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y 26, 2012

gone

一旦近在眼前,它卻於通往記憶之間長出一段永遠不可抵達的距離。

單憑樹的枝幹,不敢相認這是四十年前那同一棵樹。未免太不長樹齡了吧。以至於,站到枝葉蔭底也猶豫該不該此時此刻抬頭叩問,你的名字是槐、抑或魚木?

枝梢靜靜。風動時閃現白日的光。

逆了方向夾雜時日之綿綿,追望隔遠二樓班房,往空氣中傳發念想:薯梁,四十多年前那一堂生物課,你瞧瞧窗外霧雨中的樹,看看我,想也納悶這名白日夢組組長也有主動積極好奇發問時刻,之後回頭往黑板上寫,魚木。薯梁你也許還寫了它的英文生物學名;然則我既非你愛徒,除了中英文科偶爾時運到又八字與該學期老師的契合得得高分,生化理數皆是不堪提的呀。那麼又過了許多年,開始懷疑那些白滿一樹然後雨中落遍地的花,它的名字也許叫做槐,聽說薯梁你於某年回返天家了。

現在又過了二十四小時,照片儲存電腦,心平氣和面對相片中事實——樹已經不在了。

幾年前再見 miss L,提起小禮拜堂旁邊的樹,她想了想,說:有次打風,樹倒喇。在她說話當時,以及往後,倒是從來沒意圖記得這一段,而已。















Friday, May 25, 2012

oldies

台南很好。老街言語。
兩個月了都沒得定下心記點事——





















Tuesday, May 22, 2012

89522

(本日王丹的 facebook 有這麼一段,轉貼給看不見 fb 的人看看。時間之吊詭,也正在於人在這一刻的當下,無以確切知道,下一刻以何種面目到來——)


1989年5月22日:

晚上,四通集團總裁萬潤南找我談話,試圖勸撤。正好老萬現在也在每天記錄當年的事情,他又是這次會見的當事人, 請看當事人萬潤南 2012年5月20日寫下的回憶:

5月22日下午5:00至晚上9:30,历时四个半小时,我在国际饭店的彩虹厅召集了在广场上静坐的75所院校的学生代表,说服他们在午夜十二点之前立即撤出广场,并建议把这次行动冠名为“凯旋在子夜”。

为什么是国际饭店?因为那里离天安门广场近,距离广场更近的北京饭店当天借不到那么大的地方。那时候国际饭店刚开张,彩虹厅是一个中餐厅,好像尚未启用,装潢得美轮美奂。

当我看到从广场上找来的学生代表一个个面有菜色、鱼贯走进国际饭店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我了解,许多朋友已经努力过了,都没有成功,我也不会创造奇迹。我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当局还没有开枪,我就还有再作了一次努力的时间和空间。

我注意到大厅后面出现了一排黑衣人,他们不停地照相,有人夸张地、高高举着袖珍录音机。似乎是想表明他们的存在,警告我要谨言慎行。我知道这是“有关部门”的朋友,便笑着和他们打了一个招呼。

后来我看到了他们写的情况通报,应该说,写得很客观,内容基本属实。

报告是这样写的:“下午四时许,四通集团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在会上,他首先肯定学生们的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万润南说,‘同学们,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离回校,这样,你们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

报告里没有提及我批评学生的两段话。

当有人说“学生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撤,有人要留,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我说:“你们争取民主,自己的行为方式就应该符合民主程序的规范。你们现在是小喇叭服从大喇叭,嗓门小的服从嗓门大的,调门低的服从调门高的,谁嗓门大,谁激进,谁就有领导权。这难道就是民主?”

当听到有人说不撤的主要原因是“怕走了会使市民伤心,这样就是出卖那些拼死为我们拦军车的北京市民”的时候,我愤怒了。我说:“如果你们不撤,流血的首先是北京市民。你们处在台风的风眼,反而相对安全些。市民拼命挡军车,是因为你们在广场坐着,他们是怕军车碾压了你们。如果你们撤了。他们还有必要挡军车吗?你们坚持不撤,难道是想逼着让北京市民为你们流血吗?”

我希望学生一定“要审时度势,考虑现在的处境和状况,听取各阶层的反响及国际反应,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变化。再坐下去,无异于给军队提供镇压的理由。如果发生流血的结果,对这次运动,乃至整个民族、国家,都将是灾难。”

我说,你们可以提出撤离的条件。“有关部门”的报告是这样记录的:“当然,撤退,我们是有条件的,第一,就是军队回去,学生回校;第二,取销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第四条,拥护赵紫阳同志。”

我查对了当天对话的录音记录,发现第一、第二条靠谱。第三、第四条却简单化了,不够完整、准确。

关于“李鹏下台”,我首先是批评学生,“国有国法,不能你们要打倒谁,谁就要下台。李鹏是人大任命的,要罢免他,必须根据宪法规定的民主程序。只有人大召开特别会议,多数通过才能让李鹏下台。”

关于“邓小平、杨尚昆光荣退休”,我原话是这样的:“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你们今天能够进大学读书,就是因为文革后邓主张恢复高考。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当然,邓也是这次强硬处理学运的‘总导演’。所以,不要用‘下台’这样伤感情的字眼,党内的事情按党章的规定办,可以建议邓小平、杨尚昆等老同志光荣退休,要承认他们的功劳,处理这次学运,可能是受到了汇报者的蒙蔽。这样说,可能对整个局势更有利。总之,一切提法都要尽量符合宪法和党章。”

关于“拥护赵紫阳”,我的原话是这样的:“现在,赵紫阳被解职的事情,只有海外的报道,国内并没有正式公布。对于赵紫阳提出的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的主张,我们应当继续正面肯定、表示拥护”。

我问到会的一位学生,谁在同学中比较有威望?有人告诉我:王丹。

我说,派人去把王丹找来。当晚10点左右,我从国际饭店彩虹厅赶到北京饭店的咖啡厅,单独会见了王丹。他处在一种极度疲劳的半昏睡状态,仿佛是被人架到我跟前的。对我的讲话,他反应很慢。我告诉他迫在眉睫的流血镇压,他说:“不会的。”我问他:“你认为会是怎样的?”他说:“最多是用棍棒把我们揍一顿,几个人合力把我们一个个抬出去。”

我估计这是有人根据1976年天安门运动的经验给他的误导。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经验既坑爹、也坑了孩子。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05/WANRUNNAN/15_1.shtml

Saturday, May 19, 2012

dear mom, my shadow is dead

讀點詩吧。
它夾在書頁間。票根,U.S. vs Jonhn Lennon.
10月3日星期二。電影院在 Pasadena;那是2006年,回去看我爸我媽。
日出日落。許多事膠著黏稠。氣壓低到貼地。
也是這個 blog 的誕生期。
時日如飛。再也回不去了——

A Letter From Home
Russell Edson

One night a man's shadow died. Slumping, it groped its heart and dripped down the wall into a dark stain on the floor in the shape of a man who died in his bedroom alone ...
The man writes home: Dear mom, my shadow is dead. I may have to be reborn, if you and dad are up to it, and have a new shadow attached ...
His mother writes back: Dear Ken, please don't count on it. In truth, dear, given another chance I think I would ask for an abortion ...


















Thursday, May 17, 2012

東師古村秋後算帳

誰救了陳光誠?東師古村秋後算帳
文:田雨聲

五月的鄉村,花紅柳綠。田野上,麥苗青青,金燦燦的油菜花開得正盛。位於沂蒙地區的東師古村,是中國一個普通鄉村。它的與衆不同,是因為村裏出了位盲人陳光誠。

一個盲人農民,因爲自學法律幫鄉親維權,成爲聞名四鄉的「陳律師」,被當地政府樹爲臨沂市「十大新聞人物」。同樣因爲維權行動,他又成爲當地政府的眼中釘而投入監獄,並在出獄後被長期限制自由隔絕於世。然而,他卻能從被上百看守圍成鐵桶般禁錮的家裏逃脫,遠赴北京進入美國大使館,創造了一個無法思議的傳奇。

已經沒有陳光誠的東師古村,依舊在官方嚴密的看管下。

晝伏夜奔

2012年4月20日,陳光誠已經好多天躺在床上沒起來了——決意逃離牢籠的他,用裝病來迷惑院子內嚴密監視的看守們。

根據陳光誠本人接受採訪時的叙述,結合他親屬和村民們的描述,可以勾勒出陳光誠逃出東師古村、逃離臨沂市的大致路徑。

與之前流傳的說法不同,陳光誠是20日白天逃跑的。趁看守們的疏忽,陳光誠在袁偉靜的幫助下翻越了自己家的圍墻。

翻牆的時候摔了下來,陳光誠傷了一條腿。他忍住疼痛,迅速摸到鄰居家的一個猪圈裏,躺下。這是早已計劃好的隱藏地點。他在那裏躺了幾個小時,一動不動,用耳朵仔細分辨看守巡查的脚步聲。

