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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 facebook：照片是六月四日早晨。十八岁的陈光没有完全上交胶卷，留下了几张。这张他站在坦克上拍的。

今天介绍一下陈光，他前几天写了个 25周年又用白漆刷盖，己被警察抓走，目前是刑事预审阶段。友人巳给他送了秋裤牙刷……

陈光1988年在北京军区65军服军役。1989年参加了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动乱。

1991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油画，199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现在工作生活于北京。看看，一小当兵的努力上大学成了画家。但八九年那个天安门广场的所见所闻，成了他终生痛痕。他不断地和女人上床，甚至找了老头干他屁眼，疯了二十五年还是单身一人。烟、酒和变态的行为艺术和架上画都救不了他⋯⋯。我就奇怪了，那么多人都发财幸福地活着，就他在记忆着。不说了，选几段他的日记公布如下，再选几张他的作品，供大家了解。

(说明:本日记是根据当年日记和后来的记忆整理而成)

1989年6月1号星期四

是要“便衣”进城了，指导员和连长都证实了这个消息，只是还没有正式通知，班长不要我们往外乱说，但明显能感觉到营房里的气氛有点紧张。
指导员到排里来看，说：“做好心理上的准备，等待通知”，然后来到我面前，我给他打了敬礼，他说：“陈光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对我有些担心，从古城撤回来后我就一直消化不良，不想吃东西，拉肚子。
下午1：00军里下达了正式通知是要便衣进城了。并且各营到团里领来了便衣服装，有白色和兰色的衬衣.短袖的汗衫还有兰色的灰色的裤子。我挑选了白色衬衫和灰色的裤子。

1989年6月6号星期二

6月3号上午10点：指导员决定让我来押送装枪支弹药的车。是个挂着地方牌照的公交车，有个老司机开，他穿了一身兰色工作服。从射击场出发目的地是人民大会堂的西后门。

指导员一再嘱咐我在车上要镇静！保持自然的表情。有人盘问就说是公交车到天安门拉学生，要和司机保持说法一致。车上的枪太多了，没有我能坐下的地方，只有趴在枪上，把头露在车窗。其它的战友也都换了便衣三两成群地在苹果园地铁和公交车上出发了。

车驶出射击场时侯，看到好多战友在路边上正往车站赶。车路过古城时很顺利，一路往前开，中间有几处街道游行的学生很多，司机就故意把车往车辆多的地方挤，免得让学生单独注意到我们的车。行至西单路口时，学生游行的人比较多，路过我的车时他们还伸出了两个手指。有好几个学生还往车里看，但他们看不到车窗的下面。驶过西单路往前就看到了人民大会堂，这一带学生市民并不多，他们主要都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往右一拐300米就顺利到达了大会堂西后门。

我可能是第一个到达的运输枪支的车，后门有几个武警在值勤，没有其它部队的车进来。一个接待我的50岁左右的穿便衣的人，听我说是65军的，就叫我先把枪搬运到二楼靠楼梯的拐角处。司机在车上看着物品，我一个人一趟趟地往二楼搬，搬运了快2个小时，其它兄弟部队的人才赶到，我浑身都沾满了枪上的黄油，顺着我的衣服往下淌。

6月3号下午3点：三点后好多着便衣士兵已经进入到大会堂了，为了寻找到自己的队伍，军与军之间都有标示，我们65军左肩上扎个白毛巾，而38军是右肩上扎个白毛巾。

我们在大会堂一层二层到处寻找着自己的部队，大会堂里人越聚越多了，我在三楼和65军的聚集了，指导员和连长在忙着清点人数，我们连应到48人实到45人，还有3个人没有到齐，查了几次才发现炊事班长和一个87年入伍的老兵，还有与我同年入伍的新兵没有到，查遍了大会堂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

这时广场上的学生已经觉察到军人进入大会堂了，在大会堂里能听到学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6月3号下午4点：到4点时，我们师接到了一项任务，和我一样，38军的一辆押送枪支弹药的车，被困在西单，而且枪支弹药被学生和市民给抢走了。我们部队就是去西单抢回那些流失的枪支弹药。在出大会堂的西门时，就被学生和市民用卡车公交车一层层地堵住了。十几或二十几排的车横一趟、竖一趟的给拦截了去路，车上全是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前进不了，又退不出去。所以在那里持续了很长时间，和学生发生了一些冲突，学生和当兵的都有受伤。学生还在那儿不停地演讲。当兵的怕被冲开队伍，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手挽着手。这时从大会堂墙外的亚运会停车点扔来了很多砖头和酒瓶子，在当兵的头盔上劈里啪啦滚着，有的士兵脸上被砸出很多血，部队在人群中闯出一条缝，把受伤的战士抬回大会堂里。

