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這盤生意，如果沉淪

吳靄儀：如果《明報》沉淪

【明報專訊】有人說，印刷傳媒已為網上傳媒取代了，《明報》換總編輯是私人機構的內部人事調動，何勞關注？我相信，網上傳媒是資訊服務，追趕當下，報章還須是今日的輿論，明天的歷史，網上傳媒多麼發達，也不能取代有公信力報章的地位。

有人說，《明報》還有公信力麼？還是知識分子的報章麼？查良鏞的《明報》的神話不是早已打破了麼？我認為，《明報》在它的悠長歷史之中，在重要的時刻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從來都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動機純潔，理想至上；查先生的《明報》從來都是動機複雜而機關重重的，如果《明報》發揮了任何正面的作用，那是因為在種種骯髒的政治交易、處事手法中，正面的力量仍能突圍而出，負起使命。這股力量，來自香港人的期盼，來自不甘心放棄原則理想的一代又一代的新聞工作者，也來自中港關係之間仍然存在的現實。

有人說，今次《明報》撤換劉進圖，不是事出港視發牌的重手報道，而是緣於張曉卿誤泊薄熙來的碼頭，如今要用《明報》全面歸順來贖罪。這個說法的真確性暫且不論，但即使是真的，也不是新事物，仍然沒有改變局勢的基本元素，就是《明報》的價值，仍是在中港政治上，老闆手中的一個籌碼。

政治與商業利益的考慮

查良鏞年代，也有人說，當年《明報》高調反對大丫灣建核電廠，是誤信消息，下錯了注。《明報》反對文革的立場，贏得了香港人的認同，但查良鏞北上見鄧小平之後，堅信中國及香港的繁榮穩定，最佳保證不是在於推翻共產黨，而是在於支持中共的溫和開放路線。最大的敵人是極左派，所以作為應對的策略，《明報》的「正確路線」就是以輿論為溫和派護航。理論上這是無可厚非，但執行起來，就往往以避免造成極左派攻擊溫和派的藉口為理由，壓抑批評北京的「過激」言論或「負面」消息的報道。「顧全大局」的理念，令《明報》在有爭議的事件上再三採取知識分子難以認同的立場。

查良鏞的政治地位與《明報》在香港及海外華人社會之中的影響力分不開，他的政治 目標因而左右《明報》的編輯政策與立場也是顯而易見。如果關於撤換劉進圖的「真相」是張曉卿的政治需要，那也跟查良鏞時代並無二致。

基於商業利益的考慮也是同一邏輯。《明報》創刊的年代，報社一般專業辦報，從銷售量及廣告入息獲取利潤。那個年代，經典問題﹕「誰來監察傳媒」的經典答案是﹕公眾，因為失去了公信力，這份報紙銷量就會下跌，就經營不下去了。這個答案早已過時，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報業集團業務已要多元化了，隨大陸開放，中國投資的利潤目標遠遠高出辦報收入，報章幾乎淪為附庸，報道內容以配合商業利益為上，起碼也要避免傷害商業利益，中國新聞的「正確路線」也就不再是勇往直「言」。為大舉中國投資而調整編輯方針這個因素，也不是新的。

出賣靈魂得不到富貴榮華

如果一份報章為了政治目的和經濟利益，必須嚴控編輯方針不出軌的話，照說總編輯的人選便十分簡單﹕找一名靠得住遵從上頭旨意，鎮得住編輯員工的人便是。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樣的總編輯，不會是辦好一張有分量的報紙的人選。現在與過去，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忽然某某報不好看了，原因就是換了個專責自我審查的總編輯。我眼見《明報》也不乏這樣的時代。出賣靈魂得來的不是世間的富貴榮華，而是讀者的唾棄，辦下去有什麼意思？根本不能達到原先的目標﹕沒有分量的報紙，是沒有價值的政治籌碼。

老闆利益 需要有分量的報章

《明報》尤其是。以往的查良鏞，今天的張曉卿，甚至曇花一現的于品海，都是政治 上、公共事業上有抱負有雄心的人，看中《明報》都是為了這個原因。 聘用一名唯命是從的庸碌之輩，辦一份神不像神、鬼不像鬼的《明報》有什麼好處？將《明報》辦 成一張「喉舌報」又有什麼好處？官方喉舌報多得很，何必增多一張？如果嫌《明報》太不識時務，乾脆結束了豈不更省事？

所以，大衛對哥利亞，大衛仍是會贏的，只要大衛意志堅定，懂得看準哥利亞也有弱點。因為《明報》老闆的利益，只有辦一份有分量的報章才能達到，而員工的士氣與素質是關鍵，總編輯是否才德服眾，是否處事公正，有足夠的個人專業修養地位令老闆不得不重視，則是能否吸引有質素的員工作出最大的貢獻的關鍵。

