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September 26, 2012
Saturday, September 22, 2012
Sunday, September 16, 2012
一葉障,一花開
傻強:立會選舉無間道——配票機器是怎樣煉成的
[明報專訊 ] 表面上看,今屆立法會選舉建制和泛民陣營都一片混戰。事實證明,互相搶票的只是泛民陣型,建制派的配票手法已是爐火純青,背後分票策略有條不紊。在五個區中,王國興、梁美芬、謝偉俊和梁志祥都得以掃走末席,基本上都是選舉當日下午四時後,組織將已能穩奪一席的候選人選票,過戶給他們。
2007年泛民在區議會選舉大敗,一篇「區選無間道」(編按﹕原刊於2007年11月25日「什麼人訪問什麼人」)詳述了建制派選舉機器之厲害,掌握選民資料之精細,在此不贅。跟該文受訪者一樣,我也是一個在建制派工作的民主派,今次讓大家看看我方陣營資源之豐厚,實在是想告訴大家一個可悲的事實——這個選舉遊戲實在是泛民玩不來的。
「阿爺」不在西環
配票要成功,重點在統一指揮、資源調配得宜。是次港島區選舉的操盤人是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我們覲見「阿爺」,不在西環而在上環中旅社,人稱「大樓」。各區部長作風不同,吳部長為人較開明講道理,是以港島區的選舉操作也較為審慎而不張揚。
抱歉我只能稍為「露一手」,拿出來的是中資機構的義工分配圖。光是港島區,已達29間公司、共533人參與。中國銀行最人強馬壯,派出150人,其次為中旅社、廣控和中國海外,各派出40人。
中資機構只是一例,其他數以百計的地區組織、社團協會也有類似分工。在街站幫忙只是表面的工作,他們更重要的任務是向身邊的親友拉票,有些地區領袖可影響區內數百或過千張選票,即等於一個中小型政黨的黨員人數了。除了地區選民,我們當地區工作的,還會收到功能組別選民的資料,同時為功能組別的候選人拉票,可見這一局棋的棋盤有多大。
工聯會的王國興今屆空降港島,形勢不佳,獲派義工160人,比「非直系親屬」葉劉淑儀多一倍。鍾樹根獲派義工數目第二多,達152人,可見組織一開始就沒打算要棄鍾保曾(順便一提,這也證明了自由黨確實不是自己人)。結果,東區山寨王鍾樹根以三萬多票高票當選;相反,葉劉淑儀由上屆六萬多票,「被流失」至今屆只得三萬票。究竟是阿爺強搶,還是她的實力從來沒那麼高,真的只有阿爺才知道。
事實上,建制派內裏非人人聽話。一向自視甚高的葉劉淑儀,認為公民黨在外傭居權案一事上失票甚多,這些票若非過戶給她,難道是給鍾樹根?所以,她的目標一直是在港島取下兩席。不過到了選舉後期,葉獲派的義工愈來愈少,而鍾的攻勢則愈見強大。正如希臘神話的悲劇英雄一樣,天神的旨意豈是人力所能改變,最後鍾的得票比她還要多,未知她心裏有多不是味兒了。
建制派中人也眼紅民建聯
拉票活動也是組織規劃好的。有的叫「共同開發區」,即可多於一個建制派候選人到該區拉票,有的是「專屬區」,只准一位候選人拉票,誰僭越他區,會馬上收到指示要略為收斂。紀律嚴明就是統一指揮的精髓。曾鈺成主要在中產票倉中西區和南區拉票,鍾樹根則完全不沾手這兩處,效果跟最近報章分析票站得票率的情不謀而合。不過,建制派內部也有人認為組織資源分配不公,偏幫民建聯。先不說陳婉嫻在超級區議會中被李慧垰強搶選票,平日民建聯常常自恃是龍頭大哥,搶最多的資源,街站要霸最好的位置,其他旁支只能認命。
無論配票機器如何精密,說到底,也要選民配合才可成事。為什麼他們就不會「食窮民建聯,票投XXX」呢?我相信,建制派支持者中因政治立場而希望泛民大敗的,只佔少數,更多人投建制是源於對政治的冷漠與無知,建制和泛民在他們眼中根本毫無分別。泛民打覑民主、核心價值等旗號可令十萬人汗流浹背遊行一整天,卻敵不過幾十萬人投下無所謂的一票。他們除了是敗給阿爺的選舉機器,也是敗給一班政治上毫無立場,或裝睡、或沉睡的市民手上。
