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五

安裕周記：六四二十五

【明報專訊】中文大學周保松老師在面書為一張照片寫了一段短文字，平淡如水輕風不颺裏的是知識分子強抑的激動。照片中，粉白的牆上貼著紅紙，上面是斗大的「2014 北京 六四紀念研討會」，前面坐著站著一些人，臉容寬大，剛直不阿。這段短文題為〈歷史終會記住這張照片〉。

「我相信，歷史終會記住這張相片，以及相片中每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時候，他們走在一起，辦了這樣一個家庭式研討會，然後拍下這張相片，然後公開，然後承受隨之而來的對他們肉身的鎮壓和精神的折磨。」

周保松的文字寫得清澈，沒有一絲激情的矯揉造作，一個政治學者應該就像這樣冷靜得像冰人洞察世情政事，然而在周保松短短三百字不到漢字當中是無比巨大的異議，於無聲處聽驚雷，「他們手無寸鐵，他們無黨無派，他們本來可以像我們絕大多數人一樣平靜地舒適地慎微地生活，同時默默承受加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恥辱。但是，他們終究站出來了。謝謝你們」。

平常的一句稱謝，蘊含是感激以及「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決心。今年是北京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二十五年，在人們把焦點放在反蝗普選樓價股巿自由行的二○一四年夏初，天安門廣場上的歷史，再一次來到我們面前。

歷史的長河不會因為它的流長而隱沒某一段歷史，也不容隨意污衊篡改這段電視直播的史實。近代史沒有一章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那樣巨細無遺在每家每戶電視現場直播，包括開槍殺人的那一夜。我們可能因為某一議題有所爭論討論，像今天仍然燃燒的普選議題，可是六四是沒有辦法爭論的，因為就像前幾年鄧小樺所說的那樣：不要岔開話題，你要事實嗎，過來問我就是；就等於你要知道我的名字，走過來便可以，毋須問第三者。我就在你面前。

「廣場上沒死一個人」不值一哂

這些年總有一些人自以為巧妙的拐個大彎企圖推翻六四屠殺證言，包括「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這種啞謎式的下三濫不值一哂，現場照片的血泊一句都不必說就這頂回去；「西方勢力指揮學生」更連邏輯都搞不通，若就如這些人所說真有「西方勢力」，不等於就可以開坦克把人壓成血泥。近一陣子香港也有幾個人說要「真相」，這也是好事，回去問北京當權者把他們的「真相」公諸天下，我也想看看京官把「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這些話像念經那樣再說一遍。

爭論歷史話語權不是今天的事，皇帝登基馬上修史是古已有之只是於今為烈，中共當家後費了相當大力氣修了一摞近代史，其中包括由前朝國民黨元老撰寫的個人經歷和雜憶。在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這些迹近溥儀《我的前半生》的回憶錄是極大片面性的遷就當權者。他們留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子就是自我批評和再教育，蘇聯式的靈魂改造工程不是生活在喜歡寫什麼就可以寫的香港社會能夠想像。六四在中共或其附從者的歷史爭奪重要程度絕不比建政初期為低，因為若不能推倒二十五年來的人民證言，中共就沒有統治的合法性，人民就可以不承認。

然而這一爭奪中共無法取得上風的原因，除了核心的血腥鎮壓令中共失去合法性，另外是如何令六四鎮壓與中共內部當年的改革歷程切割，中共對此四分一世紀以來一直沒法子。這中間牽涉到一個人物：當年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眾所周知，六四的起點是因為胡耀邦猝逝，從此掀動社會覺醒，胡耀邦所以在文革後成為自由派的一面大旗，在於他提倡解放思想，為右派摘帽，令神州蒼生有著免於政治運動的憧憬及期許。在舉國上下當了三十年政治「老運動員」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沒有非凡的政治及道德勇氣，是無法把毛澤東的政治殘餘一掃而清。過了二十五年，胡耀邦清名如故，不玷塵污，成為中共的政治光環；如何清洗六四鎮壓的血漬而又不觸及胡耀邦，便是今天中共的頭痛之處。

