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報人

安裕周記：報人

【明報專訊】《華盛頓郵報》前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Bradlee）去世那天，美國主流傳媒毫不吝惜矜貴的版面和昂貴的播報時段向這位一代報人送上最後也是最衷心的致敬。說衷心，是因為他在水門案的新聞編採指揮若定，終於以這宗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的新聞名留青史。去年奧巴馬向患上老人病的布拉德利頒授平民最高榮譽的自由勳章，毋庸置疑是對這位新聞巨人的肯定，但亦可視為通過自由勳章意涵對所謂「愛國主義」的反擊。

當人們懷緬布拉德利在水門案帶覑兩個年輕記者，以無比耐性及細緻的調查工夫，令一宗本來只是入屋爆竊的輕微罪案變成揭穿時任總統尼克遜隻手遮天的竊國大案之時，美國再度流傳一九八四年他的一封私札，這是他對認為《華盛頓郵報》「不愛國」的人士質詢回應，今天重讀，很有意思。這封信的觸發點是《華盛頓郵報》質疑美國衛星的功用，引起當時列根政府猛列抨擊，一些人寫信給布拉德利說他「不愛國」還指他為蘇聯工作，有人問他「二戰年間你幹了些什麼」。布拉德利的回信簡潔有力，於寫作技巧而言是明快銳利，一語中的：

親愛的混蛋，
我認為我在二戰期間為國家做的事多於你做的。我在太平洋的驅逐艦上待了四年，我的綬帶上有十顆參戰星章。

（Dear Axxxxxx,
I suspect I did more for my country in the war than you did. I spent four years in destroyers in the Pacific Ocean. My theater ribbon has 10 battle stars in it.）

布拉德利的言行足以一肩挑起 「報人」二字而不是實務操作的「新聞工作者」。這是很形象的一個詞：風雨如晦之日，僕僕風塵於民眾知情權以及監督政府之間，不言休不言悔。布拉德利在自傳《美好人生：做報紙及其他歷險》（A Good Life:Newspapering and Other Adventures）亦提到這封回信的由來，讀者設身處地在他的角度來看，這信表達的不光為一己人格辯護，更是對所謂「愛國主義」的反彈。布拉德利一生在文字堆打滾，但未見著作等身，只寫過兩部書。《美好人生》通篇充滿一個報人的自我期許的積極味，然而當閱讀這部大部頭著作時，讀者會嗅到一樣物事﹕良心報人面對壓力，尤其是政治壓力認為你「不識時務」以及「不愛國」的時候應當如何。

反擊廉價愛國主義

「不識時務」在於往往與主流政治勢力唱反調，且把反調唱得震天價響。若以《華盛頓郵報》報道水門案的歷程配以尼克遜民望，可以看到尼克遜的「不支持率」游移變化，根據蓋洛普調查，一九七二年六月水門大樓發生民主黨總部爆竊案，尼克遜支持率是百分之五十七，不支持率是三十三，百分之十沒有意見。到了一年後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華盛頓郵報》記者愈挖愈多，報道白宮官員涉及竊聽事件，尼克遜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九，不支持率百分之四十九。自此之後，尼克遜的民望潰不成軍，支持率一度低見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七四年一月）。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遜辭職，當時他的不支持率達百分之六十六。在這期間，白宮官員千方百計醜詆對他們持批評態度的新聞媒體，包括中斷過往一直可以參加的新聞簡介會，亦有暗示這些傳媒「不懷好意」；右翼組織跳出來指傳媒與蘇聯合謀推翻美國政府， 並且發動「沉默的大多數」去信傳媒機構批評有關報道「不懷好意」。這種指摘到頭來在事實面前無法成立﹕尼克遜下令革除司法部長，又涉嫌銷眦白宮對話錄音帶。重罪如斯， 若不是繼任總統福特下令特赦，尼克遜可能成為第一個入獄的總統。

