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時代

安裕周記：時代

【明報專訊】周六早上怔怔看了幾個鐘頭電視新聞，有直播也有兩三個鐘頭前發生的，周五深夜到周六凌晨的個別片段睡前已經看過。關上電視，站在窗前，望着朝陽初現人迹仍稀的街頭，想起方才看過的新聞片，想到一些歷史事件，雖然不是在香港發生，總覺得它們之間有着某種關連。

Max在臉書貼了三年前的日本電影《革命青春》劇照，這是川本三郎自傳《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電影版。妻夫木聰演得出色，電影調子極為沉鬱，劇情緩慢推進之下的張力卻大到不得了。那是六十年代末日本學運紀錄，按年份推斷應是第二次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運動。循此想起的是六十年代初第一次反安保條約運動，一九六○年六月五日，五百八十萬日本人民反對安保條約反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到訪，首相岸信介強行通過安保條約後下台。

周六凌晨出現中環街頭的防暴警察，頭盔後端有一塊保護墊。這是曾經天天在電視新聞看到的警察裝備：八十年代南韓學運喧天，總統是軍人出身的全斗煥，漢城街頭經常爆發警察學生衝突，南韓防暴警察頭上便是類似頭盔。我的一個當警察的同學多年前說，香港警方引入類似頭盔時，內部就叫這做「韓國帽」。

閃過腦海的還有一張黑白照片﹕一個學生倒臥血泊，旁邊一個女學生無助嚎哭。這是七十年代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的國民警衛軍開槍事件，時維美國學生反越戰最高峰時期。

黑白照片與電視直播平行浮現，四十年間時空交織，在槍棍出鞘與標語四起的瞬間，我們再次來到一個時代的面前。

岸信介和全斗煥在當政年代都是強勢政權，岸信介是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自民黨、從此一統天下的政治巨閥，在他後面的是美國。全斗煥當兵時是首都防衛司令和特戰部隊司令，後台也是美國。他們都信膺權力，岸信介信膺絕對國會優勢下的自民黨政權，全斗煥信膺絕對軍警武力之下的獨裁政體。表面上兩人南轅北轍，其實在管治國家這一層次，絕對的軍警武力與絕對的政治權力並無二樣，武力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武力，表達形式一模一樣——岸信介以警察機動部隊強力鎮壓反安保條約的學生，全斗煥以軍警槍彈殘酷打壓追求民主的學生。

日韓美的權威政治

日本與南韓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政治操作，是今天中共一些人念茲在茲的新權威主義。在國家形態從舊有體制轉變至民主體制的過程當中，由於出現各種各樣的遲緩狀况而未能馬上轉到民主政體，政治強人及組織會建立權威政治體制，通過高度強制性及行政軍事力量，以遂現所謂的「秩序」。岸信介的權威，是自民黨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的壓倒優勢，由以貫徹其管治意志；全斗煥則是赤赤裸的以武裝力量管治國政。一九六○年日本反安保條約有近六百萬人參加運動，八十年代的南韓天天都有反政府示威。這一進程卻是極其微妙，日本的是單一議題反對安保條約，南韓則是多議題從反對軍人政權到農民自主運動。數量的變化，折射出在權威統治下反對派的活動空間，不會因為擠壓而偃旗息鼓。

必須指出的是，岸信介也好，全斗煥也好，他們的權威統治到後來同樣面臨社會廣泛的質疑和挑戰，最終失去人民信任，國家機制無法轉動，只有下台一途。岸信介的政治任務是力保《日美安保條約》得到國會確認，一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是條約通過限期，五月十九日深夜，岸信介恃着自民黨的議會優勢強行通過條約。按照安排，《日美安保條約》將在國會通過之後三十日自動生效，到了六月十九日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不過，岸信介自知從此無法管治日本，一個月後提出內閣總辭，退出政壇。

池田勇人的政治寬容

岸信介退下，自民黨總裁兼首相職務落在通商產業省大臣池田勇人身上。這時的日本充滿不忿及憤懣，池田勇人是著名經濟專家，接任首相前夕，他在家中因着日本的未來陷入沉思，久久不發一言。機要秘書伊藤問他，面對如此局勢，你上台後會如何應對，池田勇人回答說，只有靠經濟政策，讓國民收入增一倍。池田勇人是日本近代經濟騰飛的中樞人物，日本在他任內實現經濟第二次起飛，推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了日本戰後最膾炙人口的大計，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更是池田勇人任內的不朽之作。