把歷史還給人民

六四鎮壓於茲二十五年，中共的教育成功地把這段歷史從教科書抹去，但畢竟這不過是八十年代末的事，口耳相傳，一宗慘案無以從此消失。踏出國門，六四資料撲面而來，一股「把歷史還給人民」的動力愈加強勁；由於維權運動抬頭，某程度追尋六四以另一種形態在大陸開始燃燒。面對中共打壓，周保松的短文講出了爭取平反六四的悲壯，那是從此跌進天天監視月月追蹤的沒有欄柵的牢籠當中。那張十三個人的照片，如果沒有牆上的大字，說是大學畢業二十五年後的同學聚首也許會有人相信。可是這十幾個人就等著國保找上門這天的來臨，前排最右的浦志強、左二的徐友漁；後排右三的胡石根，右五的劉荻，最左的郝健，這幾天新聞報道說因為在家裏討論六四被捕。

在一個威權主義當頭並且迷戀「控制」的國家，要為一樁官方早已定性的慘案平反不是一件易事。這二十五年我們見過流亡海外民運人士的證言，他們在自由空氣底下自主作證，這是理所當然；然而在大陸的另一群他們，則要冒上從此和家人不得安寧的巨大株連風險，因此有一種說法是「盡量不犯法，不踏過底線」式的抗爭，保住有生力量。可是當一向持這種看法的律師浦志強也因為在家中討論六四慘案而涉「尋釁滋事」被刑事拘留，姑勿論這「尋釁滋事」的對象究竟是誰也沒有弄通、誰將出庭指證「尋釁滋事」的如斯荒謬，但中共仍不 顧顏面把人架走，從此一側面可以看到，縱使是經濟大國也無法買下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

一九八九年以降，中共傾一國之力推行「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混和七十年代中美洲與台韓威權政體的新權威主義。這種一元論加以廉價民族主義包裝，建構成一元論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某些人心目中，這即是「國富民強」的說明，卻無視於這些「國富」源自於大批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被資本家剝削後的財富累積。至於民 強則更是不消提的扭曲民族主義。最近有本地學者說，「今天反共報章講的內地自由及人權問題，就算是事實，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對殖民地的剝削、巧取豪奪，所犯下的滔天罪惡，只是小巫見大巫」。這些話並非來自愛字頭組織卻是來自社會科學學者，先不討論是否迹近失蹤多年的中共六四解說口徑，光就行文用句之間看到，中共民族主義威權美學的魔力，的確可以令一些人迷失方向，迷失自己。

一元論底下的人權淪喪

一元論在中共治下大行其道，事實上不過是重複前蘇聯軌迹。六十年來，一元論及多元論互相杆格，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及其後的東歐集團傾覆，在在說明一元主義的局限以及多元主義的活力。於中國人民而言，這其中不存在東西方集團的冷戰意識形態的對峙，而是就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判斷，民族主義與重視人權互不排斥；同樣的是，經濟發展亦毋須以人民權利對沖。

中共視為圭臬的一元論是強者哲學，正切合所言的「大國崛起」，鼓動人民為「偉大」目標犧牲一己，從而達至更大的「宏偉願景」。相對於此，多元論沒有如斯「巨大」的政績或政治期許，準確來說，多元論只是強者腳下的弱者，然而卻就在多元論之中，人民的利益凌駕於國家或政權利益。在「我」和「我們」之間，不同的抉擇直接導致結果可以是喜 可以是悲。

今年六四前中共官方的強硬行動，連浦志強這樣的溫和派也被捕， 天安門母親開始感到不自由，這與幾年前本來就強硬的氛圍相比是更加強硬，可是與其說是強硬，毋寧說是倒退更為恰當——文化向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倒退，政治更是一元主義當頭、倒退得令人想起斯大林主義。如斯政治情景，映照出今年六四前夕的嚴峻肅殺；這令人更加憶念北京那屋子裏參加研討會的十三人，周保松旨哉斯言﹕「我想是要告訴世人，即使在萬馬齊瘖的時候，他們仍然未有忘記。」