類似情太平洋這邊也有。同事從日本回來，捎來一份刊載李香蘭去世消息的《朝日新聞》，那是九月十五日東京版的報紙，第一版是以「山口淑子死去」為標題的二條新聞，再轉到內頁的第十四版的近半版續聞，內頁的標題是「兩個名字 一個願望」。作為《朝日新聞》長年讀者，近年中日關係陰霾當頭，烏雲密佈，《朝日新聞》卻從一份主張和平主義的知識分子報章出發，對中日關係的再建作出大量建言，並對日本右翼勢力復辟鞭撻甚力，被認為是保護和平憲法最力的護憲派掌門人。為了捍衛和平憲法，《朝日新聞》多次與安倍晉三政府衝突，就在這時，該 報多年前有關「慰安婦」的多篇錯誤報道須撤回，《朝日新聞》正經歷覑最艱難的時期。

《朝日》經歷最艱難時期

大多數早就往右轉的日本主流媒體都從安倍晉三政權的角度對中日關係大吹冷風，《朝日新聞》則與這股大潮相違地「不識時務」力推中日友好。今天我們在香港可能早已沒有中日友好的概念，想不到千里之外的《朝日新聞》仍在孜孜不倦做覑這件事。李香蘭真正身分的爭論至今未息，她是一個生長於中國東北的日本女子，抑 或是日本當年對華政策的一個特別人物，李香蘭去世之後，謎團更不可能水落石出。想不到是《朝日新聞》在李香蘭去世消息當中積極樂觀看待中日關係，該報編輯委員永井靖二在專稿引述李香蘭的話，「戰爭是愚笨所為，奪去人命，尤其是年輕人的性命」，認為是折射出中日關係的鮮明影像。

《朝日新聞》與立場保守的自民黨一向各走各路，與另一暢銷報章《讀賣新聞》的親自民黨路向大相逕庭，其護憲角色以及批判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的言論，更是長年以來右翼攻擊的目標。前面說《華盛頓郵報》一九八四年的衛星新聞引起保守派攻擊，《朝日新聞》面對的右翼壓力遠比《華盛頓郵報》大得多，說出來也許難 以置信，但事實便是如此：日本保守勢力甚至發展出反對《朝日新聞》的全面戰爭，筆桿子在雜誌報章以及單行本針對《朝日新聞》。手頭上的一部單行本，內容是專訪作家花田紀凱，本來對一份報章的內容持不同意見很正常，尤其是在多元化社會更是平常不過，可是當看到訪者說讀《朝日新聞》會弄得精神不健康，花田紀凱 笑覑回應「搞得血壓上升」，敵對狀態由此可見。之後又一再強調「與《朝日新聞》對戰七十回以上」，其所代表的「戰意」如何，可見一斑。

暴力恐嚇打死記者

即便如此，紙上談兵的針鋒相對仍是君子之爭，更大的威脅來自暴力威嚇，尤其是八十年代《朝日新聞》狠批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官式身分參拜靖國神社之後，開始出現對《朝日新聞》的暴力事件。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右翼分子向《朝日新聞》神戶支局辦事處發動襲擊，開槍打死一名記者，打傷另一人。之後報社收到警告信，自稱是右翼組織所為，這封信沒有上款，一開始便是「我們是日本人，熱愛日本的國土、文化、傳統……」，下款是「赤報隊同人」。政見不同發展到開槍奪命是日本兩極分化的悲劇，但是動刀弄槍也不能改變《朝日新聞》編採路線分毫，照舊堅持對安倍晉三上台後的右翼路線尤其是修改和平憲法的意圖口誅筆伐，不畏強 權的本色在新聞紙躍然而出。

大時代的燈塔

《華盛頓郵報》以及《朝日新聞》的經歷堪稱殊途同歸，他們都在一個與「主流社會」期待有別的時空艱苦作戰，前者得勝而回而後者尚在寸土必爭。這些爭戰論戰並無帶給他們巨利，《華盛頓郵報》在科網大潮下終於易手，《朝日新聞》早就失去銷量第一寶座，然而他們的道德勇氣和專業水平依然是大時代的燈塔。報人信膺 一管筆比一桿槍強，這是面對橫逆敢於挺身而出的勇氣；偉大的功勳不僅在於把總統拉下馬，亦不全在於與右翼政權力拼，而是「在晉董狐筆」的節操。說起來興許有人會認為不識時務了一些，可就是這些人，在天茫水渾的亂世保住了人間青山，在國家機器臨頭之際發光發熱，無愧於時代，無愧於自己。