学生这时候一次次冲击大会堂，情绪非常激昂，那天下午一些学生用砖头和酒瓶子砸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他们知道解放军要管制天安门广场了。直到晚上九点左右，部队才和学生达成协定。学生让出一条路，当兵的又退回到大会堂里。

6月3号晚上十点：大会堂的一至三层都住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堂，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呼声一浪接一浪。

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了，会堂里面更没有可吃的。偶然能看到几个女服务员推着餐车往军长住的地方去，军长住在东边的楼梯口拐角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个临时帐篷，往上就通到三层大会堂的露台了。看到服务员推餐车经过，有些士兵就开始吹口哨，结果引来了整个大会堂里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务员不好意思地低头推着餐车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嚣张”了，故意大敞着厕所的门，在里面洗裸体澡，有意识地要女服务员们看到。

更可气的是军长吃饱了饭挺着大肚子带着墨镜，身后跟着5个190身高，胸前挂着微型冲锋枪的护卫，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兵紧跟在后面，在大会堂里走来走去的。

中间我和李干士一起去拍照片，我背着一夸包胶卷和照相机镜头，二楼三楼到处去拍，甚至到领导们指挥室里。后来我们爬上了大会堂的楼顶，一眼就看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广场上已经沸腾了，学生们四处奔跑着，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口号。这时候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第一号令在广场上空播放：“广大市民和学生们，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小撮破坏分子煽动学生疯狂的攻击我人民大会堂，向我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致使我多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受伤！现在请学生和市民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6月3号12点：大会堂里的部队马上要行动了，一楼二楼三楼的部队都已经集结完备，士兵全副武装等待着最后命令。士兵之间互相传话说，“上级的命令，如有阻拦者可以开枪！”我心里很发慌！担心我们出去时会遇到学生的阻拦，如果我不开枪，那后果怎样呢？假如开枪了学生们一定会很惨的！我也担心在那种混乱的场合中，自己怎么能分辨出那个人是学生市民中的坏分子，这种疑虑使我很难打开枪上的保险！这时大会堂的东门已经打开了，部队分好几十个纵队从东边的各个大门慢慢往外移动。走到大会堂的台阶上时就连成了横队，乌鸦鸦静静地站在那里。对面就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像是开了锅似的沸腾！东西长安街和北京城的上空已经枪声四起，远远的能看到长安街上已经火光冲天。
6月4号1点：这时候整个广场上的电灯突然间熄灭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平静了下来，远远的能看到学生们在各个帐篷里来回走串着。特种兵以极快的速度从大会堂这边向广场包抄。我们部队也配合着开始往天上射击。借着广场上学生的帐篷里的隐隐约约的光亮看到,特种兵们手握冲锋枪以匍匐和冲刺的动作已经进入了广场,他们迅速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远远的已经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我终于松了口气,握枪的手全是汗。一个多小时后广场上的灯又重新亮了。这时广场上的广播里传来了台湾歌手侯得键的声音：“同学们，我是侯得键，让我们撤离广场吧，我们没必要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了” 侯得键反复重复着这段讲话。

6月4号2点：侯得键用沙哑的声音说“同学们让我们手挽起手，到纪念碑这里来，让我们围绕着纪念碑正转三圈，倒转三圈撤离吧”。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开始往纪念碑中心地带聚集了，从城外赶来的装甲车部队已经从东西长安街上开来。我们和特种兵也逐渐的向里合拢，特种兵们走在最前面，开始逐一清查每一个帐篷。

6月4号3点：学生围绕纪念碑的周围高唱起国际歌。然后逐渐向广场的东南角方向撤离。在东南角学生和武警发生了冲突，远远能看到武警组成的人墙拿着盾牌和警棍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我和李干士拍照的地点依然是在我们部队所处的广场西北角这个位置。东西长安街上靠金水桥边的马路上已停满了装甲车部队，车头冲着广场等待命令。