謝謝你們。


艾晓明：深切怀念我坐牢的朋友们

写下这行字，觉得可悲又可笑；仿佛有人死了，我们在开追悼会一样。但是我的心情，和真正去追悼朋友，也没有什么两样。追悼会上，我们哭上一次，此后也要放下。朋友去了天堂，尽可追思，但我们也深切地知道，再没有什么尘世的力量能够加害于他们。但是活人被关进牢房，如王全平律师曾经体会到的，连放屁也要练出不响不臭的本事；还要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邪恶，深更半夜叫起来，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回到牢房又不能安睡，满怀对亲人的歉疚。这不是比活见鬼更加糟糕的一种经历吗？

前一向时，我怀念丁家喜、赵常青、许志永诸君。家喜是湖北人，去年春节前还来过我家，他留下一个有民国风的茶叶盒子，当时他说，这是我曾经喝过的最好的茶叶。我说谢谢你啊，现在不用警察请喝茶自己请自己喝茶了。在家喜失去自由后，我还常常在他坐过的桌子前发怔。他曾经在这里用电脑，联系朋友，在skype 上跟这个那个大声说话；现在他会想念推特、skype 、google +的日子吗？家喜被抓后，我听说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中国，现在自由的土地上。我深为之感到庆幸。但话说回来，现在连律师存钱也不让，那谁给家喜送钱呢？没有钱，这位北航毕业、爱打网球高尔夫球的大律师，连个方便面可能都买不起啊。

丁家喜等新公民案诸君被捕，无疑是一场公共灾难。但是，现在救人的人太少，救也救不过来，捞也捞不上来。正如四川好人谭作人一样，谁都知道他没罪，那又如何，照样在牢里扛了五年。去年雅安地震，直到得知谭作人安好，没有被砸死在雅安牢房里，我的心才放回肚子里，大叫一声：老天有眼！

我与这些朋友们，在各种场合见过面；有过或浅或深的交流。说浅，有时也就是一面之交；说深，即是人之相知，一定要用语言吗？就说胡石根老师，一个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和信念扛过十六年牢狱之灾的人，见面除了鞠躬致敬，还用废话什么呢？

我第一次见赵常青，可能就是在公民王荔蕻的庭审时。我在外面拍摄公民围观，这家伙背对警察肃立的警戒线，阳光灿烂地对着摄像机说：我结婚了，我给王大姐送喜糖来了。2012年夏天，那场北京的大雨之后；他送我到肖国珍律师的家里，我对肖律师做了个采访；常青在旁边的沙发上倒头便睡。那时，他刚有了儿子小象，我估计他在蜗居带小婴儿，一定累得够呛。

我和常青也曾一起赴艾未未的饭局，记得当时常青好像是谈了一通祖国统一的意见。艾未未貌似迷惘地诘问他；常青更执著地阐释。他们俩在不同的话语和行为的轨道，但可爱之处则有目共睹。常青的个性深深打上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精神，这样一种纯正的气质在人世间颇为稀疏。

浦志强在代理广东奥美定美容伤害案时来过广州，他之风度翩翩，已经红遍媒体。只是一上餐桌，帅哥就露出胆怯。然后就解释说有糖尿病，每天还要打针；印象中他好像是随身带了注射器。2011年谭作人二审，我到成都，也跟拍了浦律师夏霖律师的工作，这些影像留在纪录片《国家的敌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里。那时他开始玩摄像机，大个子拿个小东西像在琢磨玩具。但前不久，我就看到他的大作了。我认为，有关湖南永州双规案的采访、记录，是这个时代非常卓越的纪录片。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好像这个纪录片不过就是电影术语中的大头说（talking head),但是，它作为独一无二的视听证言，已经具有充分的纪录片的价值。