這一年，行政長官，在談判間。。。

阿史：這一年，行政長官，在談判間調兵把一整代後殖民菁英殺掉 

【明報專訊】2014年，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漠視社會上民怨及政制的訴求，派出的警察毆打示威者，警棍此起彼落地打在「手持寸鐵」即雨傘的示威群眾身上，兵民受傷，矛盾日深，政府聲稱欲與民眾代表談判，至今無期……

1947 年，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面對專賣局緝察私煙人員施暴引發的群眾暴動，民間提出政制改革聲音，台灣一度宣布戒嚴。陳儀一邊廂聲稱接受群眾意見，安排「縣巿長民選」，另一邊廂向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增兵，大軍兵臨城下時將當選的巿長、檢察官、報章社長及律師等統統緝拿，一整代在日治時期訓練出來留台的菁英，全部殺掉，死傷數以千以萬計，台灣進入威權管治，史稱「二二八事件」。

歷史，有偶然，有巧合，亦有規律，抗爭之際，結果未明，不况以史為鑑，留意中國式當權者的兇狠，尤其與「狼」對戰，以為戒備。

與來港旅客一樣，尋求美食如雲吞麵豬扒包之際在鬧巿見證佔領中環的歷史時刻，今年初在台北追尋地道美食林記乾麵時，誤打誤撞入了麵店旁一座紅磚歷史建築「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回顧了日治後初期的台灣歷史。現在回看，67年後的時空，重新檢視這一段歷史，別有一番意義。

二二八事件的台灣

同樣也是殖民後的回歸「祖國」，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結束逾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國民政府在台設「台灣省」政府，也設立了「行政長官」一職，安排曾任國民政府陸軍大學校長的陳儀出任。史載當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來台時獲群眾夾道歡迎，不少台灣人盼望台灣應可自治。回看這一幕，腦海中出現1997年不少人夾道慶祝回歸的場景，在五星旗升起、米字旗徐徐落下時「行政長官」宣誓的一幕。

台灣當年的發展，據紀念館中介紹有這一節：「短短的一年半，行政長官公署的表現真是遠不如日人。而公務員涉足酒家、不守紀律及貪污的事件，報紙的登載不絕，例如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台灣新生報》社論（談營私舞弊問題）所載的舞弊案數目頗為驚人……」

這個場景，對在後殖民時期的香港人來說，一定覺得好生面熟，回歸以來，港人希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卻面對一個又一個力有不逮的行政長官，總是感到政府表現不如港英時期。香港在回歸15年開始，主要官員涉貪個案接連發生，曾蔭權、湯顯明、許仕仁等人名字及容貌， 一個又一個浮現出來。

那一年的台灣，群眾的爆發點是這一幕，在2月27日民眾對專賣局緝查「私煙」引發施暴及衝突，在2月28日，有群眾向行政長官公署前進，公署衛兵向群眾開槍，局勢迅速惡化，觸發請願、示威、罷工、罷巿等，蔓延全台各巿的社會運動，官民之間出現武裝衝突，在台外省人及本省人的衝突，出現情治單位利用黑道製造混亂。

這一年的香港， 9月28日警方施放催淚彈，觸發大量巿民參與及支持學生爭取民主政制的訴求、學生罷課，特首辦門外的警民對峙，連日來香港人參與集會美麗的一面、旺角黑夜的黑幫口罩黨生事，內地人及李偲嫣的出現所觸動的中港矛盾，在腦海中揮之不散。

訴求處理變鎮壓

訴求處理，台灣當時民眾共同要求為「縣巿長民選」，跟我們現時要求有政改方案真普選等相類；面對群眾，有說陳儀向「阿爺」即國民政府總統蔣介石隱瞞台灣民眾訴求的真象，將之形容為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獨立等叛國行為，當時台灣全省議員亦有上電蔣介石。此時此刻，2014年的香港，常有言特首梁振英及其粉絲沒有反映民情，希望香港「愈亂愈好」之說、向「阿爺」指港獨情緒高漲等。