6月4号4点左右：装甲车部队开始向广场开动，一开始推倒的是自由女神像那巨大的雕塑。紧接着就是把学生们遗留下的帐篷和物品推成象一座座小山一样。瞬间装甲车遍布了整个广场。
 6月4号5至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时，北京上空下起了小雨。整个天安门广场狼烟四起，到处是没有燃完的灰烬，一滩滩黑水到处流淌着。洒落在雨水中的物品有纸箱子、衣服、被子、食物、报纸、成堆的自行车还有很多学生遗留的笔记本。我留下了几个学生的笔记本和胶卷放在背包里，其它的物品李干士不让我检。他说全烧了它，纪念碑周围的底座上全是学生写的标语和画的邓小平李鹏的漫画像，几乎看不到大理石的白色了。

6月4号7点左右：7点钟后我和炮连连长还有5个战士，去值勤时才看到大会堂的一层几个大厅里躺的全是受了伤的军人，他们躺在地板上，好多人浑身是血，也有的大腿和胳臂好象是断掉了，部队的医务人员正在忙着给他们用白纱布包扎着伤口。有的重伤员,医务人员临时用大会堂里的屏风，把他们圈了起来。我们值勤从大会堂里出来,穿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纪念碑周围到处是学生仍下的标语横幅,雨水把标语上的笔墨色和纸的红色浸泡了下来,黑红色的污水顺着纪念碑的台阶四处流。往南面走学生的物品堆的象山一样高,火焰加杂着雨水发出吱吱地叫声,在一堆没有燃尽的纸箱子方便面和被褥的混合堆里,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完整的头发,发梢处一根紫红的皮筋缠着,我有点疑惑，这头发像是齐齐的剪下来的。往东走再往北走,在纪念碑的北面约200米，看到一辆军用车里押的全是“暴乱分子”，几个士兵在用枪托砸一个人。往西走到西长安街上，路两旁的树已经被烧光了，路障被撞的七零八散，路上全是烧焦了的军车，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还在辟里八嚓燃烧的火焰。

整个天安门一下子安静了。到处是全副武装胳臂上扎着白毛巾的军人，装甲车部队停满了东西长安街，一架架直升机降落或起飞在天安门广场……〔未完〕

六四二十五

安裕周記：六四二十五

【明報專訊】中文大學周保松老師在面書為一張照片寫了一段短文字，平淡如水輕風不颺裏的是知識分子強抑的激動。照片中，粉白的牆上貼著紅紙，上面是斗大的「2014 北京 六四紀念研討會」，前面坐著站著一些人，臉容寬大，剛直不阿。這段短文題為〈歷史終會記住這張照片〉。

「我相信，歷史終會記住這張相片，以及相片中每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時候，他們走在一起，辦了這樣一個家庭式研討會，然後拍下這張相片，然後公開，然後承受隨之而來的對他們肉身的鎮壓和精神的折磨。」

周保松的文字寫得清澈，沒有一絲激情的矯揉造作，一個政治學者應該就像這樣冷靜得像冰人洞察世情政事，然而在周保松短短三百字不到漢字當中是無比巨大的異議，於無聲處聽驚雷，「他們手無寸鐵，他們無黨無派，他們本來可以像我們絕大多數人一樣平靜地舒適地慎微地生活，同時默默承受加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恥辱。但是，他們終究站出來了。謝謝你們」。

平常的一句稱謝，蘊含是感激以及「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決心。今年是北京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二十五年，在人們把焦點放在反蝗普選樓價股巿自由行的二○一四年夏初，天安門廣場上的歷史，再一次來到我們面前。

歷史的長河不會因為它的流長而隱沒某一段歷史，也不容隨意污衊篡改這段電視直播的史實。近代史沒有一章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那樣巨細無遺在每家每戶電視現場直播，包括開槍殺人的那一夜。我們可能因為某一議題有所爭論討論，像今天仍然燃燒的普選議題，可是六四是沒有辦法爭論的，因為就像前幾年鄧小樺所說的那樣：不要岔開話題，你要事實嗎，過來問我就是；就等於你要知道我的名字，走過來便可以，毋須問第三者。我就在你面前。

「廣場上沒死一個人」不值一哂

這些年總有一些人自以為巧妙的拐個大彎企圖推翻六四屠殺證言，包括「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這種啞謎式的下三濫不值一哂，現場照片的血泊一句都不必說就這頂回去；「西方勢力指揮學生」更連邏輯都搞不通，若就如這些人所說真有「西方勢力」，不等於就可以開坦克把人壓成血泥。近一陣子香港也有幾個人說要「真相」，這也是好事，回去問北京當權者把他們的「真相」公諸天下，我也想看看京官把「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這些話像念經那樣再說一遍。