一直到周圍徹底沒有了聲響,陳光誠判斷應該夜深了,才摸索著尋找那條隔斷東西師古村的蒙河。一瘸一拐、跌跌撞撞、連滾帶爬,儘管是從小生長的熟悉的家鄉,儘管將村裏的道路和監控點像地圖一樣刻在了腦子裏,陳光誠仍然走了一晚上。一個盲人,要躲過監控點,還不能弄出動靜,並且通過摸索判斷所處的位置,陳光誠完成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夜晚也成爲陳光誠的優勢。盲人訓練出來比常人敏銳得多的聽覺,使他能够更早地發現旁人。一有動靜就停下來,在完全的寂靜中前進。 在東、西師古村之間有一個水淺沙平的河灣,是陳光誠小時候經常游泳的場所。這裏被看守們事後判斷爲陳光誠涉水過河的地點,所以在他逃走後將此地增加為監控點,派了一輛車兩個人。而陳光誠後來告訴家人,他走了一整晚,跌了幾百個跟頭,也曾經涉水過河,但最後還是通過那座小橋走進西師古村的。守衛小橋的看守怎麽沒發現?可能睡著了吧。

4月21日清晨約5時,一身泥水的陳光誠進入西師古村。一名遇到他的村民把他領到劉元成家。在臨沂市2006年的「計生風暴」中,59歲的劉元成幫女兒看家時遭到計生幹部的拘禁和毆打,陳光誠幫他維權,兩人成了朋友。

看到陳光誠,大吃一驚的劉元成趕緊把他藏到了家裏,派妻子去東師古村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家送信。陳光福不在家,陳光福的妻子任宗舉被領到劉元成家,見到了陳光誠。她隨後聯繫在臨沂市區的陳光福。任宗舉很謹慎,她沒有直接撥打丈夫的電話,而是接通了另一個朋友的手機,讓他把手機交給陳光福,告訴他:「光誠跑出來了。」

民間大營救

一年多沒有見到五弟的陳光福聽到這個消息,第一感覺並不是高興,而是疑慮和恐懼。他不相信在那麽嚴密的監控下,一個盲人能够逃走:「我第一感覺是他們故意放他逃走,然後在逃走的過程中製造個車禍,用這種方式結束這個事情。」有這種想法的不僅是他,幾天後陳光誠逃走的消息在村子裏傳開後,很多村民也不相信:「大家都認為是幹部把陳光誠禍害(害死)了,就說他逃走了。」西師古村的蘇先生說。 確認消息後,陳光福馬上聯繫北京的學者郭玉閃。

郭玉閃的直接反應也是吃驚和不相信,再三確認。陳光福說告訴他,消息確實,他的妻子已經見到陳光誠了。兩人商定,郭玉閃派車將陳光誠接到北京。

來自南京的網友珍珠當時正好和郭玉閃在一起,於是開車趕赴臨沂。

珍珠趕到的時候是4月22日,此時陳光誠已經被陳華開車送出了臨沂,將之藏在山東新泰市一個安全的地方。陳華是東師古村人,陳光誠家的近鄰,2006年因爲看不慣看守們對陳光誠的嚴密監管,與看守們起了衝突,因此被拘留10天。

陳光福請陳華的父親陳光存帶自己乘珍珠的車子趕到新泰市,終於找到了陳光誠。

儘管是一年多來首次與五弟見面,陳光福和陳光誠來不及多說話,就請珍珠載著陳光誠匆匆離去。

直到4月26日,陳光誠在北京進入美國大使館的消息傳開後,在東師古村和陳光誠家內外的看守們還不知道陳光誠已經逃走了。

陳光誠逃走整整一星期之後,當地政府獲悉這個消息。由雙堠鎮鎮長的張健帶隊,先到陳光誠家,確認陳光誠真的逃跑了,馬上將袁偉靜控制了起來。陳光福於4月27日淩晨被抓進沂南縣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用疲勞戰術加上毆打,逼問陳光誠逃走的詳情。

陳光福對村民朋友幫助陳光誠逃走非常感激,試圖保護他們,將事情全攬在自己身上。但他很快發現,政府已經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並將與陳光誠逃跑的相關人員全部抓了起來:陳華父子,審了兩天兩夜;劉元成夫妻,同樣審了兩天兩夜;連僅僅給陳光福送了個信的張順祥(音)也被抓了起來。

陳光福說,在政府的嚴酷打擊下,村民們「其實都非常害怕,但在關鍵時刻都能挺身而出。」

審問了兩天三夜後,陳光福於4月29日晚被送回家裏,發現自己享受了陳光誠的待遇——禁止出門,墻外被安裝了監控用的探照燈和攝像頭。

被上百人看管的「五瞎子」

距著名的孟良崮戰役故戰場僅僅幾公里之遙。東師古村位於山東臨沂市沂南縣雙堠鎮的最北部,北邊隔蒙河相望的西師古村則屬蒙陰縣垛莊鎮。

儘管陳光誠已經逃走半個多月了,這裏依舊戒備森嚴。東師古村四周幾個主要出入口——向東通往205國道的路口和橋頭、東南鄰村崖子村的橋頭、西北連接西師古村的小橋、西南通向京滬高速公路方向的路口,甚至連接東、西師古村的河灣和村東部的進村入口,都有人車把守。 2012年5月9日下午,東師古村外圍不同的監控點,至少可以發現7輛汽車、近二十名看守。

「五瞎子不是跑了麽,站崗的少多了。」東師古村民劉老漢把看守們統稱爲「站崗的」。據村民說,陳光誠逃跑之前,全村的看守約有百人,分兩班二十四小時駐守,從陳光誠家至村外設置了四、五層封鎖綫。

一位開三輪車的大嫂經常送客人到東師古村,對進村程序很熟悉:在村口檢查身份證,非本村村民需要先問清楚進村幹什麽以及所找何人,甚至派人跟著來客進入所去的村民家。遇到外地口音或者异地的身份證,看守們會更加嚴格盤查,要問清楚與本村村民的關係,「親戚,什麽親戚?朋友,家裏哪個的朋友?怎麽認識的?!」有時還讓該村民來領人。

而在陳光誠家附近,還有至少三道崗。其中一道崗直接進入了陳光誠家的院子內:「七、八個人,就坐那兒盯著光誠的屋子。」

除此以外,看守們還在村裏以及陳光誠家周圍安裝了手機信號屏蔽儀和大量電子監控攝像頭。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在囚禁期間傳遞出的一份影像資料顯示,有一個電子監控攝像頭就裝在她家的墻上,直對著院內。

看守們的任務,一是看管陳光誠及其家人,阻止他們與村民接觸:陳光誠和袁偉靜嚴格禁止走出院子,陳光誠的母親可以在看守的陪同下幹一些農活或購買一些生活必需品,期間陳光誠和袁偉靜多次受到看守們的毆打。另外一個任務是阻擋外人——2010年陳光誠出獄後,多批朋友和網友趕來試圖看望陳光誠,他們都在村外被攔截,很多人遭到殘酷的毆打和搶劫。

村民介紹,這些看守一部分是雙堠鎮的政府官員,大部分為雇傭的本鎮閑散人員。「我問他們是哪兒的,他們說是前街的。」劉老漢說,看守們天天來本村「上班」,幾年下來都面熟了,有時候他也與其中的人聊幾句。

開三輪車的大嫂曾經問過看守們的工資:每人每天工資八十元,包吃,食堂設在雙候鎮,每天按時將飯菜送到各個監控點。「不是八十,是每人每天一百元」。鄰近的泉橋村韓大爺說,看守陳光誠在當地是個很好的差事,都是縣裏和鎮裏與官員有關係的人,幾乎沒有周圍村莊的農民。他的話得到了劉老漢等東師古村村民的證實:「站崗的沒有一個是東師古的!」

東師古村約有居民一百五十戶、近五百人,大部分人早外打工,常年留守人口不足二百人,外來的上百名看守幾乎完全占領了這個村莊,本村村民說:「村裏成了他們的天下。」

鄉親的「陳律師」

曾有有種說法,稱東師古村以及附近的村民大部分都很敵視陳光誠。一是認爲陳光誠是美國特務,二是他的維權行爲抵抗政府給村民帶來了麻煩。

然而,無論是東師古村,還是鄰近鄉村的村民,都否認敵視陳光誠,他們說,陳光誠與村民有矛盾的說法,是看守陳光誠的官員冒充村民向外散布的。

東師古村的陳大娘說,陳光誠給村裏和周圍的老百姓幹了很多好事,大家當然是跟他站在一起的。西師古村的蘇先生說,老百姓雖然畏懼政府,心却是在陳光誠一邊的,陳光誠逃跑到西師古村的那天早晨,有很多人看到了,但沒有人報告政府,還給他引路,收留他。泉橋村韓大爺則直言:「五瞎子麽,他跟莊戶人一夥兒的,大多數人喜歡他。跟幹部對著(幹)。」

其實,陳光誠並不是一開始就跟政府和幹部水火不容,雙方至少曾經維持了一段比較長時間表面的平靜。

生於1971年11月12日的陳光誠,幼年因病造成雙目失明,18歲才進入本地盲校就讀小學。1996年,在青島盲校讀書的陳光誠獲悉鎮政府强行收取高額稅費,利用寒假到北京上訪,最終得到上級的幫助取消了不合理的稅費。1998年,陳光誠在學校讀到《半月談》,發現中央規定不允許搞「兩田制」,當年夏天他又一次到北京上訪,終止了村裏的「兩田制」。

兩次成功,燃起了陳光誠對法律的信心和熱情,開始潜心自學法律知識,並用在爲鄉親維權的實踐中:他替殘疾人狀告鎮政府,使殘疾人免除了本不應繳納的稅費;他幫村民狀告造紙廠,關停了河流水井的污染源……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裏,陳光誠還申請到英國聯邦基金20多萬扶貧資金,為東師古村打了一口163米的深水井,將管綫鋪設到每家每戶和本村的田頭,使全村人都吃上了清潔安全的「自來水」,田地實現了「自澆水」。