回顧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最令人痛心是軍警鎮壓人民，將日治時候留下一批菁英， 管他美國哥大博士還是耿直的檢察官，統統殺掉的人間悲劇，其中《民報》創辦人及社長林茂生，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師從教育哲學泰斗杜威（John Dewey），創報後10日便無畏地揭露6宗貪污新聞，但最終在南京政府大軍抵台後，被人帶走，傳說指他遭人裝在麻布袋內， 丟入淡水河裏。另律師湯德璋獲當選為台南巿長後，不是就職卻是被捕及遭殺害。新竹地檢署檢控官王霖， 被警拘捕及折磨，棄屍淡水河。

始終，那都是一個甲子前的事情了，在現時互聯網及 facebook 的資訊爆炸年代，社會巨輪轉動的速度，要消滅一代人不是極權容易辦到的事。

觀乎現况，政權至今輸了人心是必然，「共產黨已失去了一整代香港人」已是不爭鐵一般的事實，輸掉人心的政權，誠然仍可以用硬實力槍桿子協助下如常操作，但內部日益枯萎，終有一天會倒下。過去3個星期在佔領區抗爭，在佔領自修室讀書的少年，在20年後將會成為接管這城的菁英。

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 53年後的2000年，台灣選出首個民選總統。

2014年香港，九二八事件，啟動了雨傘運動。

以此為記。

安裕：新人類與他者

安裕周記：新人類與他者 

【明報專訊】周六早上讀畢小思老師在《明報》的專欄是默然，愣那刻報紙在手裏一時間不知如何放下來接過侍應的一杯茶；這不僅由於是老師專欄的最後一篇文章，而是字裏行間對年輕一代的期許。香港走到今天的大時代，老師文字裏透出的是對年輕人的關切和疼惜，到文章後段才說到自己病了停筆。曾經走過憂患今天面對憂患的知識分子是真正的讀書人。

佔中新世代已是沛然莫之能禦，他們接受了香港能夠提供最好的教育和成長環境，我的形容是，站在台上的周永康黃之鋒岑敖暉都是「正紅旗下」成長的一代，如果三人在內地成長，幾乎可以保證頸上都是代表「三好」的紅領巾，可是如今他們放下一切奔走呼號，不能自己。而這一切都發生於二○一四年的香港，時維回歸十七年。

年輕的面孔讓人想起很多，每個世代都曾經年輕過。今天人們孜孜而談的西方社會六十年代學運，是年輕人巨大能量迸發的年代。六十年代美國社科界有一個名詞「新人類」，是對生於戰後一代的叫法，意喻他們沒有跟從傳統意識形態及社會規範；同一時間日本出現另一種變革模式的「三大神器」，電冰箱、電視機、洗衣機，文化以及消費形態的轉變，構建了充滿革命氣息的時空。歷史滿是嘲諷，回首前塵，昔日被視為激進、推翻傳統的改革理念，諸如反對核武、社會平權，以至於同工同酬、環境保護，今天已變得理所當然成為社會規範（norm）。

社會進步的巨輪無人可阻，普選爭論，我覺得可以各提理據，甚至保守一方公開說就是不讓民主派勝出也毋須赦言，但若以「英國人時代也沒有普選」拒絕給予香港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這是對時代的最大侮辱。先不說這是早就應該按協議給我們，遲了這些年我們都不介意，卻絕非不給你貨真價實的還賣乖「本來也就沒有」這些話。

六十年代的新人類

我不認識周永康岑敖暉，對黃之鋒的認知也只是透過傳媒報道，一個念文學，其餘兩個一是念工程一是社會科學，其實都是decent的青年，與六十年代的美國新人類和八十年代的日本新新人類相比，他們身處的時代本來應不致令青年走上街頭。六十年代西方社會遠比今天香港舒服，美國大學生數量首次超越農民，汽車工業帶來更大的自由空間，美國是裝在四個輪子上的國家。然而一場不義之戰喚醒了年輕一代，在富泰的生活當中尋找公義，對巨大無匹的制度拋出挑戰的手套。