同樣強勢的全斗煥政權亦無法在強大的社會反對聲音裏硬撐下去。美國默許南韓軍隊在光州恣意鎮壓學生，駐韓美軍甚至作出軍事調動，以「北韓威脅」作為南韓軍警屠殺的掩飾套詞。光州事件之後，南韓人民構建更加廣袤的反政府網絡，不合作運動癱瘓全斗煥政權的部分運作。漢城奧運舉行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國際奧委會警告，南韓局勢如此下去，可能考慮取消奧運會主辦權。全斗煥至此知道大勢已去，強撐只會讓民族罪人惡名緊隨一生。南韓於是漸次出現民主生機，戰後近四十年的軍人統治傳統瓦解，獨裁政體分崩離析。

美兵殺學生失道德高地

所謂民主大國也有類似慘案，暴力程度與光州特戰部隊屠城不相上下。一九七○年五月四日，美國在學運最高潮時發生軍警槍殺大學生事件，俄亥俄州國民警衛軍向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學生開槍，十三秒內，以自動步槍、點四五口徑手槍以及霰彈槍連開六十七槍，當場打死四人打傷九人，其中一名傷者終身殘廢。這是美國軍隊公開屠殺國民的第一次，其後總統特委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接受調查的開槍軍人，聲稱「感到生命受威脅」，可是調查指出，開槍事件發生時，最接近學生的軍人在二百二十五呎外，平均距離為三百四十五呎。委員會強烈譴責開槍軍人，「the indiscriminate firing of rifles into a crowd of students and the deaths that followed were unnecessary, unwarranted, and inexcusable」（以來福槍朝着學生亂槍掃射導致有人死亡，是沒有需要、不能成立、不能饒恕）。

尼克遜一手揭櫫致反戰運動更激烈的越戰「越南化」，以及通過空襲柬埔寨使得戰火蔓延中南半島，他其實比岸信介和全斗煥都強悍、比他們有更大企圖心。饒是如此充滿戰鬥性格、饒是想出徵召「沉默大多數」為自己撐腰的一代梟雄，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後他失去了道德高地，最終在全國譴責國賊聲中倉皇辭廟，退隱山林。

日美韓歷史這三次政治嬗變俱有兩項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民間持續不息的社會抗爭，另一是獨夫在政治生命最後一刻幡然大悟。人們可以爭論說，岸信介是把政權交給黨內的池田勇人，這與尼克遜辭職後把權力交給同是共和黨的福特相若，與全斗煥退位讓給軍人出身的盧泰愚差不多，但這三次「禪讓」發生在人民不懈抗爭、槍桿警棍都用過的相對和平權力轉移。三國在兵臨城的凶險氣候勉強保住家國，強人的一念之轉，可說是其中之一原因。

人民因素改朝換代

話得說回來，岸信介全斗煥尼克遜的交出權力，是在人民呼聲不息的長年鬥爭壓力下發生。岸信介和全斗煥沒有寫下一己從當權到辭職的心路歷程，這是亞洲人的內向性格使然，卻令後世無以了解這一過程的內心變化。尼克遜晚年勤於筆耕，寫了不少叫好叫座著作，儘管他從無討論棄官下台之事，但似乎對政治自此有其另一重新的見解，一九八八年的《不戰而勝》（Victory without War），光從書名已能閱讀出這位昔年強悍總統的政治觀變化。至於一九九二年的《只爭朝夕》（Seize the Moment），令人想到的是留下身後名的人生哲學。尼克遜去世，《時代》周刊為他正名稱之為政治家（statesman），從政客變成政治家，一字之改，勾勒出來的是時代已變、潮流已變大氣候底下，軍政強勢已不足道，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1960年6月19日，《日美安保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日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一個月後首相岸信介提出內閣總辭。（網上圖片）

安裕：馬後桃花馬前雪

安裕周記：馬後桃花馬前雪

【明報專訊】王慧麟常常善意提醒我寫點六七十年代日本學運歷史，我通常唯唯諾諾之後總是沒有下文；年初鐵了心託朋友捎回一些史料，但因着這樣那樣原因丟在一角。前陣子清理書目，準備從六十年代初社會黨淺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當眾刺殺入手，再按反安保運動思路推展到京都大學西部講堂門楣上留傳至今的「獵戶座三顆星」赤軍標誌的時候，想不到香港這裏一場活生生的學運來到面前。

按既定安排，明天開始是大學生罷課，初步是一星期，其間各院校學生罷課，支持行動的老師將主持公開授課活動。對於罷課，社會上這一兩個星期的討論和爭論都很多，不一而足。這是好事，真理愈辯愈明；個別事件當中，部分人的說話不無輕薄之意，甫聽第一遍是莞爾一笑，再接下來卻有點不明所以，莫非他們從來沒有年輕過？