爭論歷史話語權不是今天的事，皇帝登基馬上修史是古已有之只是於今為烈，中共當家後費了相當大力氣修了一摞近代史，其中包括由前朝國民黨元老撰寫的個人經歷和雜憶。在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這些迹近溥儀《我的前半生》的回憶錄是極大片面性的遷就當權者。他們留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子就是自我批評和再教育，蘇聯式的靈魂改造工程不是生活在喜歡寫什麼就可以寫的香港社會能夠想像。六四在中共或其附從者的歷史爭奪重要程度絕不比建政初期為低，因為若不能推倒二十五年來的人民證言，中共就沒有統治的合法性，人民就可以不承認。

然而這一爭奪中共無法取得上風的原因，除了核心的血腥鎮壓令中共失去合法性，另外是如何令六四鎮壓與中共內部當年的改革歷程切割，中共對此四分一世紀以來一直沒法子。這中間牽涉到一個人物：當年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眾所周知，六四的起點是因為胡耀邦猝逝，從此掀動社會覺醒，胡耀邦所以在文革後成為自由派的一面大旗，在於他提倡解放思想，為右派摘帽，令神州蒼生有著免於政治運動的憧憬及期許。在舉國上下當了三十年政治「老運動員」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沒有非凡的政治及道德勇氣，是無法把毛澤東的政治殘餘一掃而清。過了二十五年，胡耀邦清名如故，不玷塵污，成為中共的政治光環；如何清洗六四鎮壓的血漬而又不觸及胡耀邦，便是今天中共的頭痛之處。

把歷史還給人民

六四鎮壓於茲二十五年，中共的教育成功地把這段歷史從教科書抹去，但畢竟這不過是八十年代末的事，口耳相傳，一宗慘案無以從此消失。踏出國門，六四資料撲面而來，一股「把歷史還給人民」的動力愈加強勁；由於維權運動抬頭，某程度追尋六四以另一種形態在大陸開始燃燒。面對中共打壓，周保松的短文講出了爭取平反六四的悲壯，那是從此跌進天天監視月月追蹤的沒有欄柵的牢籠當中。那張十三個人的照片，如果沒有牆上的大字，說是大學畢業二十五年後的同學聚首也許會有人相信。可是這十幾個人就等著國保找上門這天的來臨，前排最右的浦志強、左二的徐友漁；後排右三的胡石根，右五的劉荻，最左的郝健，這幾天新聞報道說因為在家裏討論六四被捕。

在一個威權主義當頭並且迷戀「控制」的國家，要為一樁官方早已定性的慘案平反不是一件易事。這二十五年我們見過流亡海外民運人士的證言，他們在自由空氣底下自主作證，這是理所當然；然而在大陸的另一群他們，則要冒上從此和家人不得安寧的巨大株連風險，因此有一種說法是「盡量不犯法，不踏過底線」式的抗爭，保住有生力量。可是當一向持這種看法的律師浦志強也因為在家中討論六四慘案而涉「尋釁滋事」被刑事拘留，姑勿論這「尋釁滋事」的對象究竟是誰也沒有弄通、誰將出庭指證「尋釁滋事」的如斯荒謬，但中共仍不 顧顏面把人架走，從此一側面可以看到，縱使是經濟大國也無法買下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

一九八九年以降，中共傾一國之力推行「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混和七十年代中美洲與台韓威權政體的新權威主義。這種一元論加以廉價民族主義包裝，建構成一元論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某些人心目中，這即是「國富民強」的說明，卻無視於這些「國富」源自於大批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被資本家剝削後的財富累積。至於民 強則更是不消提的扭曲民族主義。最近有本地學者說，「今天反共報章講的內地自由及人權問題，就算是事實，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對殖民地的剝削、巧取豪奪，所犯下的滔天罪惡，只是小巫見大巫」。這些話並非來自愛字頭組織卻是來自社會科學學者，先不討論是否迹近失蹤多年的中共六四解說口徑，光就行文用句之間看到，中共民族主義威權美學的魔力，的確可以令一些人迷失方向，迷失自己。

一元論底下的人權淪喪

一元論在中共治下大行其道，事實上不過是重複前蘇聯軌迹。六十年來，一元論及多元論互相杆格，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及其後的東歐集團傾覆，在在說明一元主義的局限以及多元主義的活力。於中國人民而言，這其中不存在東西方集團的冷戰意識形態的對峙，而是就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判斷，民族主義與重視人權互不排斥；同樣的是，經濟發展亦毋須以人民權利對沖。