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美國小說《二十二號規條》（Catch-22）被認為足以描述新人類反抗傳統勢力的作品，今天重讀，依然充滿令人感動的人性突顯。這部由海勒（JosephHeller）寫的小說，講的是二戰末年地中海一個小島上的美軍轟炸機大隊故事。飛行大隊隊長為了逢迎上級，不斷要求下屬加班飛行，遠超原本出勤規定上限的二十五次戰鬥任務。機師們受不了，千方百計開小差，逃避出動命令。後來有人找到規條當中有一項是「若是精神有問題，可予免役，但必須病者自行申請」，機師遂群起提交申請免役書。詎料申請送抵之後悉數駁回，上級回覆是「既然關切到自己健康，即是大腦仍可理性思考」。最後是機師反抗，逃兵役跑到中立國瑞典。這部書甫出版之時，被認為是反體制著名禁書《憤怒的葡萄》（TheGrapesofWrath）的孿生兄弟，內容至今半世紀仍膾炙人口，例如書中將軍自稱「我的缺點便是沒有缺點」。Catch-22其後載入韋伯斯特大辭典，意喻統治階層對民眾的作弄，或是民眾對統治階層的反擊。

Catch-22的個人vs.體制

這種體制vs.個人的衝突典型，其後發生在每一場社會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包括香港佔中。這條線路脈絡分明，先是在城巿或國家內部引發，之後是擴展到國家層面，最後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抖動。中間主要思想是「更加合理的社會」，而當中的「合理」則是當年被保守派標籤「與共黨合流」或「無政府主義」的各式改革社會主張。《二十二號規條》一書風行的原因，是指出龐大體制的不合理本質，挑戰之後勿論成敗如何，結果是捨棄國家，遠走第三地。於這一層次而言，體制或其隱喻的建制是最大的輸家，因為其子民（轟炸機機師、國內人民）揚棄母體，視母體為「他者」（other），始是全書精要。

香港這次佔中運動發展下去，會否變成《二十二號規條》以及其後歐美學運的宿命，視中共政權為他者，很大程度端視中共對這次運動的取態。北京於二○○三年之後一直說的「人心未回歸」，這刻面對事實的考驗。必須指出的是，視中共為他者不等於「港獨」，應該說，這可能是一種朝內轉向的關切方向，更多聚焦於香港本土的一切，包括民主民生，前者例子可以是爭取真普選的行動，後者則可以是保育生態，真正做到視香港如家（hometown）而不是先民祖籍的廣東福建。這種始於不良制度觸發的疏離心態，最終會以什麼形態終結，此刻並無答案，這可以是幾經努力終於回到母體，也可以是梁啟超百年前談到台灣時所言的愛爾蘭自治模式。對北京來說，最壞的是類如現時台灣的半獨立心態。台灣年輕一代視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自己則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或僅僅二字的「台灣」實體，而六四事件是「中國人」的悲劇，無礙興高采烈跨海到大陸旅遊玩樂。

「他者」在兩岸的意義

兩蔣時代的台灣以及更早期的中共領導層，對於「中國」法統極為重視，一切概以防止從「中國」逸出為基本思考。中共當局在文字上從不承認台灣為政治實體，除了是內戰成王敗寇的尾巴，更是通過虛擬的敵我分明內戰狀態，不容台灣漂向遠方的日本或美國。因此，台灣立法院在新華社新聞稿變成「台灣立法機關」，馬英九陳水扁一個是中共最愛一個是最恨，卻同一稱呼「台灣地區領導人」。兩蔣時代，台灣政體仍有國民大會，是根據「大陸陷共」前的省巿編制，其中有年輕一代早已不知何處的「熱河省」代表。國共這些掩耳盜鈴伎倆儘管可笑，卻是兩岸政權為了防範「中國」變成他者的做法。然而時至今日，政治現實無可抵擋，台灣眾口一詞把北平改叫北京之時，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秋海棠大國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在各國走過的抗爭及反抗爭道路觀之，體待這連串的變化需要耐性及觀察，而非事事揮舞大棒。資本主義世界三巨頭美國法國日本都曾經面對社會反抗運動，最盛之時，美國有人交還護照自稱「世界公民」。但這三國儘管在反抗運動年代傷痕纍纍，最終靠政黨更替、公民網絡以及自由的新聞媒體，把龐大怒潮逐一宣泄，而不是由軍警鎮壓。當然，贊成動武的會認為美國黑豹黨消於地下，或日本聯合赤軍遁走出國是強力彈壓的結果，但這派隱而不提的是在對抗過程中大量人命傷亡，最著名的是日本淺間山莊圍剿事件。對此，美國自由派史學巨擘小史萊辛格的看法是一針見血的正面﹕社會反抗運動是一個不會完結的自我反省過程。事實上，美國反戰運動銷聲匿之後，取而代之的是關注團體大量冒起，他們通過法律渠道監督政府，八十年代初，受訪美國民眾加入類似團體的僅約一成，幾年後同類調查，數字升至四成，公民社會在人民覺醒後成形，結成牢不可破的民主體系。