香港今天處身歷史交叉點，前頭是極地寒天抑或溫暖如春，以如今的政治氣候來看，前者機率高於後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香港政改框架決定，連特區前朝官員馬時亨也直呼保守，未來發展可以由此觀之。然而社會在人大決定公布後冒現一股不服之氣，馬頭直指北京，罷課活動是其一，「十一」之後潛而未發的佔領中環是其二。香港這千把平方公里的土地當下是「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的外弛內張，一場秋決，就在眼前。

香港有關大學生罷課的論爭，幾乎是一面倒的支持罷課一方勝出，連毛澤東周恩來的學運講話都給搬了出來，建制一方很難反駁。事實上今天的中共天下就是毛澤東這湖南教書先生打出來，如果把在法國留學大搞學運的周恩來鄧小平也算進去，學運其實便是中共發源地；辯無可辯，幾個照面這場爭論偃旗息鼓。至於所謂「學生不要學紅衛兵」之說也難讓人明白，中共今天仍然未敢全盤否定毛澤東，而且駸駸然有着替毛翻盤的政治氛圍隱現，北京來客這些話還是少說為妙，免得又觸着政治地雷。

感謝六十年代學生運動

今天一些論調認為學生運動或罷課是「搞事」，這是數典忘本的具體反映。必須指出，今天全球社會的多元開放，要感謝六十年代席捲世界的四場大型學運——影響最深遠的美國反越戰學運、法國的反教育制度學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學運、日本的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學運。這些運動都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葉，客觀而言，這些國家雖然制度不同，當時俱面臨戰後新生代的身分危機，在如何從靈魂深處評價自己及周遭社會的反省當中踟躕不前。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兵器入庫馬放南山，美蘇兩大陣營衝突隱而不發，遂而建構成虛幻的和平景象。美元所到之處眾皆低頭，西歐在馬歇爾計劃蔭護下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也因為韓戰經濟起飛，個別年份的經濟增長達到超過百分之十一，比起前兩年的中國經濟還要勇猛。生產技術提升，產能大幅飈增，資本主義世界進入消費主義時代，美國戰後最好的日子便是來自五十年代。然而在此一過程，進入高等院校的戰後嬰兒潮在優渥的生活環境沒有失去自己，他們以新的人生態度及價值觀看待世界，他們為失去公義的族群及社會現象抱打不平；他們兼具廣闊世界觀，看到越南戰場的侵略，也看到非洲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追求獨立的鬥爭；在國內，他們省察民權人權的不公，貧富懸殊的對立，以及如今成為社會最關切的環境污染惡化。

統治階層無力自我提升

建制階層對於學生運動的迅速發展措手不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反徵兵活動演變成萬人罷課、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因為在黑人區建體育館引發與警察激烈衝突；法國第五共和面對學生工人踏着沉重步伐走上街頭完全嚇呆；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學生戴着頭盔與警察機動部隊扭打更是匪夷所思；捷克學生隻身在布拉格街頭阻擋蘇軍坦克的影像長留人們胸臆。高高在上的統治階層無法明瞭像密西根大學學生海登（Tom Hayden）率領的學生組織「學生爭取民主社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發表的《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動機是關切美國南部的民權及冷戰軍備競賽，而是認為學生是受到「共黨分子」挑撥慫恿，大棒子迎頭擊下。

今天回看，這些都是正當公民社會的訴求與目標，是合理不已的期許，如今《休倫港宣言》更成為揭櫫現代學運的歷史文獻。然而，六十年代的統治階層沒有提升自己來了解學生運動，倒過來以扣帽子打棍子形式打擊擠壓。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例，美國海軍到校園徵兵，大學生群起反對，校方出動校警拘人，保守之極的加州州長列根認為須派出安全部門人員清查全校，保守派報章San Francisco Examiner更稱「該校已受紅色匪徒滲透」。換言之，五十年代麥卡錫的手法復活，一貫保守的傳媒無法在新時代置換新觀點，只得跟隨着建制的指揮棒共同起舞，成為打擊學生運動的另一支別動隊。同一時間，美國當局對學生領袖強力打壓，聯邦調查局長時期跟蹤海登，若干年後，海登以〈資訊自由法〉要求聯邦調查局交出當年的跟監紀錄，詳細程度令人嘆為觀止，跟監人員及線人某程度等於海登自己的一層皮膚。在自傳《重逢》（Reunion），海登列出多份文件，線人名字雖然塗黑，但跟監手法及緊貼程度，已達破壞人身自由的粗暴。