積極一點想,阿爺既已掌握選舉必勝法,香港離普選不遠矣。
編按
本刊就此文章內容致電中聯辦查詢,職員確認有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其人,至於中聯辦及吳仰偉有否介入統籌建制派的選舉配票工程,職員以周六沒有人上班為由,表示無法找到同事回應相關問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晚上回覆電郵時則表示﹕「你所說的事情我從未聽說過。眾所周知,香港的選舉是特區內部事務,中聯辦不會干預。」
安裕周記:好夢由來最易醒
[明報專訊 ] 輸了選舉的劉江華臉上少了那道狡氣,敗退了的李永達滿臉坦然,如果問這次立法會選舉留給我的印象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說這兩幕必然是其中之一。劉江華的訪問裏那種看破紅塵的平和過去十幾年從未見過。看破,應是他知道這輩子都不會當上民建聯主席。上星期一他笑容勉強夾在李慧琼和譚耀宗之間接受記者訪問,我心裏就想到他不可能接任主席。後來有分析說劉江華沒有立法會行政會議成員職務,當不成主席;我不知是真是假,想起內戰向中共投誠的國軍將領,百分之九十九都能到解放軍工作,只是很多是副職。最為人熟悉的是鄧兆祥,一九四九年率「重慶號」投誠,中共建政後,官運似乎很亨通:第一海軍學校副校長,海軍青島基地副參謀長,基地副司令員,北海艦隊副司令員,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退伍後是全國政協副主席。關鍵字是一個「副」字。
李永達也輸了。FB上不少人嘆息說立法會從今以後少了一個熟悉房屋政策的裏手,也有人為他和妻子陳樹英雙雙失利感到惋惜。選舉就是這樣,勝者為王敗是寇,但李永達面對落敗坦然得令人揪心,開票當天清晨,我在有線電視直播裏聽到他說的一句話,「我第三次說,輸了是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李先生言重了,記憶中的李永達是他還是港英年代巿政局議員的時候,英國外相賀維訪港官式宴會上,他忽然掏出標語抗議,用那口廣東腔英語高聲質詰一臉尷尬的英國人。
「地區工作做得不好」到底是不是李永達和他的民主黨伙伴敗退立法會選舉拱手讓出最大黨的主因,恐怕人人看法不一樣。李永達認為他丟失議席是地區工作做得不好,這套敗選邏輯是否說得通,我有保留。倘若李永達的對手是民建聯或工聯會,這句話在蛇齋餅糉之下或是真實證言,可是如何解釋空降新界西的公民黨郭家麒余若薇那七萬多票。公民黨在新界西做過什麼地區工作,或者說,公民黨在新界西的地區工作能夠比得上地頭蟲李永達?有一點點常識的都知道這不是那回事。李永達在新界尤其是荃葵區早年扎根,他對全港房屋政策的掌握比管房屋的張炳良還要熟悉。輸,不是一場半場戰役(battle)的干係,而是在一場戰爭(war)的戰略取態。
這是戰爭不是戰役
立法會選舉之後,分析多如牛毛,有的認為泛民失敗是配票不如人。我可以肯定這是原因之一,但把失利都算到人家配票頭上,那是唯心之言,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誠然,從數字上來說,民建聯足以媲美GPS全球定位的精準配票確實令人嘆為觀止,可是泛民也不是光桿一條心口有個勇字便上陣,起碼FB上就有人大呼小叫說一家四口的票應如何配送,說這才能保送泛民某某某和誰誰誰入立法會。當然這不是強迫安排,做與不做悉隨尊便。不過,我從來認為,選舉,特別是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意識型態是主要分野,過往如是,現在如是,將來也如是。民主黨失利,不是蛇齋餅糉派多派少,也不是民建聯鐵票大軍,這都是唯武器論者的錯覺,實情是民主黨掌握錯了香港巿民的政治感覺。