到2003年,陳光誠已經成為深受本地農民信賴的「陳律師」,四處求助的百姓絡繹不絕,他家的電話成了法律諮詢熱綫。這一年,他入選「國際訪問者計劃」,被邀請到美國訪問。

雖然陳光誠的維權行為損害了基層政府的利益和權威,但由於其獲得了輿論的大力支持,又有外國機構的介入,當地政府隱忍了他的「冒犯」,甚至有意將他樹為榜樣。同樣是2003年,陳光誠被評為臨沂市「十大新聞人物」,結婚儀式在電視台轉播,被宣傳爲臨沂的驕傲。 當然,村民們承認,並非所有村民在所有事情上都百分之百支持陳光誠。東師古村的劉老漢就認爲,陳光誠總找政府的錯誤,才惹怒了幹部,遭到報復,「政府幹事兒能沒點錯嗎?你總找錯誤,人家會願意?!」

陳光誠主持打的那口深水井,運行也並不順利。井打好後,移交給村委會,但村委很快又將管理權委托給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陳光福說他是「被騙」管理水井的,水井正常運行後,需要按照用水量向村民收取用於設備維護和支付抽水的電費,但有些村民們吃慣了不花錢的河水,不願意交費,所以管理水井是個「賠錢的工作」。

之後,這口水井經歷了設備損壞無錢維修而停水半年的困難,也經歷了管綫爆裂無法入戶的情况,更因爲設備老化造成抽水效率降低,只能靠提高水價來維持運行。儘管水價從最初的四角錢一立方漲到了目前的兩元錢一立方,這口井依然承擔著絕大多數東師古村村民飲用水的功能,「全村大約一百五十戶,最少一百四十戶喝這口井的水。」

村民劉老漢和陳大娘都證實,除了幾戶家境富裕的村民自己打井外,其他村民都依靠這口井生活,「是陳光誠給村裏辦的好事。」

國家的敵人

陳光誠與當地政府間表面的平靜也沒能長期維持下去。

為了幫村民維權,陳光誠已經得罪了鄉鎮政府和大量官員。到2005年,由於深度介入計劃生育維權事件,臨沂市政府終於與陳光誠「决裂」。

2004年7月9日,中共臨沂市委、臨沂市人民政府印發 (臨發〔2004〕18號)《關於加强新時期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决定》。2005年2月14日,臨沂市政府再次印發紅頭文件,「政府過高地估計了百姓的素質,依法辦事不行,必須采用更强硬的傳統手段」。

臨沂市由此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暴力「計劃生育運動」:抓人、打人、關人、强制結扎、强制墮胎、辦學習班……發生了很多駭人聽聞匪夷所思的慘劇。

接到大批鄉親的求助後,陳光誠趕赴北京尋求幫助。李建、滕彪、郭玉閃等學者和律師先後到臨沂調查,通過互聯網公布了調查報告,在國內各大網站引起了巨大反響。

2005年9月,國家計生委派員到臨沂調查。隨後,計生委官員承認,臨沂市個別縣鄉有關人員在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中,「確實存在違法行政、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行爲」,稱有關責任人已「被免職、被拘留或立案偵查」。

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說:「陳光誠為不是反對計劃生育政策。只是反對地方政府在執行計劃生育時的一些違法行為。」

顯然,臨沂市的政府官員並不這麽看。

2005年9月6日下午,陳光誠在北京朋友家中被自稱是山東省六名公安人員帶走,押回山東。7日晚約20時,陳光誠被送回到家中,政府人員二十四小時近距離看守,並屏蔽手機信號,隔絕於外界的聯繫——從這天起,陳光誠這名盲人正式成為住在家裏的囚徒。

初期,對陳光誠的看管並不像後來那麽嚴密。陳光誠夫妻還能想辦法見到其他村民,當他倆於2006年3月11日去縣政府上訪,獲得了很多村民的支持。那一天,數十名鎮政府人員將陳光誠等人圍堵在205國道上,造成車輛嚴重阻塞。

當日陳光誠被臨沂市警方從家中帶走。2006年6月11日,袁偉靜收到沂南縣公安局的刑事拘留通知書:陳光誠涉嫌「破壞公共財物罪」和「聚衆擾亂交通秩序罪」。

法院安排該案於8月18日開庭。在8月17日晚,陳光誠的辯護律師李方平、張立輝和許志永在趕赴臨沂途中,被六、七位不明身份的人誣陷偷包,然後被帶到派出所訊問,其中許志永遭到毆打並被訊問長達22個小時。而在8月18日,陳光誠的母親和妻子要求參加旁聽,被警察阻止。

開庭期間,沂南縣法院周邊「交通管制」,禁止任何人前往法院旁聽。

8 月24日,沂南法院宣判,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和「聚衆擾亂交通秩序罪」判處陳光城有期徒刑四年零三個月。

「一個盲人,怎麽犯故意毀壞財物罪和聚衆擾亂交通秩序罪?沂南縣法院荒唐透頂!」李勁松律師非常憤慨。此案歷經波折,此後又經過二審發回重審、重審再次判决等程序。最終於2007年1月12日,臨沂市中級法院對陳光誠案作出終審判决,維持原審判决,執行有期徒刑四年零三個月。

2007年2月9日,陳光誠被送往臨沂梨杭服刑。

獄裏獄外

2006年,陳光誠與溫家寶同時入選《時代》周刊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但在國內媒體的宣傳中,陳光誠的名字被刻意回避。他已經成爲這個國家的敵人。

陳光誠雖然被判刑囚禁,但他家周圍的守衛並未撤銷——陳光誠在監獄裏坐牢,而他的妻子袁偉靜代替他在家裏坐牢。當時,二十四小時守衛在陳光誠家周圍的看守只有二十多人,還基本在院子外面。

也正因為還有在院子內自由活動的空間,袁偉靜能够在2009年元旦通過電話向友人訴說自己的凄凉和監獄中光誠的悲慘。

袁偉靜說,看守絕多數是臨沂當地政府從本地雇傭的流氓,帶隊的是沂南縣雙堠鎮上的幹部,他們除了毆打陳光誠及其家人,封鎖陳光誠家院落外,還用其他方法折磨他們,例如給袁偉靜的手機發送惡毒肮髒的短信,甚至威脅到陳光誠的侄女,「男人怎麽可以向女人說出這麽噁心的話語?」

陳家人2008年底第一次獲准探監,看到陳光誠本人在監獄裏的情况更是不容樂觀:光誠看上去面黃肌瘦,健康狀况非常的差,他從2008年7月開始拉肚子一直拉到年底,每天少則三次,多則五次,整整拉了5個月。袁偉靜特意講到一個盲人在監獄裏承受的巨大心理壓力:在見面結束後,光誠被獄卒帶著往外走時,因為有台階,又沒人提醒他,他一脚踩空了——這種突然的陷落感讓陳光誠發出了充滿極度恐懼的尖叫聲。

幸運的是,他們熬到了陳光誠出獄的那一天。

2010年9月9日,服刑滿四年三個月的陳光誠被警車送回東師古村家中,見到了妻子和家人。

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陳光誠開始了另一輪在家的囚禁——家裏的圍墻上被安裝了監控攝像頭、手機屏蔽器、强光燈,陳光誠和袁偉靜被嚴禁外出,不允許去醫院看病,不允許女兒上學;不允許鄰居接近陳光誠家,甚至親屬都不允許見。「我只在他出獄時見過他一回,以後一年半再也沒見過。」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說。

2011年1月10日,南京女網友珍珠(何培蓉)隻身駕車前往東師古村試圖看望陳光誠,遭暴力襲擊,車窗玻璃被打碎,並被警察遣送到回家的高速路上。

圍觀東師古村

珍珠的行動揭開了外國媒體和國內網友奔赴東師古村探望陳光誠的浪潮。

2月13日,法國《世界報》等媒體三位駐華記者來到東師古村;2月14日,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來了;2月16日,美國CNN記者來了……他們無一例外在村外受到暴力阻截,看守們搶奪錄音機、錄像機等采訪設備,並將外媒記者們趕出臨沂。

國內網友更是一批批地前赴後繼。網友劉莎莎、記者石玉、作家慕容雪村、媒體人王小山……還有數以百計的上訪民衆結伴前往。他們受到了更殘酷的對待,暴力毆打、麻袋套頭拘禁,很多人被搜光財物後扭送出境,甚至被扔到荒郊野外。

此時,東師古村的看守已經擴充到約百人,而且在外圍有制服警察和交通警察的配合,在臨沂市周邊織成一張囚禁陳光誠的天羅地網。

被層層包圍的陳光誠夫婦可能不知道東師古村已經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但他們一直沒有放弃與外界聯繫的努力。

2011年2月10日,幾段陳光誠夫婦拍攝的視頻在海外網站曝光。陳光誠和袁偉靜在總長超過一個小時的視頻當中講述了出獄以來被囚禁的情况,也拍攝了看守監視其住所的鏡頭。陳光誠帶著墨鏡、穿著黑色夾克在視頻中說:「我從一個小監獄出來,進入一個更大的監獄」,「這些人站在我家的四個角落,窺視我的家庭,監督我們所做的一切……」

由於拍攝並送出這些視頻,陳光誠和袁偉靜支付了沉重的代價:幾天後,時任雙堠鎮黨委副書記的張健帶領幾十名看守闖進家中,對兩人進行了2個多小時的毆打和折磨,致使陳光誠一度昏迷。隨後,看守們用各種探測儀對家裏進行地毯式搜查,拿走了電腦、攝像機、照相機、錄像帶、充電器和手電筒等物品。