西方社會的無休止「內戰」

西方學運初發時符號滿天，從嬉皮到反越戰，從民權到女性解放，表面上眼花繚亂，幾經沉澱，學運其實帶出了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南北戰爭以降最全面的「內戰」。我在這裏用引號括着「內戰」一詞，是因為這是一場無形不見血的戰爭，年輕一代挑戰固有的價值標準及社會制約，於當時保守派的形容詞來說，學生是「朝時鐘的反方向擺動」。學運力量聚沙成塔，一九六八年，時任美國總統詹森放棄角逐連任，便是由於眼看社會的巨大壓力，無以為繼，只得黯然退下。學運力足動搖美國統治階層的權力架構及嬗變，但亦可以從側面看到，建制階層對學生施加的壓力，因此若是說今天香港學生在罷課前夕面對的壓力是讀數「三」，六十年代統治階層施予美法日捷學生身上的至少是「六」、「七」，甚至「八」、「九」。學生沛然莫之能禦的氣魄，來自其對社會的深刻了解及大眾鼓勵，尤其是著名知識分子的發聲，令改造社會的精神日益遠颺，其中包括耶魯大學校長布韋斯特（Kingman Brewster），他在一次演說中擲地有聲：假若年輕一代失去對正直及公義的信心，「我們勢必失去他們」。

回望歷史，學運沒有馬上改變世界，但長遠而言卻從根本上扭轉世界的軌迹——美國學運由此衍生出更為強大的社會認知，跨性別、跨族裔、跨階層的《平權法案》因此而生；法國學運改造了工薪階層的結構，終致出現打正社會主義旗號的國體；捷克儘管仍然被蘇聯坦克踐踏，卻由此演變成獨樹一幟的東歐反抗聲音，《七七憲章》觸動包括中國人民心靈；日本學運雖無法改變《日美安保條約》的本質，但催生出來的社會運動，從水銀中毒到成田機場修建的民權利益，縈繞至今，生生不息。

學生運動的長期策略

學生運動的強大生命力帶來改革社會動力，六十年代美國學運領袖吉特林（Todd Gitlin），在他被視為總結學運的著作《六十年代》（The Sixties）對學運發展有着至今仍振聾發瞶的總結。他指出，學運的本質是顛覆既有全部或部分秩序，進一步而改變世界，職是之故，學運毋庸置疑是艱辛的挑戰，而唯有這種挑戰才會帶來打壓。至此，這位出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者，總結學運永不言朽的核心：壓制不能作為學運失敗的藉口，學運其實是創造（creation）——勇氣與智慧的結晶。

吉特林鞭闢入裏的分析，到了佔領華爾街事件更見真章，他在二○一二年出版的《佔領國家﹕根源、精神，及佔領華爾街的承諾》（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指出，三星期的佔領華爾街抵得上六十年代的三年學運，佔領運動改變了美國政治面貌，連極右派的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也用「掠奪型資本家」一詞批評政敵，惟關鍵是如何在已然吸納廣大社會階層的基礎上，延續運動，改變建制。吉特林十幾年前由加大柏克萊分校轉到哥倫比亞大學，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後，學界對他不乏風言風語，如今看來，這位耄耋的社會學系教授依然心懷學運，壯心不已，準備另一場社會巨變的來臨。

待從頭，重溫六七

安裕周記：待從頭
【明報專訊】在可以說是幾乎早就知道結果的星期天下午，面書滿是一片憤怒，更多的是把照片換作黑色。戴耀廷的說法是「香港民主運動黑暗的一天」，這話說到特別是經歷回歸談判以迄回歸後十七年今天的一些人心坎，這些人情感上和理智上都難以接受三十多年的爭取變成今天這樣的結局。八月三十一日這個星期天，不論將來若何，都是香港民主歷程一個不能磨滅的日子。

蔡子強在《明報》的憶懷引發更多思考。我想起，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中共完全沒法對香港巿民作有形保證，難道只憑深圳幾塊正在開發的爛地就要信你「港人治港」這四字？今天的年輕人不能想像的是，最低限度在八十年代的前期與中期，中共雖仍是一黨專政，可當時那種氛圍令人感到這個受過十年極左思想愚弄的國家有著「覺今是而昨非」的決心；包括蔡子強在內的當年大學生，朦朧中或許感覺中共的民主前景比處於黨禁報禁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台灣為好。動員戡亂是什麼，我頭一次聽的時候還在美國，台灣新聞局長是芝加哥大學歷史博士邵玉銘，他在紐約一個公開場合以英語一字一頓讀出殺氣騰騰的 period of mobiliza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communist rebellion；當念到suppression這個字時，第一個音節特重，印象極深。動員勘亂是什麼，個人的體驗是朋友打算經台灣回港省親，在紐約申請過境台灣簽證時被打回頭，原因不明。之後才知道，他跟海外「異議分子」走得近，被人打小報告。