中共視為圭臬的一元論是強者哲學，正切合所言的「大國崛起」，鼓動人民為「偉大」目標犧牲一己，從而達至更大的「宏偉願景」。相對於此，多元論沒有如斯「巨大」的政績或政治期許，準確來說，多元論只是強者腳下的弱者，然而卻就在多元論之中，人民的利益凌駕於國家或政權利益。在「我」和「我們」之間，不同的抉擇直接導致結果可以是喜 可以是悲。

今年六四前中共官方的強硬行動，連浦志強這樣的溫和派也被捕， 天安門母親開始感到不自由，這與幾年前本來就強硬的氛圍相比是更加強硬，可是與其說是強硬，毋寧說是倒退更為恰當——文化向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倒退，政治更是一元主義當頭、倒退得令人想起斯大林主義。如斯政治情景，映照出今年六四前夕的嚴峻肅殺；這令人更加憶念北京那屋子裏參加研討會的十三人，周保松旨哉斯言﹕「我想是要告訴世人，即使在萬馬齊瘖的時候，他們仍然未有忘記。」

謝謝你們。


艾晓明：深切怀念我坐牢的朋友们

写下这行字，觉得可悲又可笑；仿佛有人死了，我们在开追悼会一样。但是我的心情，和真正去追悼朋友，也没有什么两样。追悼会上，我们哭上一次，此后也要放下。朋友去了天堂，尽可追思，但我们也深切地知道，再没有什么尘世的力量能够加害于他们。但是活人被关进牢房，如王全平律师曾经体会到的，连放屁也要练出不响不臭的本事；还要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邪恶，深更半夜叫起来，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回到牢房又不能安睡，满怀对亲人的歉疚。这不是比活见鬼更加糟糕的一种经历吗？

前一向时，我怀念丁家喜、赵常青、许志永诸君。家喜是湖北人，去年春节前还来过我家，他留下一个有民国风的茶叶盒子，当时他说，这是我曾经喝过的最好的茶叶。我说谢谢你啊，现在不用警察请喝茶自己请自己喝茶了。在家喜失去自由后，我还常常在他坐过的桌子前发怔。他曾经在这里用电脑，联系朋友，在skype 上跟这个那个大声说话；现在他会想念推特、skype 、google +的日子吗？家喜被抓后，我听说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中国，现在自由的土地上。我深为之感到庆幸。但话说回来，现在连律师存钱也不让，那谁给家喜送钱呢？没有钱，这位北航毕业、爱打网球高尔夫球的大律师，连个方便面可能都买不起啊。

丁家喜等新公民案诸君被捕，无疑是一场公共灾难。但是，现在救人的人太少，救也救不过来，捞也捞不上来。正如四川好人谭作人一样，谁都知道他没罪，那又如何，照样在牢里扛了五年。去年雅安地震，直到得知谭作人安好，没有被砸死在雅安牢房里，我的心才放回肚子里，大叫一声：老天有眼！

我与这些朋友们，在各种场合见过面；有过或浅或深的交流。说浅，有时也就是一面之交；说深，即是人之相知，一定要用语言吗？就说胡石根老师，一个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和信念扛过十六年牢狱之灾的人，见面除了鞠躬致敬，还用废话什么呢？

我第一次见赵常青，可能就是在公民王荔蕻的庭审时。我在外面拍摄公民围观，这家伙背对警察肃立的警戒线，阳光灿烂地对着摄像机说：我结婚了，我给王大姐送喜糖来了。2012年夏天，那场北京的大雨之后；他送我到肖国珍律师的家里，我对肖律师做了个采访；常青在旁边的沙发上倒头便睡。那时，他刚有了儿子小象，我估计他在蜗居带小婴儿，一定累得够呛。

我和常青也曾一起赴艾未未的饭局，记得当时常青好像是谈了一通祖国统一的意见。艾未未貌似迷惘地诘问他；常青更执著地阐释。他们俩在不同的话语和行为的轨道，但可爱之处则有目共睹。常青的个性深深打上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精神，这样一种纯正的气质在人世间颇为稀疏。

浦志强在代理广东奥美定美容伤害案时来过广州，他之风度翩翩，已经红遍媒体。只是一上餐桌，帅哥就露出胆怯。然后就解释说有糖尿病，每天还要打针；印象中他好像是随身带了注射器。2011年谭作人二审，我到成都，也跟拍了浦律师夏霖律师的工作，这些影像留在纪录片《国家的敌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里。那时他开始玩摄像机，大个子拿个小东西像在琢磨玩具。但前不久，我就看到他的大作了。我认为，有关湖南永州双规案的采访、记录，是这个时代非常卓越的纪录片。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好像这个纪录片不过就是电影术语中的大头说（talking head),但是，它作为独一无二的视听证言，已经具有充分的纪录片的价值。