德國戰後的民主之路

說一段歷史。這幾天德國官員對香港民主化屢有評論，對大戰結束後幾乎在國際舞台隱形的德國來說是極為罕有。姑勿論陰謀論者如何判斷德國對香港民主化置喙的原因，但德國戰後的重建優次，折射出對一個幾乎炸成廢墟的國家來說，最優先的不是推動經濟讓人人吃飽的實用主義，而是重建學校編寫教科書。同一段時間，德國政黨重現生機，一九四五年七月，社民黨和共產黨恢復活動，招收黨員，政黨有兩個共同目標﹕對外承認戰爭責任作出賠償，對內發揚民主重建德國。這段長路的中間站是一九七○年十二月，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猶太人死難紀念碑前雙膝跪下，德國從此站起來，為一九九○年十月兩德和平統一寫下前傳。德國對民主的理解，應該不會比我們小。

練乙錚：學生 ^ 老坑。。。

練乙錚：學生^老坑。雙十 v 十一。許官^廖暉

【信報】有窮苦人不甘受富豪惡霸欺詐了工錢，大着膽子跑到那個富霸家門口呼喊還我錢來；但見富霸家門護衞森嚴，武家丁手拿大棒一字排開，非常威武；也有幾個食客和穿青布長衫的站在門邊一個調兒擋駕吆喝：「喊啥也沒用的，咱老爺子說一不二，給你多少就是多少，你們不趕快斂聲滾蛋，當心咱哥兒們的大棒子認腦瓜子不認人呢！呸！不識好歹。」

一、盤點近期社運領導的章法

一年來以佔中為壓軸的政改社運，有關其目標和意義的討論，已經很深入透徹，今天和大家談談此運動操盤者的章法。先談社運學生翼最近的，再談老坑翼一直以來的。

地點選對了—學生選擇政府總部作佔中序幕的突破點，有其象徵意義。號稱「門常開」的特區政府，在部署整個政改運作的階段裏，除了說「不」，其實什麼實質的話也沒有說，諮詢也是假的，根本是一直與北京一道另搞一套，沒管你香港人說了些什麼，以致人大常委的政改指引一出，其極端立場連本地其餘當權派也嚇一跳。所謂「有商有量」，不外如此，於是學生翻舊賬要求直接對話，政權的回應，卻是警棍加胡椒；做的不同說的，就更加暴露出來了。「門常開」，只是開給當權者？

對象選對了—相比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香港的學生沒跑到山頂貝璐道上去佔「僭」，乃是懂得民主路上的攔路虎是一整個專制政權，要衝就衝代表政權的政府總部；個別為政權站台的人物，再大再風光也不過是專政機器上的幾粒小小螺絲帽。

動作次序安排對了—學生運動從來都是社會狀況的寒暑表，因為年輕人對不合理的事物最敏感最反感最不能忍受，在這次運動裏，又反映出來了，所以運動的老坑翼還未動，學生翼的公民抗命就動了兩次真格，完全符合規律。而且，罷課的次序，是先大專、後中學，也是搞對了。如果中學生先罷，不諳政情的市民也許會覺得是小孩子在胡鬧，但大學生帶頭就不同，因為一般人特別是父母，都會覺得大學生是成熟的，其意見起碼是值得尊重的。
把對方比下去了—這幾天的形勢發展很關鍵，沉不住氣亂了章法、過早出手而且選錯了對象的，反而是當權派及其群眾：反普選反罷課怒漢打掉了中學生周嘉浩的半顆門牙，防暴隊繼而抓了剛剛還是中學生的黃之鋒；看在中間市民眼裏，成年人這樣子欺負小孩子，當權派肯定要失分。在近期的民調裏，港人對特府領導、對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雙雙拾級而下，明顯是中間市民的觀感在移位。