此後一年內,國內外各界對陳光誠的關注一浪高過一浪,却沒能改變陳光誠夫婦被更加嚴密囚禁的狀態。

2011年12月14日,曾饰演蝙蝠侠的好萊塢著名演員克裏斯蒂安•貝爾在北京宣傳電影《金陵十三釵》期間,乘車8小時來到東師古村試圖探望陳光誠,同樣在村口遭到身穿軍大衣的看守們的阻攔。「蝙蝠俠」受挫「軍大衣」的照片在網上流傳,中國現實遠比好萊塢電影更殘酷。 蝙蝠俠沒有成功,盲人陳光誠卻成功了。

逃出村莊之後,陳光誠進入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暫時躲避。他發佈了一段視頻,向總理溫家寶提出懲治罪犯、懲治腐敗和保護家人安全三點要求。其中,他提到:「我雖然自由了,我的擔心隨之而來,我的家人……還在他們的魔爪之中,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對他們實施迫害,可能由於我一離開會實施瘋狂的報復,這種報復可能會更加肆無忌憚。」

在中美兩方的高度介入和外界輿論的高度關注下,陳光誠的妻子和孩子很快被接到北京與他會合。但他的擔心還是變成現實:整整一星期後,東師古村的看守才得知陳光誠已經逃走,陰影籠罩了協助過他的村民和家人。


link:  “ 陳光誠哥哥陳光福口述 ”














左起:陳克貴母親任宗舉、父親陳光福和兒子陳富彬

Sunday, May 13, 2012

sadly, unchained melody

安裕:喟然四年

【明報專訊】今天的中國人民真是卑微得可以,汶川大地震都四年了,可是那些把小學生中學生壓得肝腦塗地的豆腐渣工程追究沒有一點進展。報上讀到的是遇難兒童家長只是要求當局一個「說法」,這是卑微不已的要求,只是要聽聽當局的解釋,和追究責任索取賠償還差十萬八千里。卻道是一個說法都沒有,記者採訪的家長是躲着跑着的受訪,彷彿豆腐渣工程是家長自己建出來而不是政府當局。

四年的概念是什麼?是奧運會由北京轉到倫敦,是美國總統由小布殊變成奧巴馬,是呱呱墮地的嬰兒今天上幼稚園,是剛進大學的少年變成學士袍在身的青年,是零天變成一千四百六十天。也許有人認為,在歷史長河裏四年是滄海一粟,不必只爭朝夕,更多的是說要向前看,不要讓歷史成為包袱。於是,幾百幾千鮮活的生命就這樣丟在凍結了的歷史時空裏,擱在那裏,永遠停在那裏。

錢鋼的《唐山大地震》有這樣的一段,唐山孤兒災後轉送到石家莊,「……到石家莊育紅學校時,綠豆粥和炸果子都預備好了,洗澡水也預備好了。水不冷不熱,不深不淺,據說巿委領導特地到澡堂瞧過,生怕水深淹了孩子……省市領導致歡迎詞,石家莊的小朋友致歡迎詞,接着是唐山孩子上台致應謝詞。那是一個13歲的男孩。他一上台,台下就有人哭了。他卻能控制住本人,繪聲繪色,講得清明確楚。只是說到『爸爸媽媽逝世了,是解放軍叔叔救了我』時,他掏脫手絹擦開了眼淚,但卻咬着牙沒哭作聲,進展了一會兒,又接着講下走。石家莊和唐山兩地的小朋友同台上演的時分,會場上傷心的氣氛達到了極點。瞧眾哭,正在後台的大人也哭,有個唐山孩子喊小芹的,她唱歌天真極了,瞧着她笑得那麼甜,真喊人受不了。為她伴奏的大人們哭成一片。坐正在台下的市委,忽然冠心病發作,昏倒正在地……」

淳樸未變

錢先生的《唐山大地震》讀過不止一次,每次翻到這些章節時總是不能自已,眼裏一熱。過了三十六年,當年無綫電視的新聞是怎樣報道我還清楚記得,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後時刻,是一年之內死了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的一九七六年,我卻從錢先生的字裏行間讀到了中國人民的美德。儘管那是身分不同,但有救死扶危的惻隱之心,書裏引述趕到北京中南海的唐山礦武裝部幹事曹國成說:「『首長啊,唐山全平啦!』李先念、陳永貴、紀登奎過來把我抱住了。記不清是誰說:『別急,別急,坐下來,喝口水,慢慢說……』所有人都問:怎麼樣?我說着就哭了起來:『首長啊!唐山一百萬人,至少有八十萬還被壓着吶!』在座的人都哭了。」

《唐山大地震》所以成為不朽的報道文學,是因為它的真實。「在座的人都哭了」,我完全相信是真的,一個已然缺了總理的國家,還在狠批鄧小平「翻案不得人心」,仍然「要把毛主席偉大革命旗幟進行到底」的年代,空虛的不僅是政治和信仰的六神無主,還有面對晴天霹靂無力回天的無助,那種內心深處的悲哀誰都明白。今天想起《唐山大地震》時掠過心頭是「今夕是何年」的感嘆,我無法把四年前的川震放在三十六年前的唐山來看,然而中國人民的淳樸厚實從來沒變,變了的是國家。

台灣民風

韓寒去了台灣一轉後寫了一篇〈太平洋的風〉,從台北換眼鏡到丟了手機看到台灣的民風。不到一天就有三十萬點擊率,轉載十三萬,在我們眼中看來,乘客丟了手機在的士裏,香港可以找馬路之友幫忙,找到的機率是有的,但應不致於丟了一個找到一個;換眼鏡卻得到一副隱形鏡片,我作為四眼一族倒是未聽過香港也有這些,卻是不只一次螺絲脫了隨便找家店都無償替你更換,問店員「幾多錢」的回應是淺淺一笑「唔使啦」。說的也是,一顆螺絲釘該如何收費,是一毛還是五毛還是一元,工料費外還有店員的工務費最後都免了。這不算是美德,但肯定是助人的風尚。韓寒在台北的遭遇也許會在香港重演,丟了手機尋回,換眼鏡不成卻有一副隱形眼鏡,這不是我們獨厚於韓寒,也不是什麼陰謀詭計要坑你一筆,而是我們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裏的教育。

忘記教育

香港有人天天大吹要搞國民教育,我在facebook看到陳雲把課本上載,那是常識科的配對題,其中兩則的答案安排是「香港回歸,就是一個被人領養的小孩——回到親生媽媽的懷抱」,「每年回歸紀念日——香港人都會熱烈慶祝」。我不會爭論這些,在七百萬人裏總會有人同意或者不同意,我想說的,如果這些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我們的下一代會變成怎樣?會是認為川震豆腐渣學校死難兒童家長不識大體給祖國抹黑,抑或是受外國勢力慫恿惡意醜詆國家。不要說這是杞人憂天,三年前六四二十周年,就有這些正紅旗下成長的大學生說出一模一樣的話:八九學運是給祖國抹黑、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動勢力資助;當然還有天安門沒有屠殺這些質疑,帶出來的是所謂「理性討論,平衡客觀」。我每次想起這八個字總會失笑,理性討論,說穿了就是偷換概念,這些破伎倆實在低水平得可以,今天我如果要研究秦始皇有沒有焚書坑儒,這可以是理性討論,二千年來留下的古籍不多,考古專家參與是必須的;但六四到底有沒有開槍有沒有殺人,有必要那種各打五十大板的「理性討論」?一九八九年看到天安門發生什麼事的人還沒有死光,今天仍然活得好好的,像候任特首梁振英,你去問這些人,馬上可以說出一大段現場所見。就等於你要知道香港下任特首姓甚名誰,不必討論也毋須理性,直接走去問就知道答案。

這是事出有因,包括香港在內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都在推行一種忘記教育,把所有官方認為不應該留在人民胸臆中的都忘得一乾二淨。在大陸,這種教育是通過強制政治課消音,然後再祭出一套名為大國崛起的邏輯加持,就像陳雲在facebook上載的那篇配對題一樣,「一百年前,清政府無能——外國人霸佔了很多中國的領土」;之後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從物理而言,這是實話,沒有中共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可以理解為共產黨救了中國。可是這類偽邏輯這幾年間很流行,原因很巿儈,moneytalks,有錢使得鬼推磨。韓寒在他們博文說了出來,「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遊艇而尊敬你的國民」,儘管韓寒欠缺了更廣袤的歷史感,台灣今天的民主是打拚回來的,不是國民黨的施予。

氣虛血弱

不過,韓寒訪台後的自我批判,從側面道出了今天大陸一些人的心結;而余英時教授早前寫給台灣朋友的一封信,對那些一心以為錢便是一切的中國人也許更殘酷:「稍知中國大陸內部真實情况的人,都不會為中共表面的『經濟繁榮』所惑。從中共『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這一點來看,這一政權已在無比的恐懼和慌亂之中,正符合『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古話。剛剛發生的薄熙來大案和陳光誠國際事件,都為我們提供了最可靠的事證」。八十二歲的余英時是錢賓四先生的學生,歷盡抗戰內戰,上下六十年,他看到的中華文化在這一甲子裏的清洗殆盡,也看到胖子的氣虛血弱。