很難想像了吧。不過三十年，高壓管治下的兩蔣台灣今天會是如此民主自由。 

人大框架出來之後這星期，熟悉的朋友從七天前的無語到這兩天走出來繼續爭取下去，這一轉進比想像為快。爭取民主的過程本來就是這樣，只是未來的策略如何還會有相當爭論。參與民主運動的都應該知道，沒有一場由頂至踵的運動會現炒現賣即叫即到，生活在快餐文化時代的人，習慣了時間和空間高度壓縮，以為三天兩頭即可臻此，事實是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近代的台灣民主化俱非如此。我常說的一樁歷史：辛亥革命發生時，孫中山先生正在美國四出奔走籌款推動革命，他是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巿一家旅館早上閱報才知革命成功。台灣則是另一例子，五十年代之後，台灣是只有姓蔣的才能當總統的封建；八十年代，人們還以為國民黨必會千秋萬代，孰料蔣經國開放黨禁，黨外抗戰四十年的努力漸見成果。

日本的民主運動持久戰

當然，也不是所有運動的道路都是如此，這要持續不懈的耐性，不言輕退的信念。日本六十年代初爆發反安保條約鬥爭，抗議岸信介政府與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延續《日美安保條約》。一九六○年五月十九日，岸信介政府在自民黨控制國會的情況下強行延續安保條約。六月，日本爆發大規模反政府運動，六月十五日，包括大學生、工人、農民等五百八十萬人舉行抗議示威。當晚，七千學生衝進國會與駐屯重兵的警察機動隊發生激烈衝突，東京大學文學部女學生樺美智子被打死。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小說《1Q84》也有描述這段情節，把樺美智子之死寫進小說並與小說主人翁小松拉上關係，「樺美智子被打死的時候，小松就在她身邊」。

即便如此，安保條約最後還是通過了，並在十年後的第二次安保鬥爭中再度續期，今天依然生效。若是從短期鬥爭角度來說，窮十年的兩次反安保條約運動可謂失敗之極，不過從更綿長的意義檢視，反安保運動至今生生不息，成為日本社會的良心彰顯。第一次安保鬥爭，岸信介找來黑社會頭子兒玉譽士夫拉攏黑幫住吉會等頭頭 組成「支持艾森豪威爾訪日委員會」，成員一萬八千人，企圖以黑勢力打擊反政府人士。結果這萬把人在幾百萬人面前變成一小撮，黑幫吃了大虧，自此不敢高調介入政治。日本社會一直有黑幫角色，十七世紀民間故事《水戶黃門》不乏這類人身影。安保鬥爭之後，黑幫由此退出上層公開政治活動流轉至今。

台灣民主化的觀照意義

日本的爭取民主主義之路是六十年的持久戰，台灣的民主化發展之途對低氣壓下的香港卻有一定參考價值。國民黨遷台後，蔣介石在反共氛圍下高壓統治，兒子蔣經國把在蘇聯留學時學得的政戰系統移植寶島，六四年裝甲兵團「湖口兵變」，一個中校級政戰軍官繳走兵團副司令趙志華的佩槍，事後政戰軍官連升兩級至少將，自 此政戰系統坐大。負責台灣內部保安的警備司令部則儼如納粹蓋世太保，作家李敖說，他的作品印刷時必須保密，否則警總人員會到廠把書搶走。類似的貓捉老鼠遊戲經常發生，台灣在冷戰年代，不僅是美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更是美國阻止中共蘇聯外擴的打手，主子的冷戰搖身一變成為台灣島內反共的熱戰，華盛頓默許 蔣家軍特統治。李敖的台灣大學同學劉大任憶述六十年代末赴美留學前夕的心情，可視為昔日台灣白色恐怖的註腳：「這個即將陸沉的地方，怎麼跑出去？」

然而，類似的高壓始終無法壓倒島內的茁壯民主，蔣家長期實施戒嚴，禁止組黨，非國民黨政界人士統稱「黨外」——這是中國近代史荒誕不經的一頁：光一個「黨」字即可代表執政國民黨而非其他黨派。五十年代初，黨外人士開始在地方選舉間有所得；但國民黨輔選機器龐大，更有比「蛇齋餅糉」厲害得多的政府政策補 足，黨外選舉工程吃力。不過，仍有黨外人物鍥而不捨，一步一足印，以「農村包圍城巿」政治游擊戰，單挑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政權。這些勇士，其中不乏今天已成台灣民主道路的傳奇人物，包括先選上台北巿議員、再以高票當選立法院委員及國大代表的康寧祥，黨外大老黃信介則遙作呼應。