政治賣的是一種務虛感覺。在民主選舉政治高度成熟的地方,像是快要舉行大選的美國和前兩年改朝換代的英國,兩國俱是香港泛民和建制兩派同意的民主大國,不妨翻查史書,英美大選改朝換代靠的是什麼,告訴你,是選民對候選人的感覺(perception)。只有老天才會知道從未做過總統或首相的人上台後會怎樣,像奧巴馬這類聯邦參議員出身的還有可尋,克林頓呢,克林頓上台前最高的政治職位是阿肯色州州長。這個南方小州在美國五十個州裏挨不上邊,一個小州的州長能管美國嗎;同樣地,卡梅倫做首相前只是一介國會議員,憑什麼要英國人把工黨的首相撤下來換上這個新手。政綱是其中之一,但這是空口講白話的東西,你看梁振英上台後的政策與政綱相比哪一點實現?千萬不要提物業價格,對一些市民來說,這是一場維時最短的政治欺詐。
奧巴馬和卡梅倫賣的是大眾對民主黨和保守黨的感覺。這些感覺的由來是有歷史和政治背景,民主黨對社會的關顧,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小羅斯福以降便是如此,高稅但政府包養你一世。民主黨是勇於改變的政黨,四十年代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六十年代甘迺迪的「新邊疆」(New Frontier),到一九九二年克林頓與老布殊電視辯論一夜之間說了七十多次的「改變」(change),乃至奧巴馬鸚鵡學舌也來一個「Change」,你不怕加稅想求變,投票給民主黨好了。卡梅倫賣的是保守黨的低稅小政府,所謂解放束縛釋放動力,列根一九八一年上台也靠這一招,到今天仍被共和黨溫和派奉如綸音。但是倘若兩黨為了吸引更廣泛的票源,民主黨因此大談 deregulation,共和黨倒過來力推加稅福利人人有份,這兩個失去一己面目的政黨絕不能撐到今天。
一次投票便是一次期許
在相對成熟的民主選舉,一張選票投下去便是一次期許。我發現香港社會有一種錯覺,認為蛇齋餅糉在立法會選舉舉足輕重,若果事實如此,就不會有陳婉嫻忿忿不平民建聯鎅票,建制派的選舉工程肯定好辦得多。應該說,地區工作和蛇齋餅糉有密切共生關係,但不等於英甲聯賽可以取代英超。英超追求的另一個層次。可是有人把蛇齋餅和立法會選舉混為一談,選舉結果出來後便怨天尤人,說因為沒有蛇齋餅糉而失利。這是推諉,巿民想吃的話,自會找到他的蛇齋餅糉,社會對立法會選舉的要求不是飲杯茶食個包的口腔期層次,他們要的是好看的,如果能夠有好吃就是錦上添花。好看,是指香港核心價值這種抽象期許,好吃,是說政策上或實利上如何對我有利。兩者比併,前者必然重要於後者,特別是香港這個識字率高近百分百的都會而言。毛孟靜勝選後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她對選民說,你要多一個公園抑或是多一條行人天橋,還是不想你的子孫後代被人洗腦。結果是毛孟靜名單得三萬七千九百二十五票,比民主黨黃碧雲名單和盛傳中聯辦力挺的梁美芬都多。毛孟靜是記者出身,社會感覺比他人敏感,她的判斷是社會要好看的多於要好吃的。
民主黨這次失利,原因絕對不是配票不如人,也非缺了蛇齋餅糉,更不是黨內主將年紀老大——倘真如此,建制派就不止得到這些席次;若是這樣,公民黨不可能在新西九西如斯強勁;若真如是,列根七十歲當選總統是美國之禍了。選舉與射十二碼一樣,只有兩個結果,射入固然狂喜,射不入絕不可把責任推在腳上那球鞋,而把自已一開始助跑便錯了的射球角度輕輕帶過。這樣就回到問題核心:社會對泛民的期許到底是什麼。香港巿民是機敏的一群,他們祖輩在內戰烽火歲月避秦南來,目睹北方河山的政治變迭,看到經濟起飛後道德的淪亡,親歷維權運動在維穩下的打壓,他們固然想吃一頓安樂茶飯,內心深處的良知仍然未泯。今天講民主抗共不是過時,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冒起這種不信任思潮其來有自,源於對中共建政後的反民主不信任;如今的民主抗共,除了看到大陸在維穩大棒子下的虛與委蛇,更多是香港自身面對的核心價值可能消亡的危機。