今天中共的經濟起飛歷史上不止是它一國,戰後的日本亦曾經如此,也是先辦亞運再有奧運,接下來是世界博覽會,所不同的是日本早了四十年。不能欺騙我們說這是沒有先例,更不應說禮崩樂壞是因為沒有先例下的走錯路。我不會服氣。日本的起飛不在於經濟,更重要是社會上另一股力量的振興——新聞傳媒。七十年代田中角榮隻手遮天,《文藝春秋》一篇調查報道捅出田中接受美國飛機公司利益,田中就得下台;八十年代末,《朝日新聞》把利庫路特醜聞公諸於世,從竹下登到宮澤喜一統統落馬。你可以說今天日本仍是派閥割據黑金四起,但日本一天還有四大報,政客一天還不敢亂來胡來。

川震四周年揭示的不只是豆腐渣工程爛帳,也不單是官員尸位素餐,而是一個欠缺監督的大國的虛胖。這幾天讀報讀得喟然,想起四年前那張紅領巾小學生橫七豎八滿身厚灰壓死的那張照片,鼻頭再一次酸起來,這筆帳在這個國家若真的是沒法算清,我們上愧列祖列宗,下愧萬千黎民,再也說不上是人了。



余英時覆黃國昌先生書

國昌先生:

收到五月二日來信,附來「五四座談」大綱及蔡其達先生大文〈春祭,怎奈得暗黑鉤沉〉,十分感謝。

很多年前,我因為在《中國時報》上發表文字的關係,曾和蔡其達先生通過幾次信,他當時是負責編輯。其達先生學識廣博、專業精當、品德卓越,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不忘。現在讀到他的大文,看他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感到無比的憤慨。你們決定在五月六日「以座談方式探討『蔡其達事件』對台灣新聞自由與民主發展所蘊涵的意義,以及民間社會應該如何看待後續發展」,我完全贊同並全力支持。

我在美國遙看台灣這幾年來的政治變化,早已發生一種很深的憂慮。我覺得台灣有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你們所發起的「拒絕中時運動」和這次「五四座談」恰好證實了我的憂慮。

台灣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今天這一點點民主和自由的成果,體制雖已初具,基礎則尚未穩固。台灣知識人社群必須以維護民主、自由體制並促使它不斷成長,為最大的天職;稍有鬆懈,便必將落進中共的「統戰」謀略之中。「拒絕中時」和「五四座談」都是及時的「救亡」行動,足以將上述那一類商人和政客的原形展示出來,使廣大的台灣人民有普遍的警覺。

稍知中國大陸內部真實情況的人,都不會為中共表面的「經濟繁榮」所惑。從中共「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這一點來看,這一政權已在無比的恐懼和慌亂之中,正符合「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古話。剛剛發生的薄熙來大案和陳光誠國際事件,都為我們提供了最可靠的事證。這些事件不過是浮在水上的冰山一角,其下層的崩解動向可以想見。像中共這樣一個橫暴、下流、腐敗、殘忍的統治集團,是絕不可能獲得「穩定」的,現在大陸各地群體抗爭事件每年不下一、二十萬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說不定什麼時候局面失控,一種不能想像的解體局面便會突然出現。前蘇聯的崩潰並無絲毫外力在起作用,極權體制內部的無數矛盾才是逼使它走上滅亡的力量。

台灣有不少人患著「恐共症」,中共勢力之所以能透過政客與商人而滲透進來,便是由於這一心理因素的作祟。我盼望台灣知識人能在解除「恐共」心理方面,能發揮一點作用。

二O一二年五月四日 余英時


延伸讀: “春祭,怎奈得暗黑鉤沉”

Saturday, May 12, 2012

dear Bo$$ ...

(someone forwarded me this, 笑下啦,打工仔 ~~ )

Dear Bo$$,
In thi$ life, we all need $omething mo$t de$perately. I think you $hould be under$tanding of the need$ of u$, worker$ who have given $o much $upport including $weat and $ervice to your company. I am $ure you will gue$$ what I mean and re$pond $oon.

Your$ $incerely,
$ally $hih

Dear Sally,
I kNOw you have been working very hard. NOwadays, NOthing much has changed. You must have NOticed that our company is NOt doing NOticeably well as yet.
NOw the newspapers are saying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are NOt sure if the United States may go into aNOther recession. After the NOvember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ings may turn bad.
I have NOthing more to add NOw.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rs truly,
Manager

Friday, May 11, 2012

太平洋,風

韩寒:太平洋的风
(2012-05-10 03:21:27)

空客 320 降落在桃园机场。飞机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胜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也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大陆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大陆有钱了——确切的说,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的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了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酥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别的地方看看。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对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连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我们平安的走出了这家眼镜店,换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镜店承诺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镜做好,然后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残留下的镜片临时找了一个镜框凑合装了起来,告诉朋友,这个可以晚上用。这两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还是自己随机找的,要不真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组织方安排的,目的为了让大家增加对台湾的好感。

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大陆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但给我留下了比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鸿松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一天早上,我从酒店下楼,打了他的车去阳明山。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把手机拉在出租车上。我没有记下车牌号。朋友们忙着帮我联系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讯息,我也打给酒店,想让他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确认车牌号。一会儿,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我问他们,是查到车号了么?他们说,监控录像里讯息太多,还没有查到,但是刚才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回酒店,把一个手机交给了前台,说是一位从你们这里上车的先生遗落在车里的。。。。。。

说实话,我石化了。我问到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和名字,说我想酬谢你。王鸿松说,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桩,我们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刚和几个朋友环岛开了一圈,打算过一段时间来大陆旅行。他说他开计程车就是为了能够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还来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号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网上联系的。这顿时让我觉得两岸关系非常亲密。接着,他继续说,你有脸书么?我说,大陆的互联网没有脸……书。他说,哦,对哦,是哦。我不和你说了,有客人了,再联系哦。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的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他硬件不够新,也许他民粹也涌现,也许他民怨从不断,也许他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

这篇文章里不想谈论什么政治和体制。作为一个从大陆来的写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这些失落并不是来自于这几天浅显的旅行,而是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被埋下了这些种子;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在一个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伤害的环境之中;我失落在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要不停的考虑措辞,以免哪个地方说过了线;我失落在当他人以善意面对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失落在我们自己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够在台湾真正流传,而能在台湾流传的关于我们的大多是那些历史真相和社会批判,更让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们自己买了回去,用于更加了解我们自己。除了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几乎对一切都冷漠。这些冷漠和荒诞所催生的新闻都被世界各地的报纸不停的放在头版,虽然可以说这是官方的错,但无奈却也成了这个民族的注释。

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纵然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诟病。而我们,纵然我们有了丽兹卡尔顿和半岛酒店,有了 gucci 和 lv,我们的县长太太也许比他们最大的官员还要富有,我们随便一个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够他们拍二三十部电影,我们的世博会和奥运会他们永远办不起,但走在台湾的街头,面对着那些计程车司机,快餐店老板,路人们,我却一点自豪感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他们都拥有过,我们所炫耀的他们的纳税人不会答应,我们所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我们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让人感到自豪的。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个民族的一切,别的国家不会因为你国的富豪疯狂抢购了超级跑车和顶级游艇而尊敬你的国民。坐在空客 330 的机舱里,飞翔在两万英尺的高空,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们共享着太平洋的风,就让它吹过所有的一切。


(這樣的文字,會被和諧掉嗎——)

Tuesday, May 8, 2012

out there the moon

明月何皎皎,現在,窗外。
因想起,古詩十九: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卻與當下心情不相符呀,既不屬思婦,又無丈夫客行不歸,那麼就,傻瓜機妄行記之,雖然與眼前月之光華,差遠矣。。。



















Sunday, May 6, 2012

蘇曉康:追悼方勵之

普世價值的中國先知-追悼天文學家方勵之
(1936.2.12—2012.4.6)
蘇曉康 【2012/05/04 聯合報】

4月7日凌晨不到兩點,王丹從加州打來電話把我叫醒:「老方去世了!」我再也睡不著。

離開兩個人,我們沒法描述中國的八○年代,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方勵之。這是老方走後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而隨著歲月流逝,在大歷史,或大時間概念之下,方勵之的意義會越來越超過鄧小平。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先例:人類至今(並將永遠)記住伽利略;誰還知道當初迫害他的教皇姓啥名誰?

