲進行革命的一代來說，略薩此話或許脫離了他們一己的歷史框架，而以今天西方的拉丁美洲史觀看六十年來的拉美歷史，因為，馬奎斯與卡斯特羅論交始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古巴是拉美反對美國霸權的一面紅旗，卡斯特羅在加勒比海一隅美國虎視眈眈下構建至今仍令華府不敢造次的社會主義政權。馬奎斯便是在這一充滿戰意的年代結識卡斯特羅，而不是今天才與卡斯特羅論交。拉美的老左派認為，古巴雖是基建殘破，經濟不振，但教育和醫療水平在拉美首屈一指；古巴長年被美國當局實施禁運，撐頂風到今天。這種偏執無視古巴當局對人權的打壓，成為了馬奎斯政治上最為人爭論的一點。
話得說回來，像聶魯達和馬奎斯，他們的政治意識遠高於其文學意識，他們是政治家多於作家，沒有對故土獨立自由的追求，沒有對反霸的決心，《百年孤寂》不可能帶出如斯深邃的歷史觀照，聶魯達亦不會寫出〈一九四八年紀事〉以及批判美國種族歧視政策的長詩〈伐木者醒來吧〉。長時間的批判態度，客觀上構建成為聶魯達和馬奎斯的文學體系，只是經歷文學創作這一關口，聶魯達和馬奎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聶魯達加入智利共產黨，身體力行投入政治活動；馬奎斯則對回到記者行業比起當作家更為熱中，《綁架新聞》是馬奎斯假借記者身分回到從前的憶懷之旅，但更多的是通過記者敏銳視覺，找到他希望在字裏行間帶出的信息。
六七十年代的拉丁美洲核心焦點在智利。一九七○年，智利社會主義者阿連德大選得勝上台，他採行一連串措施，包括國有化大型企業，深化土地改革，不顧美國反對與古巴建交。美國尼克遜政府不能接受後園再有一個類似古巴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七三年，中央情報局密謀協助智利軍頭皮諾切特發動政變，阿連德政權被推翻，十二天後，在阿連德政府擔任駐法大使的聶魯達「前列腺癌」去世。四十年後的去年四月，聶魯達的屍骨再起於地下，智利共產黨要求證明詩人到底是死於惡疾，抑或如他生前司機所說是醫生注射有毒物質謀殺這位阿連德主要支持者。再此之前兩年的二○一一年，阿連德的遺骸亦被起於墓地，求證他是否死於自戕的一槍。
半殖民統治的歷史終結
今天，拉丁美洲二百年的殖民及半殖民歷史正走向結束之際，在自由之花燦爛盛放的日子裏，拉美人民以各種方式重新塑造那一段段歷史——阿連德和聶魯達的驗屍之舉，足以視為此一過程的體現；馬奎斯則在另一空間堅持反抗批判的左翼思想。文學評論家認為，馬奎斯是西班牙語文學四百年來最傑出的一人，從文學來說總覺得多少帶有客套之言，不過，倘人們從更深的肌理、即由此上溯至十九世紀初葉西班牙勢力逐漸撤出的大歷史看待馬奎斯和聶魯達諸君，當會明白，偉大的文學作品是站在拉美人民偉大的獨立鬥爭肩膀上。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說，馬奎斯去世帶來的是「一千年的孤寂和悲傷」，這種沉痛，只有身歷其史的才會明白，走了的不只是馬奎斯和聶魯達的肉身，而是隨同他們而去的民族解放金光大道，那是百年不遇的一道天缺。
posted by misslok at
4/21/2014 03:10: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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