與北京接觸成死亡之吻
民主黨與北京融冰成為這次選舉的死亡之吻。我不同意單是人民力量天天大罵「民主黨賣港」就把民主黨推倒之說,現實是社會情緒在這兩年出現巨變而民主黨諸君因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而看不到,選民用選票告訴民主黨他們的態度。涂謹申選後的一番隱晦講話說明他從薄冰上走過的倖然之險,他說這次選舉是核心價值的對決,社會是要求真普選。民主黨與北京融冰後,大安旨意等著追求政治和諧對話溝通的香港嬗變成一個「溫和民主社會」,然而卻疏漏了中共在香港社會的形象急速下滑的事實。劉曉波案有人會認為過於遙遠,但趙連海譚作人以及李旺陽,他們絕無能力挑戰中共政權,更無法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但他們的就逮判刑死亡掀動香港巿民良心呼喚。當為李旺陽呼冤也有逾二萬人上街,民主黨企待的和諧社會由此缺了民間擔保,社會情緒迅速蔓延,到了反國民教育科十二萬人夜坐政府總部之前,香港再也不是何俊仁走進中聯辦那一天的香港了。
選後有說香港從此沒有溫和泛民,只有激進泛民。此話語焉不詳,香港什麼時候有過溫和泛民,今天人們認為「溫和」的李永達都曾經在英國外相宴會上大聲抗議。泛民的定位不可能是「又傾又砌」,中共是什麼人,可以容得你又傾又砌?如果又傾又砌可行,今天的中國早已是民主選舉,還須香港巿民吶喊呼叫中國民主?香港政治人物與中共又傾又砌,全國三十個省巿自治區倘有樣學樣到時怎辦?這個「一字咁淺」的道理就是有人看不通。何俊仁看不通,可能連劉慧卿都看不到,於是民主黨在盲人騎瞎馬之下險些車毀人亡。九月十日選舉揭榜之日,何俊仁一臉茫然鞠躬謝罪,身邊的劉慧卿可能還在思想著這天是怎樣走過來的。何俊仁憨厚,保釣沒有人搞的年代他年年帶著老人和大疊軍票去日本總領事館討公道,劉慧卿九十年代的勇於批判和捍衛新聞自由令人印象深刻,可今天民主黨就這樣幾乎蔫了。
失去反對派風骨令人扼腕
民主黨諸位都是有心人,八十年代香港人連普選都不知是什麼時他們就在各自的空間發光發熱。今天的民主黨大老當年是不畏不懼有承擔的一群,白頭宮女說當年,吳明欽如今還令人感念,便是那種捨我其誰的道德勇氣。今次立法會選舉結果對民主黨的打擊是極大的,失了泛民大佬的虛名也還算了,失了反對派的風骨最令人扼腕。作為異議政黨是光榮,萬年在野也非羞恥之事,我想,民主黨成立的時候該沒有想到會走上談判這條路,更沒有會想到會在選舉裏遭人質疑對香港民主的承擔。那一刻,民主黨與劉江華殊途同歸,夢裏不知身是客,一度以為自己是主人事實卻是過客,沒有東西比起好夢幻滅來得更讓人永遠的隱隱作痛。
photo source: "Wild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明報專訊 ] 表面上看,今屆立法會選舉建制和泛民陣營都一片混戰。事實證明,互相搶票的只是泛民陣型,建制派的配票手法已是爐火純青,背後分票策略有條不紊。在五個區中,王國興、梁美芬、謝偉俊和梁志祥都得以掃走末席,基本上都是選舉當日下午四時後,組織將已能穩奪一席的候選人選票,過戶給他們。
2007年泛民在區議會選舉大敗,一篇「區選無間道」(編按﹕原刊於2007年11月25日「什麼人訪問什麼人」)詳述了建制派選舉機器之厲害,掌握選民資料之精細,在此不贅。跟該文受訪者一樣,我也是一個在建制派工作的民主派,今次讓大家看看我方陣營資源之豐厚,實在是想告訴大家一個可悲的事實——這個選舉遊戲實在是泛民玩不來的。