那麼就讓我從八○年代說起。

置身狼群的孤獨

我在國內沒見過老方。照例,我該叫「方老師」的,因我是晚輩;但在八○年代的「反革命」輩分上,我們算是「同輩」,於是就一口一個「老方」在海外叫起來了。八○年代有所謂「四大青年導師」,版本不一。我的版本是這四位:方勵之、溫元凱、李澤厚、金觀濤。我認識後面兩位;前面兩位,都在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可知它當年的厲害),我是到海外才遇見他們。

我跟方勵之可能相遇的一次機會,是1989年2月26日老布希在長城飯店舉行的總統告別宴會;一個選錯了時間、地點、客人的德州烤牛肉宴。我也在羅德大使邀請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名單上。那天傍晚,我坐輛小車往北京東郊趕去,沿途只見軍警林立、如臨大敵,我也不斷被警察攔住:「出示你的邀請函!」越接近那個飯店,攔截得越頻繁。我雖然一一過關,並最終落坐宴會席,同桌的還有另一位「青年導師」李澤厚,但是我們都不知道,那一路上瘋狂攔截的對象,只有一個方勵之,彷彿一個國家的整部機器在阻截一個人。這幅景觀,文革中都沒有出現過的,真是大開眼界。後來讀老方的回憶文字,才知道「當局採用的五大對策」:一是戒嚴截車,二是「最高特工」攔路阻截,三是「停擺公共交通」,四是陪同「散步」,五是「護送」到記者招待會。

在當代中國政治史上,這是具有多重意義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它測試了所謂「改革開放」的邊界,展現了中共初級的國際交往和外交禮儀的水準,也包括其社會監督控制技術──中共當年真是「小兒科」,社會監控技術也有一個「現代化」過程,也是經濟不「起飛」就沒錢去賣的。在另一端,這個事件也測試了中國異見者的承受力、公民社會的虛實。我覺得,後者其實更重要。一個極權社會的蛻化,必定導因於異見陣營的成長。當方勵之幾乎還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時候,你也別指望這個體制會收斂、社會能改善。

老方後來好像跟我描繪過他們當時的感覺:「就像在荒野裡被一群狼圍追。」這個形容,給我印象深極了。這也是對八○年代的另一種寫照(通常的說法是「開放」)。今天,它可以擴展到國內的無數維權律師、異見知識分子、訪民,無後台的民營老闆,甚至主張復辟文革的左派們。

本來方勵之搞的天體物理,就是「高處不勝寒」的一門學問,所以他注定寂寞。在八九天安門運動勃興之前,老方所處的「高處不勝寒」,則已在思想和政治異議之境;尤其他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建議大赦天下。他是一個科學家,本能地以科學規律質疑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還帶了點「知識的傲慢」:如愛因斯坦強調的,歐幾里得幾何學是哲學家發明的體系,它並不限於數學家,而是所有「愛智」者都應遵循的邏輯。它是各種學問的普適基礎。歐幾里德的書名是「原本」,而並非「幾何原本」。據傳,柏拉圖在他的學院門口寫著:「勿讓對幾何學無知者入內。」

徹底的「西化論」

方勵之的「前衛」,並沒有被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所重視。他們只琢磨「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思潮及其流變,也認為五四宣導的「科學與民主」過於「簡陋」,沒有承傳。其實在方勵之身上,我們恰恰可以看到「德」、「賽」兩先生的一種合體。

或者我們這樣說:梳理當代思潮演變,只見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卻不見方勵之的「普適」論說(他不採用「普世」一詞),乃是一種殘缺的「人文」觀,有點類似在現代思想史上,只見胡適,而不見丁文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方勵之獨特的「西化論」。1989年4月4日,也就是天安門學運噴發兩周前,他寫了一篇紀念「五四」七十年的文章〈從北京天文台看中國民主進程〉,從利瑪竇來華開始,梳理一部三百年「科學注入史」,結論是:

這一段科學注入史也許有助於我們從更長的歷史背景上來理解今天的民主困境。第一,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似還可以不必太悲觀,與三百年的科學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時間雖已不短,但還不致令我們完全氣餒;第二,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標準,像科學的原則和標準一樣,是普適的,無所謂「東法」或「西法」之分,只有落後與先進之分,正確與錯誤之分;第三,阻礙現代化和民主化注入中國文化的錯誤觀念,與阻礙科學注入中國文化的錯誤觀念是相似的,即各種版本的「中國特色」論。

這段思想,可以概括為一句方氏名言:「不存在一個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就像不存在有中國特色的物理學一樣。」時至今日,「中國模式」這個怪胎終於禍害全球,我們才得以返觀方勵之的先見之明,超越了許多理論家和人文學者。

八○年代的方勵之,崇尚利瑪竇「以輸出普適價值觀為使命」,他直言不諱:神父利瑪竇是文化侵略者中的先驅,「稱之為『文化侵略』實質不錯。武裝侵略的目的是攻城掠地,文化侵略的目的則是在價值觀上的『攻城掠地』。利瑪竇之所以遠離故土,經印度到中國,就是堅信,他信仰的價值體系,不但適用於Macerata和義大利,也適用於印度和中國。是普適的。他的使命就是『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的普適價值觀。(在我們的領域中,universal習慣譯為『普適』而非『普世』,強調的是,其適用範圍不但包括整個世界和世人,而且超過世界和世人。)」

在當代中國,有誰比方勵之更「全盤西化」嗎?我因《河殤》而頗為世人詬病「全盤西化」,今得方勵之為同道而幸甚焉。抨擊「西化」,今日已成「國情特殊論」的利器;反「西化」,亦不過是種種「有中國特色」、「中國傳統」、「中國模式」的遁詞而已。反之,徹底的「西化」,亦不過是「普適化」、「普世化」、令中國匯入世界潮流、令普世價值植入中國價值體系而已。

方勵之不僅在「思想史」上留下痕跡,他的經驗,還關乎極權制度下「科學家」的良知問題。中國科學界在毛時代,有極其惡劣的紀錄,乃眾所周知,其洋洋大觀者,便是「兩彈之父」錢學森,論證「利用太陽能可使糧食畝產達到幾十萬斤」,對「大躍進」推波助瀾,終使四千萬農民餓斃;連始作俑者毛澤東都說「上了科學家的當」。中共當道的六十年裡,整個知識界臣服、犬儒、同謀,這部恥辱史延續至今。「科學家」可以不問善惡,不管是非,助紂為虐。

科學家中有「反骨」者鳳毛麟角,方勵之是佼佼者。他不僅繼承了西歐聖賢和科學巨匠如歐幾里德、柏拉圖、伽利略、利瑪竇、愛因斯坦的知識和精神,更承傳了天文界先哲們反抗羅馬教廷野蠻「天禁」的勇氣,「就觀測天文學而言,大清二百多年,就是一張無字的大白紙,遠不如元朝。海禁,天禁,文字禁。若當時有網路,也會有網路禁。禁,禁,禁──一個價值體系衰亡的前兆」,他在「自由化的八十年代」,乃開風氣之先者,勇敢地向龐大的現代極權體制挑戰,並成為中國天字第一號政治犯(在逃)。

從天體到地球的「人權」

我終於見到老方和李淑嫻,是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他們的住所。李淑嫻熱情招待大家,老方則比較沉默。他們剛剛結束了那場舉世震驚的「大使館避難」到了海外。我不知道老方以前的性格,是隨和還是孤僻,但似乎他從此不苟言笑了,而他的文字則充滿幽默。比如,他提到中國政府要求他交一份「請求寬恕」的信,才能離開中國,那時梵蒂岡方面對他說,這種懺悔可以寫,特別是物理學家更可以寫,因為伽利略就寫過「認罪懺悔」,並表示很樂意代他草擬。

他們在東岸待的時間不長,老方就應聘到亞利桑那大學教書,移居土桑市去了。從此,我們只在人權組織的會議上相遇,延續二十年。流亡的方勵之,關心兩個極端:天體和地球上的人權。九○年代初,他出任紐約「中國人權」雙主席之一,我忝為理事,所以一年總要見上一面。很多年來,在帝國大廈高高在上的那個人權組織,籌款年年大幅上升,職員薪水朝大公司拉齊,卻對中國的人權狀況越來越隔膜,中國理事們也越來越坐不住,北島、王丹、劉賓雁皆先後退出。

方勵之也不是當陪襯的那種人。2005年初的理事會期間,他找我們幾個還沒走掉的中國理事說:人家不大樂意跟咱們玩兒,我們也別陪著。於是一眾人跟著他辭去理事,另起爐灶,慘澹經營一個捉襟見肘、只做實事的「新人權」。從那以後,我們只在網路上見面,開會討論。老方見識多、視野寬,論事洞若觀火,簡要透徹。一晃就到了2010年歲尾,我們相聚奧斯陸,用老方的話來說,是去給劉曉波「站腳助威」。

方勵之曾要求鄧小平釋放政治犯魏京生。他說他來奧斯陸,也是因為2010年的和平獎得主是一個「為爭取人權而服刑的政治犯」。他的科學家思路,看政治問題一針見血:一個國家GDP增加,並不自動減少NPP(政治犯數量);要使兩者「反相關」,就必須爭取人權。他的人權理念簡單清晰:「所有的人權公約,每一條的第一句話甚至第一個詞,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權問題上,必須落實到每一個人,只要在一個人的問題上不符合人權標準,那就是違背。」我記得余英時教授有一次跟我說,儒家的「仁」的意思,不是二人,而是「人人」。

方勵之還講了另一面。他說宇宙有兩類物質,主體是「暗物質」,不發光;還有不到百分之五的「重子物質」,能發光。宇宙就是因為它們而有了光。即使宇宙都這樣,小小地球上的人類,假如沒人肯做那「重子物質」,便是一片黑暗。

暮年歷劫兩大難

到奧斯陸見到的老方,除了蒼老,變化不大;心直口快的李淑嫻,卻形銷骨立,完全換了一個人。大家都心知他們三年前經歷了那場「老年喪子」的大難。

我是2007年10月間,從老方的摯友,也是當年在北京陪伴他遭遇「狼群圍追」的林培瑞教授那裡,間接獲知這個劫難:方家小兒子方哲,在亞利桑那罹難,死於一場老人駕車闖紅燈的車禍。我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淒涼,給老方發去一個電子郵件:「災難總是猝不及防地偷襲我們……」老方無言,只默默發來他們的「祭子文」:

方哲寡言。但不木訥,而極喜歡運動。北大物理系同事告訴李淑嫻:「校園裡每個球場上,都看得見你的小兒子。」高大,少言,身手矯健,這些特徵被警官學校的探子注意到了,方哲在101高中畢業時,就有人來動員他報考警校。他沒有答應。保鏢專業,不是他的興趣所在。不過,哲兒時常給我們當「保鏢」,在中國,也在美國。