我读过徐友渔老师的文章，几年前，为找一位失踪朋友，我对他做过一次采访。友渔住在京郊小区的一座塔楼里，家里很静。我们在俯瞰楼群的书房里交谈，后来友渔的妻子回来；她是医疗专家，每天要坐班。我们到附近吃了四川火锅，然后友渔帮我背着相机包，一直送我到地铁口。友渔的学问我就不评价了，众所周知。但印象中，友渔真是个好男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帮人背机器到地铁检票口还目送的好不好。

我和友渔的直接接触就这么一次，但作为学者的他，内心的勇毅和担当却是学界罕有。这次他和郝建教授之被捕，无疑还跟他们在前年与胡佳等朋友冲破封锁探访刘霞有关。我们在去年初流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刘霞见到这些朋友时是多么激动和惊恐。而友渔对刘霞，则是多么可信任的兄长。

大约是2009年4月，我在北京和崔卫平、徐友渔、刘霞一起吃过一次饭。记得席间还有莫少平律师，卫平、友渔把在布拉格获奖的情况告诉刘霞，而不远处就有国保监视着。当时刘霞还有自由，我也是那次对刘霞做了个访问。刘霞说，为了给她做一段录音，友渔这个老夫子自己对着那支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说起来，这算多大个事呢？应该不算。但是，在这些年越拉越紧的封锁线下，坚守对一位朋友的友谊，以血肉之身去趟见刘霞的路；偌大个中国，试问又有几人？！

郝建老师是我同行，我们都研究电影。去年我们还在电影学院可爱的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坐过他的车，我还很羡慕他有个挺精准的小摄像机。郝建的一位亲人，在25年前的那个血腥之夜遇难。如果我记得不错，好像就是他的表弟。

现在我还想起来，在谭作人庭审完的那个傍晚，我还帮浦律师买过一个烤红薯。因为他患病，不能多吃，就很容易饿。这次他在看守所，少吃多餐？想都别想。

还有小老鼠，我的校友刘荻；2009年那天，我们吃完饭，和刘霞相拥而别。我们三人一起回崔卫平的家。我眼很钝，总是不信我们被人跟踪。结果在转13号线时的确有两个表情模糊的人跟着上车。兜兜转转，这俩闷人就一直跟着我们再到卫平家的小区。在那儿，有我从广州带给卫平的草泥马。早上卫平起得很早，她独自晨舞健身，然后在宽大的桌前阅读写作。

几天前看到一条最反讽的微信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迎来了历史上最荣耀的一天，法律界、学术界和宗教界广有影响的人士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和胡石根来到这里，与警方和在押犯亲切交流。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可爱、善良、有美学上的魅力。但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关押，当局至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效果：即像我这样非常惦念和尊敬他们的人，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悲伤。当早上起来坐在电脑前，连google + 也打不开，悲惨的世界观油然而生。这是怎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和生存。但我们依然被迫活着，由于各种牵挂和责任。

所以，当看到许志永的看守所视频，我不免觉得，他对生活的感觉比我们很多人都好。他求仁得仁，而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尽管谁也不愿意，但进去了却也坦然面对。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李化平、刘萍……以及这次进去的五位朋友。对于胡石根老师，恐怕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囚禁怎能让他改变呢？话说回来，甘愿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也让我们这些没有进去的人更多地看清了一种人生境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自由战士的境界。

我认为，中国应该有律师团，不是去为这些人取保候审，而是直接起诉关押他们的机关和决策者。因为，把无罪的人关起来，吓唬全国有正义感的公民，这件事很好玩吗？

我也因此更敬佩我这些坐牢的朋友们，我认为，所有渴望社会公正的人，都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简单一句话，也如在追悼会上的老生常谈：化悲痛为力量；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该走的路，继续走下去。像前两天我转发的有关珠峰上的尸体的照片一样，那都是路标，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让后人来找我们绿色的靴子吧。（注: green boots ，一位登山运动员遗体上的鞋子——通向珠峰的路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