我读过徐友渔老师的文章，几年前，为找一位失踪朋友，我对他做过一次采访。友渔住在京郊小区的一座塔楼里，家里很静。我们在俯瞰楼群的书房里交谈，后来友渔的妻子回来；她是医疗专家，每天要坐班。我们到附近吃了四川火锅，然后友渔帮我背着相机包，一直送我到地铁口。友渔的学问我就不评价了，众所周知。但印象中，友渔真是个好男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帮人背机器到地铁检票口还目送的好不好。

我和友渔的直接接触就这么一次，但作为学者的他，内心的勇毅和担当却是学界罕有。这次他和郝建教授之被捕，无疑还跟他们在前年与胡佳等朋友冲破封锁探访刘霞有关。我们在去年初流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刘霞见到这些朋友时是多么激动和惊恐。而友渔对刘霞，则是多么可信任的兄长。

大约是2009年4月，我在北京和崔卫平、徐友渔、刘霞一起吃过一次饭。记得席间还有莫少平律师，卫平、友渔把在布拉格获奖的情况告诉刘霞，而不远处就有国保监视着。当时刘霞还有自由，我也是那次对刘霞做了个访问。刘霞说，为了给她做一段录音，友渔这个老夫子自己对着那支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说起来，这算多大个事呢？应该不算。但是，在这些年越拉越紧的封锁线下，坚守对一位朋友的友谊，以血肉之身去趟见刘霞的路；偌大个中国，试问又有几人？！

郝建老师是我同行，我们都研究电影。去年我们还在电影学院可爱的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坐过他的车，我还很羡慕他有个挺精准的小摄像机。郝建的一位亲人，在25年前的那个血腥之夜遇难。如果我记得不错，好像就是他的表弟。

现在我还想起来，在谭作人庭审完的那个傍晚，我还帮浦律师买过一个烤红薯。因为他患病，不能多吃，就很容易饿。这次他在看守所，少吃多餐？想都别想。

还有小老鼠，我的校友刘荻；2009年那天，我们吃完饭，和刘霞相拥而别。我们三人一起回崔卫平的家。我眼很钝，总是不信我们被人跟踪。结果在转13号线时的确有两个表情模糊的人跟着上车。兜兜转转，这俩闷人就一直跟着我们再到卫平家的小区。在那儿，有我从广州带给卫平的草泥马。早上卫平起得很早，她独自晨舞健身，然后在宽大的桌前阅读写作。

几天前看到一条最反讽的微信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迎来了历史上最荣耀的一天，法律界、学术界和宗教界广有影响的人士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和胡石根来到这里，与警方和在押犯亲切交流。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可爱、善良、有美学上的魅力。但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关押，当局至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效果：即像我这样非常惦念和尊敬他们的人，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悲伤。当早上起来坐在电脑前，连google + 也打不开，悲惨的世界观油然而生。这是怎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和生存。但我们依然被迫活着，由于各种牵挂和责任。

所以，当看到许志永的看守所视频，我不免觉得，他对生活的感觉比我们很多人都好。他求仁得仁，而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尽管谁也不愿意，但进去了却也坦然面对。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李化平、刘萍……以及这次进去的五位朋友。对于胡石根老师，恐怕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囚禁怎能让他改变呢？话说回来，甘愿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也让我们这些没有进去的人更多地看清了一种人生境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自由战士的境界。

我认为，中国应该有律师团，不是去为这些人取保候审，而是直接起诉关押他们的机关和决策者。因为，把无罪的人关起来，吓唬全国有正义感的公民，这件事很好玩吗？

我也因此更敬佩我这些坐牢的朋友们，我认为，所有渴望社会公正的人，都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简单一句话，也如在追悼会上的老生常谈：化悲痛为力量；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该走的路，继续走下去。像前两天我转发的有关珠峰上的尸体的照片一样，那都是路标，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让后人来找我们绿色的靴子吧。（注: green boots ，一位登山运动员遗体上的鞋子——通向珠峰的路标之一 )

安裕：文章滿紙書生累

安裕周記：文章滿紙書生累

【明報專訊】羅孚先生逝世，傳媒報道集中三點：一是他曾因「間諜罪」軟禁北京十年，其二他是新派武俠小說的推手，其三是他是中共在港的統戰強將。這是一般的認知與分際，並無錯誤；然而羅孚在這三間之外還有多重身分，他是報人，也是作家。