我沒見過他們這個小兒子。身高一米八七,極喜歡運動,這樣的孩子,在美國該有多少歡樂啊。祭文中披露「六四」屠殺後,方哲曾隨父母進入美國大使官邸,然而兩天之後,他又祕密離開,藏在一輛車裡開出使館,再甩掉跟蹤。此後他竟一人在家等待避難於大使館的父母達一年之久。若將老方這段敘述,放置回屠殺後北京一派白色恐怖的氛圍中去,你可以想見,一個「國家公敵」的十幾歲的兒子,竟有如此的膽魄!再讀到他爸爸寫下「離奇的車禍,或許也是他在保護媽媽爸爸」這樣的告慰,直讀得我泫然淚下。

從奧斯陸回到土桑市半年多後,即第二年夏天,老方突「離奇」地染上「亞利桑那山谷熱」的怪病:高燒、寒顫、劇咳、嘔吐、關節浮腫、體重驟降、全身冒出水痘樣紅斑,「人皮如鬼皮也」,而且此病無藥可治。據老方兩個月後寫「簡報」〈親歷亞利桑那山谷熱〉通告友朋,他居然是靠醫院裡一位老護士的「特殊療法」,快速發汗降溫,奇蹟般地復原了。

但是過了半年,約2011年底我們間接得知,遠在土桑市的老方病得很厲害,心臟功能和腎功能均衰竭,醫生發現是他服用治肺的藥引起的。我記得老方敘述罹患「山谷熱」時,說他「左肺被該菌占領一半」。難道他還沒有逃出那一劫?但是,那次他的病情又被控制住,春天開學後居然又去教書了。

4月6日早晨,方勵之上課臨出門時,突然倒下。這次他真的走了。在他離去的空白中我才意識到,就流亡的慘烈而言,無人可以跟方勵之、李淑嫻夫婦相比,他們承擔了沒有底線的代價。先是他們的幼子,在三十多歲的黃金年華,無端殞命;三年後,老方又遭他自述的「從深層地下湧出復仇」的細菌偷襲,雖然他以頑強的生命力搏鬥了三番,終究是上了年紀的人,把老本都賠了進去。誰又敢斷定,那細菌不是趁了老方喪子巨痛的虛弱而偷襲了他呢?

讓我借李淑嫻輓詩〈路祭哲兒〉第一段,結束這篇悼文:

天邊垂著亞利桑那少有的低雲,映襯著我的心。
在 Pinal 縣的鄉間車路,
在那令人心痛的十字路口,
在養馬場的護欄邊。
我看見那電線桿,木質的,
它的東南側,還留著撞痕。
不遠的腳下,還留著深砸下的車轍坑。
這裡,是我兒子的魂歸處;
這裡,是我兒子的滴血處;
這裡,應該還留有他最後一聲呼吸的餘音。


方勵之追思會在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前舉行。












Saturday, May 5, 2012

王丹:Mr Chen, Welcome to America

王丹 facebook:
我給紐約時報寫稿不是一次兩次了,他們約稿有一個習慣,就是找一個人,在我的稿子的基礎上改寫。我想他們可能是希望文章能夠比較符合美國讀者的口味。
我必須說,修改往往是相當大幅度的,我如果字字計較,可能就不用發表了。有的時候,修改後的稿子確實漂亮很多;但是有的時候,修改之後的表達我其實覺得“還好”,甚至我認為不如我的初稿。但是紐約時報是老大啊,NB啊,我也無可奈何。
不信的話,晚一些我把我的初稿的中文版拿出來,大家可以評議一下。

Mr. Chen, Welcome to America
Published: May 4, 2012
By WANG DAN
Arcadia, Calif.

WHEN I was younger I was arrested twice, and sentenced twice, because I had been a leader of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democracy protests and a participant in China’s civil rights movement. I was also released twice, giving me two opportunities — once in 1993 and again in 1998 —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leaving China or remaining. The first time, I chose to stay. The second time, I chose to leave for America.

I have never regretted making that second choice, and now I want to reach out to Chen Guangcheng in Beijing and tell him he would not be making a mistake by doing the same. In addition to saving his family enormous pain, his leaving China now would not have to hamper his efforts to encourage change back home. In my own experience, being an exile has only helped.

It was February 1993 when I was first released from prison. Less than a week later, officials came to let me know I could leave China and study in America. But I turned them down because I wanted to continue to fight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 the same reasoning that American diplomats initially heard this week from Mr. Chen, the blind human rights advocate who evaded extralegal confinement and sought refuge at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Beijing.

I was 24 then. It was just four years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an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was very hostile. But I felt I could not forget those students and other citizens who had sacrificed their lives for liberty on June 4, 1989. I knew that if I stayed I would very likely be thrown into prison again. But I did not want to give up. I still wanted to do something for my country, which I love deeply, and I wanted to do it in China itself.

So I stayed. I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contacted other democracy activists, published protest petitions. And, as expected, I was arrested again in 1995. After long interrogation, I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n prison.

Three years late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was about to visit China, and he expressed hope that its officials might take some action toward improving human rights. On April 17, 1998, officials from the Jinzhou prison in Liaoning Province (where the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 is presently imprisoned) asked me if I was willing to leave for America.

This time I said yes. The reason was simple: I did this for my family. When I was imprisoned the first time, I was 20 years old. It was of course a heavy burden for my family, but they supported me. They knew I was doing the right thing, that I was making a sacrifice for our country. But they paid a high price for their support. My mother was even jailed for 50 days.

When I was later put in the Jinzhou prison, my parents had to travel more than 300 miles to visit me every month. The pain and hardship they endured deeply saddened me. I knew that if I chose to stay in China, I would be praised internationally; I thought I might even be awarded a Nobel Peace Prize. But I decided that enough was enough. My family had suffered so much, and it was time that I repaid them. So in April 1998, I chose to leave. I arrived in America and became a graduate student at Harvard.

Today, Mr. Chen’s story reminds me of my own. In recent years, his wife, son and daughter have sacrificed their ability to lead normal lives as they support his struggle. They have lived in fear every day. Now they may have an opportunity to leav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lead a secure and peaceful life.

I understand and respect the reasons he might hesitate to leave. Perhaps he thinks that he would no longer be able to take part in China’s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or that his influence would diminish if he lived abroad.

But if he feels that way, he is too pessimistic.

I have been in exile for 14 years, and have learned that there are many ways to exert influence in China from abroad. Although I very much would like to return, I have no regrets about my time here. I’ve studied at Harvard, I teach at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continue to publish regularly about current events in China. My work circulates and is read extensively in China via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I have tens of thousands of followers on Weibo, China’s version of Twitter.

The Internet and globalization have changed the very concept of exile. They have eliminated the possibility of isolating Los Angeles (where I now live) from Beijing (my hometown), and Shandong Province (where Mr. Chen is from). My Twitter, Facebook and Google Plus followers number more than 80,000,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are China activist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Is this so different from staying? If I were in China under house arrest now, like Mr. Chen was for the past two years, I would have had to depend on the Internet for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yway.

Instead, I have been able to earn a Ph.D. It was difficult but worth the effort. I learned a lot of history I wasn’t taught in China and, more important, I learned firsthand what it means to liv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o experience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and to see America struggling with its own problems. At the Harvard commencement after the attacks of Sept. 11, 2001, for example, a student speaker caused an uproar with his plan to deliver a speech with the word “jihad” in its title. The university stood behind his right to speak the word, and the student changed the title of the speech. Perhaps this did not surprise Americans, but it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me.

If I can return to China one day to work for change, those experiences will prove invaluable. Many of China’s leaders in the last 100 years, including Sun Yat-sen himself, spent time living, studying and working overseas.

Finally, there are more than 30 million overseas Chinese, who have deep and abiding ties to mainland China. While in exile, I’ve been able to interact freely with this community and, I hope, to have played a bridge-building role. I have traveled extensively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ustralia, Taiwan. I’ve taken part in more than 1,000 seminars, debates and lectures.

My objective has been straightforward: to ensure that people do not forget the Tiananmen democracy movement of 1989 and the military crackdown that followed. I think I am having some success, because I get e-mail almost every day from young people on the mainland who have crossed the Great Firewall to log on to my Facebook page and ask me for details.

I’ve come to believe that exile is not a liability but an asset.

Whether he comes to share that feeling or not, I hope that Chen Guangcheng knows that although a country’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so are a family’s love and affection. If he stays in China he could be a heroic figure. But nobody has the right to require that his family pay the high price it would face. And if he chooses to leave now, no one has good reason to criticize him. He will not be giving up the fight. He may well be helping it more.

I also hope he knows that even if he leaves, all of us who are exiles will one day return to China.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im in America.


(當然,人活得久了宜該明白,世間許多事,也不是任憑擁有發言權者說了算的。那麼就,試著忍耐一下,讓時間說話——)

Thursday, May 3, 2012

this waste land

“山东干旱地区达历史极。。。”












(網上圖片。是有點借題發揮——然則一片乾裂土壤,能撒什麼種,能長得出怎樣的花和果?)