港人會懷念今天的《明報》

《明報》新舊員工聯署要求公司交代，要挽救的不是劉進圖「老總」的職位，而是《明報》的公信力。公司高層不否認打算在大馬調人來當總編輯，及調回北美總裁輔政。這些舉措若成真，《明報》很快便再沉淪為一份人所鄙視的「喉舌報」，對公司對老闆無益，對《明報》、對香港的傳媒力量有害，呼籲其三思，實在在理不過。

忠言逆耳，不聽又如何？我相信，《明報》會又一次進入黑暗時期。香港人會感受到黑暗的壓迫，會更加懷念今天已絕不完美的《明報》，因為再不完美的《明報》，仍是無可替代，它好比一管港人治港、言論自由的寒暑表，儘管我們抱怨寒暑表告訴我們天陰有雨，沒有了寒暑表，只會令我們對壞天氣毫無預兆的侵襲更加恐懼。


安裕：報業這盤生意

【明報專訊】輾轉反側不能成眠是因為想起冬日下午《明報》年輕人的臉容，電視上，清勁北風之下柴灣朝海路旁是一臉的不甘心和不放棄，他們要的是一個明白和一個承諾——為什麼要撤換總編輯而以外地人取代、要求管理層承諾一貫以來的編採方針不變，態度清晰，意志堅決。類似的焦急和期待似曾相識，九十年代《明報》記者席揚被捕後深夜和白天的皇后大道東新華社門外的抗議曾是如此；過了這些年，我還記得那一大串年輕的名字。今天的臉孔儘管不同，昔年的決心至今不變。

除了很多名字之外，蔡子強的長文這個星期令我想起更多，《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的傳記 Personal History（《一己經歷》）我是讀過的，遺憾是水過鴨背內容早就丟到爪哇國去了，蔡的文章從厚厚的書頁當中抓住了重點，放在今天商人辦報的世界恰如其分。他說到一九七一年的「五角大樓文件」：「郵報在這場風雲中不畏強權，把真相和公眾利益放在最優先，把自己的利害得失置之於後，當中有賴一支專業有風骨的專業採編團隊之後，背後還有賴一位有風骨的老闆。」

美國報業這幾年一家接一家轉手，但美國報人仍是那樣的驕傲，不僅是由於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言論自由，而這是自己打拼出來的豐功偉業。美國現代電影裏永遠的正派角色，除了人民選出來的總統就是新聞記者，前幾年佐治古尼拍了一部黑白電影Good Night and Good Luck，講的是五十年代電視業巨擘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記者莫羅（Ed Murrow），他那慢如落絮快如機槍的東部腔調，在美國困於麥卡錫主義氛圍瀕與魔鬼同行的日子把國家挽救過來。不過我還是極力推薦表面是喜劇實是笑中有淚的《搶閘新聞眼》（The Paper）﹕一份財政拮据報紙的記者在新聞爭逐裏寸步不讓的故事，很有意思。

蔡子強說的是《華盛頓郵報》的獨立史，我則找到《紐約時報》前總編輯法蘭高（Max Frankel）成書於一九九九年的The Times of My Life：and my life with The Times。他不愧是一九七三年普立茲獎得主的一流記者，連回憶錄的書名（《人生時刻：我與時報的人生》）都文采飛揚，把times這個字玩得出神入化。法蘭高是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四年的《紐約時報》總編輯，之前是《星期日紐約時報》總編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是該報駐華盛頓特派員。今年八十三歲的法蘭高是德國移民，這是他的第一部書，由極負盛名的藍登出版社（Random House）出版，全書六大章節，前三章是說他的戰亂人生，後三章是記者春秋，尤其最後一章〈編輯：一九七二至一九九四〉非常值得細讀。

法蘭高在這一章其中一節是Long Life the Monarchy!（〈家族萬歲〉），其實講的是《紐約時報》營運歷史。法蘭高在段首說了一句極有深意的話，先引述一句美國傳媒行業的老話，「只有自由而獨立的報章才是賺錢的報章」（The only free and independent press is a profitable press） ，之後筆鋒一轉，「對的。但就算賺大錢也不能令一家報紙更加自由和獨立」（True. But ever-greater profits do not make a paper more free and independent）。寫到這裏，我想到近幾天有關《紐約時報》的另一條消息，大陸富翁陳光標出價十億美元想收購《紐約時報》，後來以該報表示無意出售連見面也免了無疾而終。純粹以經濟效益來說，近年在新媒體世界吃盡苦頭的《紐約時報》家族如果把一些股權脫手可能得個全身而退，但事實最終不以「中國第一善人」的陳先生主觀意志為依歸；大陸網民笑翻了天，有人促狹地說，「陳先生，祖國需要你，留在西南吧」。《紐約時報》的回應則是對法蘭高的「賺大錢也不能令報紙更加自由獨立」進一步闡述，因為盈利一直不多的《紐約時報》確有見錢不賺的傳統。