三聯書店多年前出版香港文叢，其中包括《絲韋卷》。絲韋是羅孚筆名，《新晚報》年代，絲韋在副刊有一專欄〈島居雜文〉，很受注目，講的是天下之事以外還有文史哲。《絲韋卷》的「代前言」，是羅孚以絲韋之名所寫，題為〈感慨萬千〉。

「面對這一卷東西，真是感慨萬千。

感慨之一，是有些寫在四十多年前的東西，自己還看得下去，可見寫來寫去，文字和識見都沒有多大長進。

感慨之二，也是最主要的感慨，是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最要命的是，當寫下這些假話、錯話時，自己卻是很為嚴肅的，認為那是真話和正言，真實無疑，正確無誤，很有些『替天行道』的味道。現在大夢醒來，才明白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實和正確到了哪裏去了？因此也就有了很大的空虛。」

寫這篇「代前言」時，時為一九八八年，羅孚仍在北京未能歸港。

今天重讀《絲韋卷》，在紙頁與字裏行間閱讀出的况味與初讀之時全然不同。翻開扉頁，已是一九九二年的書，那時距離九七回歸還有五年，樓巿狂潮還未捲起；至於今天中共幾乎全面插手香港，在天天大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那時更是無法想像。二十二年間的變化，再讀羅孚兼任編者的《絲韋卷》，有着另一種理解和感受。當嘗試以讀者身分從《絲韋卷》片言隻語尋找十年京城生活之間或以後的羅孚，「代前言」固然是羅孚對自己前半生的檢視，但書中的不少章節，如今讀來，令讀者有着對歷史某一特定時空的凝視，由此而想到更多。這都集中在《絲韋卷》的第三輯「文藝風景」。

與曹聚仁葉靈鳳的關係

這輯由二百五十一頁到三百五十一頁，裏頭二十八篇，談巴金，林風眠，曹聚仁，葉靈鳳，聶紺弩，蕭紅，蔡元培，魯迅，西西，小思等；寫得最多是葉靈鳳和曹聚仁，前者收納七篇，後者三篇，是談論所有文壇人物之中屬最多。曹聚仁是著名記者，曾先後供職中央社以及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五八年中共炮轟金門，曹聚仁事前得到這一消息，把新聞發給《南洋商報》，消息見報後幾個鐘頭，解放軍的炮彈水銀瀉地落在金門。《絲韋卷》由〈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寫起，從一九四二年在桂林第一次看見「一身舊軍裝」的曹聚仁，之後因曹曾在蔣經國手下做事，「不敢恭維是理解當然的事」。這段與曹聚仁的因緣在羅孚筆下娓娓道來，到了後來，羅孚從當初的鄙視轉變成形容曹是「國門外的自由主義者」、「實在不能稱他為反動文人了」的正面。這一變化，與其說是曹聚仁的人生歷程，毋寧說是羅孚如何看待曹聚仁、並從中折射一己變化也許更貼切。

從初時對曹聚仁的「不敢恭維」，到後來文字之中寄予體諒，人們讀到的是中國讀書人之難當，尤其是要做一個對國家民族有抱負的知識分子更難。在這些章節，人們讀到羅孚對曹聚仁的同理心，特別是在一些「不夠政治敏感」問題的反應及做法。當時有一種說法：曹聚仁要去台灣，說服老上司蔣經國走和平統一的路。以今天的政治尺度來說，曹聚仁根本就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先行者，但那年代的國事不由得一介書生單方面想像，羅孚是這樣寫的：「原來周恩來當年曾對夏衍說過，曹聚仁『終究還是一個書生』，『把政治問題看得太簡單』，『他想到台灣去說服蔣經國易幟，這不是自視過高了嗎？』」

曹聚仁一九七三年在澳門去世，那時中國大陸仍在「階級鬥爭是綱」的文革狂潮，「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是廣貼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大街小巷的標語，與「打倒美帝國主義」及「毛澤東思想萬歲」並列。就在這種充滿鬥爭氛圍裏，傳出曹聚仁要去台灣說服蔣經國和平統一，恐怕只有充滿理想主義樂觀情緒的人才能想得出。儘管這種僅局限於想法的和平念頭，仍受到中共溫和派的周恩來批評，知識分子連渴望國家和平統一的念頭也遭當頭一盆冷水澆下，政治確實是如此不近人情，而且不近人情得令人討厭，放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及香港，有同感的應該不在少數。羅孚寫〈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是一九八六年，這是他軟禁北京的第三年，那時他寫下這篇懷念故友的長文，今天看來不僅是望向長空憶舊人，更是在開始大談「和平統一台灣」的八十年代對往日政策的無言以對。