這條漫長之路頗為唏噓。油站工人出身的康寧祥走的是議會挑戰建制的戰法，儘管當時國民黨控制立法院及國民大會，康寧祥等黨外議員以大衛戰巨人歌利亞的勇氣面對國民黨。但在七十年代的台灣，康寧祥的打進建制內部戰略不為社會認同，最親痛仇快的是他被喚作「康放水」，指他在政策論述傾向支持國民黨，有向政敵 「放水」之嫌。儘管如此，以選舉進入建制的路愈走愈寬，最後建構成令國民黨感到壓力的「朝小野大」格局，以立法院及地方議會黨外力量，挑戰威權統治。

康寧祥的農村包圍城巿

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黨外議員的信息幾乎難以在台灣大氣電波及印刷媒體得見。國民黨資源巨大，效力無遠弗屆，兩家全省大報《中國時報》報系及《聯合報》報 系老闆余紀忠及王惕吾皆為國民黨中常委，台灣的報禁規條對開設報社及報業用紙皆嚴格限制，客觀上收緊了第二種聲音的出現；三家電視台華視、中視及台視，不 是黨營便是政府或軍方控制，黨外在有限的空間無立錐之地，話語難以傳遞。精力充沛的康寧祥硬是在日常論政及黨外活動走出另一片天，尤其是他推動的刊物例如 《八十年代》、《首都早報》叫好叫座，膾炙人口，國民黨的八股文宣完全不是對手。 同一時期的台灣，黨外不止康寧祥這一支，還有更加激進的獨派，這派以理論大師史明為首，推崇暴力革命。康史兩派理念不同，卻非勢不兩立，內地作家余杰以外 來者身分端視康寧祥及史明兩派後得出證言，指出台灣到後來發生的真正變革，在於康史兩派「犬牙交錯與融會貫通」。具體可以體現在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互為扞格，互作融通，構成一股網羅各階層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巨大民間勢力。

二○一 三年，康寧祥自傳《台灣，打拼！》出版，五百多頁的內容引領出的是台灣黨外運動的韌性以及康寧祥的圓通。今天回看，康寧祥是大時代過客，他不是台人入局最 終得登大寶的李登輝，也不是天之驕子最後淪為伸手族的陳水扁。康寧祥沒有李登輝的謀略，李於一九九六年大選以參選人「必須大學畢業」的規例，逼退魅力超群 但中專程度的黃信介；也沒有陳水扁的年年台大第一名的優異生成績。康寧祥建立的功業是地方包圍中央策略，通過議會制衡行政部門。

香港今天若與七八十年代的台灣相比，客觀條件不一樣：美國控制台灣武器供應令蔣家大感壓力，對黨外活動難施重手整治，某程度留出了民主發展空間。但在另一 邊，國民黨強勢控制行政部門及大部分立法院議席，於這方面而言，香港泛民似乎比當年的康寧祥條件稍好。民主之路從來沒有複製，台灣民主是抗戰四十年，香港 泛民的民主之戰現在只是新階段開始，勉強來說，相同的是在野一方面對的是強大的執政機器。

梁啟超的台灣證言

台港民主之路如何驗證比併，不可能馬上就有答案。不過，一向被視為台灣民主運動溫和派始祖的康寧祥在《台灣，打拼！》特別提到一個人，那是梁啟超。上世紀 初梁啟超與台灣反日派林獻堂的長篇對話，成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一整世紀的格言，梁當時斷言清廷不會讓台灣在脫離日本後完全自治，建議研究愛爾蘭的溫和自治 模式。回憶錄中，康寧祥在總結一己爭取民主歷程對梁啟超念茲在茲，不在於梁啟超遊歷寶島後寫下如今原稿佚失的五十萬字《台灣遊記》，而是台灣民主圭臬的「台灣前途要靠台灣人打拼」這句話。

 

謝鳴謙：重溫六七年港英的霹靂手段

——雜談三本香港左派書

 【明報專訊】人大常委落閘之日，戴耀廷在集會上怒哮﹕「香港已進入公民抗命時代！」日前，陳佐洱又曾說中央會「懷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對付「佔中」。於是不少人就想到了那場席捲全港的「六七暴動」，並開始思考，香港會失控嗎？抗命會不會演變成流血衝突？