「賺大錢也不能令報紙更自由獨立」

法蘭高的〈家族萬歲〉是源於對控制《紐約時報》的沙茲貝格家族（Sulzberger）的讚揚，這個家族是該報最大股東，幾代人的共同特點是把《紐約時報》的品質看得比什麼都重。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紙張是戰略物資，美國政府當局實施配給制度，大名如《紐約時報》都不能免役，可是報社老闆卻在有限的篇幅停刊大量廣告，犧牲六十欄的廣告版面而以新聞取代，同行賺得盆滿滿，唯獨《紐約時報》為了讀者利益而硬撐得苦不堪言。二戰年間，美國政府照辦煮碗，又來限制紙張這一條，《紐約時報》把一戰時期的做法承傳下來，一年之間《紐約時報》比同行多刊三百萬行字的新聞。

「家族萬歲」絕非法蘭高對封建王朝的溢美之詞，而是對沙茲貝格家族的讚美。相對於其他報業集團犧牲新聞版面遷就廣告，法蘭高說，《紐約時報》的堅執在於把新聞質素置於利潤之上，沙茲貝格家族承襲上一代對報紙價值的尊重，不顧股票分析師的煩擾不堪話語。這些話出自一個曾獲普立茲新聞獎的老記者來形容他的老東家，不免讓人感到「為賢者諱」的可能，然而事實是《紐約時報》對新聞的重視遠高於對華爾街大行的分析報告，東歐變天的一九八九年春到一九九○年初，《紐約時報》那時正是法蘭高做總編輯的當家年代，作為當時住在紐約曼哈頓上西城區的一讀者，我的個人親身經歷是每天的《紐約時報》就像一部書，印象深刻的是曾經細數「東歐變天」專輯（Upheaval in the East）頁數，是足足十五大頁的整版新聞，所有新聞都有記者署名，差不多連照片都全是《紐約時報》特派員攝影。法蘭高對大股東家族的視野推崇備至，說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美國幾份龍頭報章獨領風騷，「在於它們由才智過人，幸運，以大眾為依歸的家族所掌控」（wise, lucky, and public-spirited families）。

推走廣告刊登新聞

然而事情並非直路一條，沙茲貝格家族也有過失足日子，可就是經歷萬水千山才有今天的修成正果。《紐約時報》污點是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記者塔蘇勒（Ted Szulc）得悉反古巴卡斯特羅政權的游擊隊準備在四月十八日出兵，史稱豬灣事件。這條消息在總編輯卡拉基（Turner Catledge）手上準備大做，美國政府知道《紐約時報》有這內幕，甘迺迪以總統之尊親自打電話給《紐約時報》發行人德拉福斯，要求他以「國家安全」把新聞按下不表。幾經與編輯部討價還價，結果原本寫好四月十八日出兵的新聞（其後證實是四月十七日）變了「即將出兵」，而且其他內容皆一一模糊，四欄大的頭條變成一欄的次等安排，編輯部高層提出抗議，但最後是老闆拍板按本子辦事。這是《紐約時報》發行人干預新聞內容的第一次，也是這份大報歷史最大的污點。

此役《紐約時報》傷了元氣，德拉福斯其後經歷了勞工糾紛，心力交瘁，心臟病突發不治，終年五十歲。《紐約時報》突傳噩耗，沒有人馬上接手當發行人，位置空懸二十六天，三十七歲的阿瑟沙茲貝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受命於危難之間把報紙接下來。豬灣事件令《紐約時報》上下揹「干預編務」的原罪，直至一九七一年的「五角大樓報告」。

這份報告簡單而言是美國國防部對越戰的評估，厚七千頁共二百五十萬字，《紐約時報》派出近四十名記者，在報社外租用地方開工，最後濃縮成三十萬字，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刊出。翌日，美國司法部長發出電報給阿瑟沙茲貝格，勒令立即停止刊登。兩小時後，《紐約時報》打電話給副司法部長表示拒絕主動停止刊載。餘下來的都是歷史﹕司法部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四天之間，五角大樓文件停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六月三十日，最高法院以六比三宣布《紐約時報》刊登文件合法，報社內外歡喜若狂，阿瑟沙茲貝格說這是「法治自由的響亮勝利」（ringing victory for freedom under law）。若干年後，阿瑟沙茲貝格接受其他傳媒訪問時，談到這宗美國新聞史的大事時說了一句，「當這麼多文件到了我們手上的時候，我們別無選擇」。

遠遠不止一盤生意

《紐約時報》遠遠不止是一盤生意，應該說，它在任何程度任何層次都是媒體的最高信念和標桿。該報頭版左上角的「本報信念」是人所共知的「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至於什麼是「fit」（適宜），一八九六年接手《紐約時報》的奧克斯（Adolph Ochs）說過，「適宜刊登」的新聞，是指「真實的新聞」。北風怒號濁浪排空的此際香港，願大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