學生熱血，卻相當明智，運動的節奏把握得很好，沒有出錯。

老坑翼的章法又如何呢？筆者認為，也不錯；好就好在不動如山。如果佔中三子搶在學生之前發難，就是虛浮了；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還未動，老坑就扯火？中間市民會很不了解。當然，有不少泛民特別是激進翼、甚至包括一些學生自己，都會覺得三子拖泥帶水，錯失不少時機，讓支持者洩氣，但筆者不同意這種說法。佔中的難處主要是爭取中間市民的注意，爭取他們從直覺反感和懷疑，變到諒解和同情；這個轉化過程不能快。

三子是誰，中間市民本來都不知道，遑論聽懂他們的大道理；但見他們做事有板有眼、嚴格按既定程序一步一步來，給足機會讓特府回應卻無反應，最後北京竟出了完全不近人情的《白皮書》，才最後決定佔中，中間市民於是知道三子並非「搞搞震」之輩，而是非常認真、非常負責任、本來非常溫和的大學教授、香港棟樑。這個轉變，正在民調裏逐步反映出來。

對特府嚴重不滿的泛民洩氣了嗎？未必。有些人嘴巴上說洩氣，事實上不過是沒耐性、憋了一肚子氣，一旦佔中，只會爆發得更強勁；那時要擔心的，不是他們不參與，而是「過分」參與！

因此，三子一直慢打鑼，文火煎魚一直煎到今年9月底10月，沒有因為受到各種批評而心浮氣躁，把充滿情緒的一個社會運動拿捏得像一個受控制的熱核反應，的確不容易。

因此，一年多以來的社運總的來說，在技術層面操控得相當好，章法無出錯，學生翼和老坑翼都如此。

唯一一點筆者或有異議的，是佔中選在「十一」這一天出台。對國人而言，10月有兩個同樣富政治涵義的日子：十一和雙十。選十一有更強烈的向北京領導人示警的作用（較激進的說法當是「有更強烈的向北方專制政權抗議的聲音」），但筆者則認為選雙十或對整個社運有更深遠意義。何時佔中，在三子和民眾之間已有默契，此時還討論十一還是雙十，太像一個令人生厭的「後座駕駛員」（backseat driver），但筆者的用意並不在於試圖影響操盤者的決策，而是藉此引出一個觀念議題。

二、香港民主選舉以什麼作標準

民運近年來的爭取目的，是一個「不含篩選、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制度」。這個提法本身十分清晰，但當權派利用一般港人對民主認識不深，在「篩選」和「國際標準」這兩個概念上做手腳，竟然把西方的黨內初選說成是與提委會極少數人把持的篩選性質一模一樣，然後公然否定民主的國際標準的存在。這一招無疑相當有效，令泛民要費一番唇舌解釋，結果變成公婆各說有理的局面；而且，一提「國際」，就有本地當權派「不合港情」的狡辯和內地官媒的「西奴」指控。

因此，在運動目的和綱領的提法上，泛民陷入被動；究其原因，無疑是一直以來的提法以概念為主，欠缺可觸摸的內容。然而，這個局面其實是可以避免的，關鍵在於找到有如下兩個優點的具體提法：（一）港人可以很自然接受、（二）當權派要否定便須付很大代價。筆者試做一個符合這個要求的提法，供大家參考。

詳細提法：「香港民主運動上接辛亥傳統，尋求建立以當代台灣民主程度為起點的選舉制度，特別重視消化和吸收亞洲兩個民主國家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以北美、歐洲的主流體制為參照，並根植於中華文明的民本意識、古希臘文明的民主思想、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法治精神。」
相應的對位提法：「在兩制大範圍裏，香港民主運動要建立的選舉制度，必須是沒有小圈子篩選的，並且要和大陸憲法規定的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體系衍生出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本質上的、清晰的、不可銜接的分野，以確保香港的一制不被大陸那一制蠶食。」