令人想到對台政策變化

羅孚對一度被中共目為「自視過高」曹聚仁的念故情懷，在作家葉靈鳳身上更為明顯。葉靈鳳在中共的文學史觀曾經是有一定爭論的作家，這是因為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魯迅．三閑集》的〈文壇的掌故〉有這麼一段注文：「葉靈鳳，當時雖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羅孚在《絲韋卷》用了相當長的篇幅談到葉靈鳳，他引用一九八一年新版的《魯迅．三閑集》刪去原注文的「投機」、「轉向」、「漢奸」等，改為「葉靈鳳，江蘇南京人，作家、畫家。曾參加創造社」為葉證明清白。在中共的文學史觀，對所謂「投向國民黨」，於對立氣氛肅殺的年代是極大禁忌，其後中共對葉靈鳳取態出現根本變化，消除昔日的敵視，羅孚仍用了極多篇幅消除敵意看法的殘餘影響，其中說到一九四九年前在上海擔任中共地下工作的潘漢年與葉靈鳳的長期友誼，說明葉靈鳳絕非中共以前的史觀所言。羅孚更在〈鳳兮，鳳兮〉說到葉靈鳳把珍藏嘉慶本《新安縣志》海外孤本送給廣東中山大學，拒絕賣給外國，證以葉靈鳳「書要送給國家」願望。

毫無疑問，羅孚與曹聚仁和葉靈鳳有相當私交，他在關於曹與葉的文章當中，透露出來的惺惺相惜極為明顯。《絲韋卷》關於曹聚仁及葉靈鳳的主要章節，都是羅孚身在北京時所寫，應該說，當時「戴罪之身」的羅孚不可能仍然參與統戰工作，人們閱讀這些文章時可以放下對統戰的戒心，純粹以讀者身分探究羅孚與曹葉兩人的交往。通過這些內容，或可閱讀出羅曹葉在各自歷程有着的共同特質，即對廣義上的中國或狹義上的中共深情一片——曹聚仁追求的是和平統一的中國，葉靈鳳把《新安縣志》送給中山大學可見一斑，羅孚則是為了中共政權統戰港台的知識分子。然而，這三位都在人生的不同時間遭到中共批判甚至軟禁，羅孚在《絲韋卷》給予曹聚仁及葉靈鳳足夠的篇幅，從歷史觀照而言，那是極有深意的安排。

中國知識分子的崎嶇路

羅孚筆耕不輟，曹聚仁著作等身，葉靈鳳寫譯全材，三人都在中國近代文學各自佔一席位。然而在中國近代的政治當中，這三位或多或少都走過崎嶇之路，或曰，這便是人生，可是當人們回望這一條迤邐長路之時，可能得出另一種歸納，若然剔除「中國」及其關連因素的影響，這條道路或會截然不同，可能好走一些。但是於當年的年輕知識分子而言，五四運動，日軍侵華，他們都投入家國之戰，其後的內戰把民族硬生生一分為二，於是，統戰高手也好，追求和談也好，終究是在畸形的政治氛圍下的扭曲政治行為，受苦的是人民，累極的是書生。

面對歷史，羅孚在《絲韋卷》顯露出來的是坦然，儘管後來他沒有就「間諜案」透露更多內容。然而他在「代前言」中有一段講到他編這卷書的想法，他說雖然編進的大多是近年的作品，六七十年代火紅日子的也匯編了一些，「這裏不牽涉到避忌某些年代的東西。我寫過的假話、錯話，自己並不要避諱它們，錯了就是錯了，避也無用」。

講真話是八十年代大陸的反思大潮，巴金文革後的《真話錄》影響了經濟改革下的中國人民。去世二十五年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得人心的是各種層次的真話：撥亂反正摘「右派」帽子即是行動上的真話，承認中共犯下錯誤則是心靈上的真話，回首前塵，那是大亂過後大部分老百姓曾經感到中國還有希望的日子。

牡丹和白嬋

也許真是放下了。
這些人，在同一個夢，共處一室，而自己，在這些人中，不進入，也沒有抽離。
是再沒有，牽連，了。。。

醒來，便見花開。
牡丹和白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