要回答這問題，就不得不回顧幾個導致「六七暴動」的原因。舉其要點，包括﹕一、當年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二、澳門左派在一九六六年成功「鬥垮」澳葡政府，令香港左派士氣大振；三、文革期間，新華社怕被北京「造反派」秋後算帳，於是發動鬥爭，向上表功；四、香港左派群眾缺乏獨立思考，盲從上級指揮；五、左派仇恨港英的殖民者身分，為了「愛國反殖」的民族大業可以奮不顧身；六、暴動期間，港英對左派的暴力鎮壓，使左派反擊起來更狂熱。以上幾點，合起來就釀成一場「完美風暴」，其中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一項，更與現時的氣候相近。

但若推敲一下以上二至五點，就會知道香港再出現一場「二一四暴動」的機會微乎其微。例如「佔中」沒有外力推波助瀾，它的領導者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表功；更重要的是，雖然「佔中」參與者和當年左派一樣義憤填膺，但他們念茲在茲的始終是「愛與和平」，和「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左派群眾相比實在是大相逕庭。不過，若單論第六點，即政府的鎮壓，卻難以斷言不會和當年一樣，成為激化社會運動的起因。尤其警隊內鷹派當道，如執法稍有不當不公，就有機會激起暴力對抗，將抗命推向極端，李飛所言的所謂「災難」，亦會弄假成真。因此，我們都應重溫一點「六七暴動」史，至於警隊中人，更應將當年一些過分嚴苛的鎮壓手法引以為戒。

港英「鎮暴」之名踐踏法治

在新近出版的論文集《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中，葉健民教授有一篇名為〈『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的文章，正好概括了當年港英如何以「鎮暴」之名，作出種種踐踏法治的行徑。其中，尤以《緊急措施條例》的多次修訂殺傷力最大。據葉教授所言，該條例授權港督可於他認為香港安全面臨危害的時候，會同行政局隨意制訂法例，甚至立法局亦無權干涉。於是暴動期間，港督多次修訂條例，「授權警方更大權力去沒收武器、封閉場所、要求市民提供姓名及住址資料、禁止藏有及散播煽動性資料及作煽動性演說和處理非法集會等」；部分修訂，更將定罪的門檻降低，「很多從前沒有足夠證據的個案，現在也可以輕易把有關人士入罪」。

據葉教授統計，在 2077 位被判囚的「暴動犯」中，有約 64%人根本不涉嚴重暴行，他們犯的僅是﹕不服從警方指示、侮辱警察、高喊口號、派發單張、在法庭辱罵法官，及參與非法集會等輕微罪行，若說這些「左仔左女」罪有應得，合該入獄，就實在是太不近情理了。至於其餘涉及「爆炸」和「藏有武器」的罪犯，亦各有六成「並未能被證實有直接參與這些犯罪行為」，例如部分人只是與藏有炸彈或武器的人同行，及經常出入藏有炸彈或武器的場所。

葉教授的文章為「暴動犯」的罪行分類提供了極珍貴的數字，但若想具體地知道部分左派人士蒙冤受屈的經過，就得看看張家偉的《傷城記﹕67 年那些事》了。張家偉在書中邀請了多位曾入獄的左派群眾（相對左派領袖而言），讓他們重述當年的暴動回憶。還記得該書於兩年前出版的時候，曾在媒體間興起了一陣為左派翻案的熱潮，書中的部分內容也曾被轉述，所以這裏就只為此書的部分章節作一些簡略介紹。

罷課香島學生遭圍捕

和今天的抗爭一樣，左派學生也曾組織罷課，並於當年六月停課一天；暴動期間，左校亦曾多次發動學生前往「奴化教育的黑指揮部」教育司署進行抗議；再加上左派學生自製炸彈的傳言時有所聞，因此不少警察都視左校學生為只懂搗亂的壞分子，恨不得將他們統統捉進監獄。於是當年的十一月，就發生了一場令五十三位香島中學師生被集體拘捕的事件。事緣當天三四位學生在放學後回家的途中，遇上幾位正在學校附近巡邏的警察，並被他們截停盤問，要求打開書包，但這幾位學生不服指令，甚至高舉拳頭、大叫口號，惹起爭執，結果雙方各自派人支援，香島師生更高唱紅歌。最後，被圍捕的五十三師生全被押返警署。這批香島師生只是喊口號、舉拳頭、唱紅歌，其中卻有二十二位被判刑。