扼要的綱領性提法：「上承辛亥民主道統，下接民國在台灣的建制水平，建立民主程度比得上日韓歐美的選舉制度。」

首先要注意的是，辛亥的意義超越大中華，而必須放在整個亞洲的範圍考慮。辛亥是亞洲第一個民主革命，影響了日本二十世紀十至二十年代出現的「大正民主」，而後者替日本戰敗後行使由美國主導的新憲法和新的民主體制提供了思想準備和實踐經驗【註】。因此，上述香港的民主運動要特別重視消化和吸收亞洲民主國家包括日本的經驗，就不能簡單視作「照搬日本」。各國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都是互相影響、借鑑、互相支持的（中共受外來影響不可謂不深，天安門上掛了幾十年的那幾個大鬍子老祖宗像，就是明證，只不過她抄襲得來的馬列主義，乃西方政治文化末流；中共不好意思之餘，不得不強說「馬列主義中國化」，結果東西方的專制主義相加，當然更糟糕。）

其次要注意的是，這個提法把台、日、韓的民主實踐放在比歐美優先的地位。歐美的民主體制比較成熟，有關的研究和論述尤其豐富，但台、日、韓的民主經驗，說明民主體制是完全可以在東方社會裏生根生長的。這一點在實質上無比重要，策略上更有利，可以化解來自中共的「崇洋媚外」指控：如果香港民主運動的根基是辛亥革命和民國在台灣的實踐，中共還開罵的話，就不要再去統戰台灣了。

還有要注意的是，香港人不論政治態度和知識水平，都至少有一個基本的民主概念，來源之一正正就是中小學課本裏的辛亥革命課題。香港人都知道辛亥和香港的歷史關係，因此辛亥革命是港人的一筆現成的民主資產，絕對要珍而重之。但是，歷史之外，港人對民國初年成立的民主體制，認識就不多；後來台灣民主化了，所建立的體制裏的詳情，港人也認識有限，因為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忌諱，那就是台灣的民主化，既與國民黨內的開明派有莫大關係，更與台灣的本土╱獨立運動密不可分。不過，這種忌諱已然打破，港人開始明白，在現實超強的大中華專制意識之下，且不說獨立，除非有一定的分離和隔膜心態，不然民主思想不能有效傳播，民主體制的建立，就更會是空想。

學習無禁區，不管統貓獨貓，有利帶引出香港民主的貓就是好貓。過去，泛民言民主必歐美國際而忽略了台、日、韓的寶貴經驗，有點捨近圖遠，今後必須努力補課，擴闊眼界，糾正偏差。在此「民主回歸」失敗、運動要尋找新路線的當下，回歸本土的辛亥傳統，重拾民國初年的民主足迹、重新認識民國在台灣的經驗，尤其重要，應該成為泛民今後的一個努力方向。

 話說回頭，如果佔中選擇在雙十展開，會有特殊象徵意義，不過既然已經開始了，就沒得如果。當然，十一也是挺有意思的。

佔中形勢變得快，下面寫的，見報之時也許已是明日黃花。奈何？只好希望前線的學生和其他市民平安。

三、許仕仁爆大鍋

「近朱者赤化，近墨者黑過墨斗」。許仕仁上周爆出大陸於2007年為挽留他續當政務司司長，「醒」了他一千一百一實發萬，而當時的港澳辦主任廖暉的推手角色呼之欲出。據許說，廖主任事後還勸喻他知慳識儉。港人看在眼裏，見到黨對乖孩子的關懷如此無微不至語重心長，真是感激也來不及；大恩大德大手筆，豈止施予港人那幾滴東江之水？

不過，往者已矣，許官官司纏身，風光不再，亦未見他再有什麼幫黨出聲的驚世言論，反而是有多位前朝高官、舊電池之類的人物覺今是而昨非，為統治京港的新階級站台而表現甚勇。未知這些人當中，還有沒有一些因為是當慣大花筒或其他比較正當的原因而得到什麼辦的主任眷顧（「睇吓點樣幫你」）的？

面對如斯深似海的恩情，一百個廉政公署也是沒有辦法的。

《氣短集》之五十

 【註】有關中日兩國民主運動的相互影響，可參考台灣中研院黃自進論文《吉野作造對孫中山的認識評價》http://www.mh.sinica.edu.tw/MHDo ... ationDetail_851.pdf。

 【編按】大題中的「^」和「v」是邏輯符號，即 and 和 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