信息混亂,也就眾說紛紜——

2012-05-03 HKT 15:13
使 使 便
使


2012/05/03 16:36 中央社 
(中央社台北3日電)中國大陸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離開美國大使館、對外界情況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後,已表示他想全家離開大陸,並已向美方說明。昨天到北京朝陽醫院探望陳光誠的曾金燕,則已遭中共軟禁。

大陸維權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在推特上表示,昨天傍晚她離開醫院時,陳光誠全家在門診樓第9層,孩子因為不能出去,哭鬧得厲害。陳光誠本來不願意離開大陸,但後來處境急劇惡化,如果無法保護妻兒,只能出國。

曾金燕說,陳光誠本來一直堅持不離開大陸。美國大使館的官員也反覆詢問確認並尊重路陳光誠的意願。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表示,是她說服陳光誠走出美國大使館與她們見面,否則他們無法相見,並且母子會被送回山東。

曾金燕說,昨晚在電話裡「光誠第一次告訴我想全家離開」。

今天,曾金燕透露,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大隊(國保)昨晚已經上門。她說,今天一早送孩子去幼兒園,「國保已經等著,駕駛黑色車輛跟在我身後」。

隨後國保通知她,「這些天你不能再出去了」,宣告開始軟禁她。

昨天晚上也與陳光誠通電話的大陸維權律師滕彪則在推特指出,他昨晚與陳光誠通了6次電話,一開始陳光誠的想法的確是想要留在大陸,但陳光誠的想法「非常可能出現變化了」。
滕彪說,「我能清楚地感覺到他想法的變化。不管他出於威脅還是什麼原因離開(美國)使館,但現在他明顯感覺到不安全。」

滕彪指出,他盡可能把外界各種資訊告訴陳光誠,包括美國國務卿希拉蕊的聲明、大陸外交部的態度、媒體的報導、網友的擔心、珍珠(救陳光誠逃離軟禁的何培蓉)等人的情況等。
滕彪並對陳光誠指出,「即使你答應了什麼,現在改變主意也完全來得及。如果你明確提出要求,美國使館不會拒絕你再次進入。」

滕彪今天進一步指出,沒有人有權替陳光誠作決定,但能夠接觸到陳光誠的人,有責任告知他與作決定有關的各種資訊。陳光誠自己說在離開美國大使館之前得到的資訊極少,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多年被隔絕、威脅,資訊也極有限。

滕彪說,他能做的就是把有關資訊告訴陳光誠,「在資訊很少和相對較多較新的情況下作了不同決定,尊重那一個,應該很明顯。」

滕彪表示,陳光誠和美國大使館的溝通現在是通暢的,「他們一家想要赴美的態度已經極為明確。他們也向美方解釋了想法發生轉變的原因。」

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則引述路透社報導,美國官員表示,將繼續與陳光誠溝通,弄清楚他的想法,一旦明確陳光誠的需求,將盡力助他達成目標。1010503


2012-05-03 17:29
(中國‧北京3日訊)“我要離開中國!”

中國山東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案件峰迴路轉,陳光誠在走出美國大使館後,表示擔心家人生命安全,向美國總統奧巴馬求救,希望能儘快離開中國前往美國。

美國週三宣佈就陳光誠事件與中國達成協議,陳光誠自願走出大使館。但就在陳光誠被送進北京朝陽醫院與妻子團聚幾小時後,陳光誠表示後悔了,認為被美方誤導情勢,在聽說了妻子受到虐待的遭遇後,很擔心家人的安危,希望離開中國。

向奧巴馬求助

陳光誠向包括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等國際媒體發出求救的聲音,並透過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向美國總統奧巴馬喊話:“我想向對奧巴馬總統說:請盡一切所能協助我們一家離開,而且愈快愈好。”

此前有美國官員指,陳光誠是在得到奧巴馬保證支持後,才同意離開美國大使館的。

陳光誠也透過其它境外媒體向美國求救:“我覺得這裡不安全。我想要離開。我想到國外,希望美國能幫助我與家人離開。”

在15到20分鐘電話採訪中,陳光誠表示,他對美國官員感到“失望”。他指美國大使館官員一直極力遊說他離開大使館。

他說:“大使館一直遊說我離開,並承諾到醫院時會有人陪在身邊,但是,今天下午,我入住病房後,發現他們全都走了。”

陳光誠透露,他最初並不想向外國尋求政治庇護,但是已改變主意,因為擔心他與家人的安全。他說:“我在美國大使館時,還沒有做最後的決定。我是昨天才決定的,我不認為美國能保護我。”

CNN記者格蘭特在當地時間週四凌晨3時許,曾到病房訪問陳光誠,當時他的妻子坐在床邊。CNN已播出2個簡短的訪問片段。

美準備協助陳光誠

美國一名官員表示,如果陳光誠已改變主意想流亡海外,美國準備協助他。

但他拒絕透露美國是否會協助陳光誠尋求政治庇護,並指不清楚陳光誠目前的“完整想法”。

陳光誠是否能否如願離開中國,目前並不清楚。自走出美國大使館及沒了美國的保護後,陳光誠的命運已再次落入中國政府手中。

陳光誠:使館內通電話得知妻曾遭中方粗暴對待

美聯社報導,陳光誠離開美國使館並非自願,美國使館官員告訴他,如果他不離開美國使館,中國當局將毆打他的妻子致死。陳光誠因此一反先前主張,希望離開中國。

赴美心意已決

陳光誠週四接受香港有線新聞台電話訪問時表示,有信心最終可以離開中國,去美國的心意已決。

陳光誠表示,不止是美國大使館的訊息,他在使館亦直接與妻子通電話,得知妻子被綁在椅子上,受告知若自己不去醫院就打死妻子,令他感到家人安全受威脅,才決意不再留在中國。

陳光誠又認為,中國官方對他的安全保證說一套做一套。他又首次透露,在美國大使館期間,一直沒有包括民政部的中方人員跟他談判,又指成為中美之間的磨心,非常難受。而陳光誠重申,不會以放棄維權作為談判的條件。

坦承對美方失望

陳光誠亦對美方非常失望,認為大使館並無將情況全面告知,不認為美國官員在這件事上保障人權。

當被問到他來醫院是否是因為健康原因,陳光誠回答說,不是,他來這裡是因為協議。

陳光誠稱,他是在見了妻子袁偉靜後改變主意要離開中國的,因為他妻子告訴他,在他從山東省自宅逃脫軟禁後,曾遭粗暴對待。

陳妻說,陳光誠上個月逃跑之後,當地的保安人員用鏈子把她拴在一把椅子上,盤問了數小時之久。這些傢伙準備好了武器,等候陳光誠的返回。

陳光誠還說:“這些人把我們家變成了監獄,安裝了7個攝影鏡頭,周圍都是電網。”

陳妻袁偉靜接受CNN訪問時說,她不想在中國撫養她的子女。她說,他們在中國沒有前途。袁偉靜還透露,這家醫院的保安人員不許她離開。

“他很興奮想離開”駱家輝否認施壓

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週四強烈否認,美國曾向陳光誠施壓,要他離開美國大使館。

陳光誠週三是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駱家輝的陪同下,離開美國大使館,進入朝陽醫院。根據美方公佈的照片,陳光誠是笑著離開,且期間戴著墨鏡的他還曾與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握手,一旁有人鼓掌,但事件後來發展卻出現大逆轉。

駱家輝說:“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他並非受到壓力才離開的。他當時是非常興奮及急著想離開的。”

外傳陳光誠是在壓力下離開美國大使館的,包括有美國官員向陳光誠傳達其家人受到“威脅”的說法,已遭美國官員否認。

美方公佈的聲明和陳光誠後來的媒體訪問以及陳光誠友人的說法南轅北轍,過程充滿疑點,已受到各方質疑。

設法滿足陳光誠願望

駱家輝說,美國大使館已“在各方面”設法滿足陳光誠的願望。他透露,在陳光誠離開美國大使館前,美國官員聽到他與妻子通電話的內容。

他說:“她懇求他到醫院與家人重聚,指未來都是充滿未知數的,我們需要採取第一步。”

駱家輝透露,與陳光誠有過數小時的對話,陳光誠告訴他,除非他的要求得到滿足,否則他準備在美國大使館待“數年”。

駱家輝指,陳光誠對週三與中方達成的協議感到滿意。據報,這是第二項協議,他拒絕了之前的一項協議。

駱家輝說,陳光誠希望中方能先展示誠意,而他認為,中國當局准許他的家人前往北京與他見面就是一種誠意。

目前不清楚,陳光誠與中國當局是如何達成協議的。陳光誠此前受訪時表示,他至今未曾與中方任何一位官員交談過。

美國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則表示,過去幾天來,美方密集和中方對話,將內容轉述給陳光誠參考,最後他自願離開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留在中國。

中斥美混淆視聽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週四呼吁美國,對陳光誠案“不應繼續混淆視聽”。

劉為民當天針對陳光誠案最新進展時說:“美方現在要做的,不應是繼續混淆視聽、千方百計推托和掩飾自身在這件事情上的責任。”

在陳光誠進入朝陽醫院後,中國方面曾抨擊美國以非正常手段,將中國公民帶進使館,干預中國內政,要求美方道歉。

胡佳妻子稱遭軟禁

陳光誠的友人、維權人士胡佳妻子曾金燕遭當局軟禁。

曾金燕週四留言表示,早上出門準備送女兒上學時,有國安車輛尾隨跟蹤,之後有人員通知她,不能再離開寓所,他們會照顧其起居飲食,包括送其女兒上學。據曾金燕指,週三晚已有公安找過她,她認為自己已經被當局軟禁。

曾金燕此前和另外一名維權律師藤彪在社群網站推特上發文說,山東臨沂的官員以安全要脅,迫使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說服陳光誠離開美國駐華大使館。
(星洲日報/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