在暴動尾聲，警察也曾搬演一齣以「違例泊車」為由將人拘捕的鬧劇。當年北角春秧街有一間名為「泉盛藥業」的藥房，原本不屬左派機構，但其中一位職員曾借用該公司的貨倉來和左派朋友一起寫傳單及大字報，因而被警方視為眼中釘。在六八年三月八日的早上，兩名警察走到藥房門前，指正在落貨的貨車違例停泊，並與職員爭論一番後不歡而散；當日下午，二十多名警員衝進藥房，用腳踢開辦公室大門，繼而拔槍指嚇正在開會的職員，並將其中五人拘捕。五人中，有四位從未參加左派活動。起初，五人均被控「違例泊車」，但數小時後卻改為「非法集會」。究竟理由何在？據警方解釋，他們被捕時正在辦公室開會。最後，五人全被判監三年。

左派記者 採訪期間被警毆

另外，《傷城記》亦詳述了當年多位左派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察無理毆打和拘捕的經過。當年《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等左派報章天天刊登甚具煽動性的文革式謾罵文章，自然為港英所深惡痛絕，因此當年共有十數名左派記者以各種罪名被判入獄。但當年港英鎮壓左派言論的最大手筆，始終要數最終釀成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三報事件」。

當年的八月九日凌晨，警察一舉逮捕了左派報章《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的主持人胡棣周、李少雄、潘懷偉、陳艷娟，以及承印三份報章的南昌印務公司經理翟暖暉（與前四位相比，後者只算左派的同情者）。早前，天地圖書正好出版了翟暖暉的《赤柱囚徒﹕翟暖暉憶「六七暴動」》，有心的讀者可憑此書了解當年部分「暴動犯」從被捕、提堂到入獄的程序。《赤柱囚徒》雖厚達六百多頁，但因翟暖暉的文筆亦莊亦諧，敘事之餘夾雜議論，把全書差不多所有人物（包括自己）都無傷大雅地戲謔一遍，且甚少悲憤之辭，讀來甚至能使人開懷，實在是一本回憶六七的妙趣之作。但礙於篇幅，這裏只提翟暖暉候審期間的一個小章節，從中或可窺見部分警察辦案時的態度。

被捕當日，翟暖暉在警察總部看見另外三位報人在座，於是向他們打一聲招呼，結果被在場警察報以﹕「×你老母呀，個樣（即咁）溝大聲！你估呢度係鬥委呀！唔准嘈！」過了一回，翟暖暉感到無聊，放煙在口，作勢點燃，又被報以「×你老母呀！你估呢度係鬥委呀！」他於是回嘴道﹕「你下令叫我唔好食，我就唔好食囉！」再過一會，一位「滿臉稚氣」的警員突然走到他面前，「用死魚般眼睛緊盯他」，同時吆喝﹕「我×你屎窟呀！」翟暖暉聞言大怒，反擊曰﹕「係唔係真係想×我屎窟窿？，我可以俾你！係唔係想向呢度×？係我就即刻除褲俾你×！」然後作勢解開褲帶，將警察擊退。結果，翟暖暉在翌日被押解至中央警署的途中，「理所當然」地受了一頓拳頭招呼。期間有警察喝道﹕「×佢老母，昨晚最牙擦就係佢！」，又有警察高叫﹕「一人招呼佢一槌啦！」

政府將如何對付佔中者？

以上章節，若在數年前閱讀，或會令很多讀者「政治不正確」地偷笑，但如今讀來，卻不免使人驚懼。本文無意醜化當年英勇抗敵的警察，他們使香港免於淪陷，應記一功，但必須指出的是，當年實在有不少無辜的左派群眾因港英粗暴的鎮壓手法而含冤受苦，永世不得翻身。但若有人說什麼「治亂世用重典」，那所謂重典，就只應用於真正的暴徒身上。現時「佔中」勢在必行，我們要問，究竟政府和警員會以何種態度對付佔中參與者？政府會不會以所謂「霹靂手段」鎮壓學生？會不會有人羅織罪名，以「違例泊車」之類將人拘捕？又會不會有人對被捕人士拳打腳踢，並以粗口問候？我不同意某些左派說的「先鎮後暴」論，因為無論港英如何橫蠻，左派亦絕不應放炸彈和刺殺警察，但我們始終無法否定港英之鎮壓確令左派的反擊愈趨激烈。

在此，我們提醒前線警員﹕內地的《國家安全法》早已高懸頭上，當你們執法，敬請保持克制，因為佔中之時，全場志士都只會平和地仰臥馬路，靜看中環那即將逝去的滿天璀璨，當你們手執他們的四肢，請緊記，香港將以何種速度墮落，就取決於閣下指力的強弱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