「阿爺」不在西環
配票要成功,重點在統一指揮、資源調配得宜。是次港島區選舉的操盤人是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我們覲見「阿爺」,不在西環而在上環中旅社,人稱「大樓」。各區部長作風不同,吳部長為人較開明講道理,是以港島區的選舉操作也較為審慎而不張揚。
抱歉我只能稍為「露一手」,拿出來的是中資機構的義工分配圖。光是港島區,已達29間公司、共533人參與。中國銀行最人強馬壯,派出150人,其次為中旅社、廣控和中國海外,各派出40人。
中資機構只是一例,其他數以百計的地區組織、社團協會也有類似分工。在街站幫忙只是表面的工作,他們更重要的任務是向身邊的親友拉票,有些地區領袖可影響區內數百或過千張選票,即等於一個中小型政黨的黨員人數了。除了地區選民,我們當地區工作的,還會收到功能組別選民的資料,同時為功能組別的候選人拉票,可見這一局棋的棋盤有多大。
工聯會的王國興今屆空降港島,形勢不佳,獲派義工160人,比「非直系親屬」葉劉淑儀多一倍。鍾樹根獲派義工數目第二多,達152人,可見組織一開始就沒打算要棄鍾保曾(順便一提,這也證明了自由黨確實不是自己人)。結果,東區山寨王鍾樹根以三萬多票高票當選;相反,葉劉淑儀由上屆六萬多票,「被流失」至今屆只得三萬票。究竟是阿爺強搶,還是她的實力從來沒那麼高,真的只有阿爺才知道。
事實上,建制派內裏非人人聽話。一向自視甚高的葉劉淑儀,認為公民黨在外傭居權案一事上失票甚多,這些票若非過戶給她,難道是給鍾樹根?所以,她的目標一直是在港島取下兩席。不過到了選舉後期,葉獲派的義工愈來愈少,而鍾的攻勢則愈見強大。正如希臘神話的悲劇英雄一樣,天神的旨意豈是人力所能改變,最後鍾的得票比她還要多,未知她心裏有多不是味兒了。
建制派中人也眼紅民建聯
拉票活動也是組織規劃好的。有的叫「共同開發區」,即可多於一個建制派候選人到該區拉票,有的是「專屬區」,只准一位候選人拉票,誰僭越他區,會馬上收到指示要略為收斂。紀律嚴明就是統一指揮的精髓。曾鈺成主要在中產票倉中西區和南區拉票,鍾樹根則完全不沾手這兩處,效果跟最近報章分析票站得票率的情不謀而合。不過,建制派內部也有人認為組織資源分配不公,偏幫民建聯。先不說陳婉嫻在超級區議會中被李慧垰強搶選票,平日民建聯常常自恃是龍頭大哥,搶最多的資源,街站要霸最好的位置,其他旁支只能認命。
無論配票機器如何精密,說到底,也要選民配合才可成事。為什麼他們就不會「食窮民建聯,票投XXX」呢?我相信,建制派支持者中因政治立場而希望泛民大敗的,只佔少數,更多人投建制是源於對政治的冷漠與無知,建制和泛民在他們眼中根本毫無分別。泛民打覑民主、核心價值等旗號可令十萬人汗流浹背遊行一整天,卻敵不過幾十萬人投下無所謂的一票。他們除了是敗給阿爺的選舉機器,也是敗給一班政治上毫無立場,或裝睡、或沉睡的市民手上。
積極一點想,阿爺既已掌握選舉必勝法,香港離普選不遠矣。
編按
本刊就此文章內容致電中聯辦查詢,職員確認有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其人,至於中聯辦及吳仰偉有否介入統籌建制派的選舉配票工程,職員以周六沒有人上班為由,表示無法找到同事回應相關問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晚上回覆電郵時則表示﹕「你所說的事情我從未聽說過。眾所周知,香港的選舉是特區內部事務,中聯辦不會干預。」
安裕周記:好夢由來最易醒
[明報專訊 ] 輸了選舉的劉江華臉上少了那道狡氣,敗退了的李永達滿臉坦然,如果問這次立法會選舉留給我的印象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說這兩幕必然是其中之一。劉江華的訪問裏那種看破紅塵的平和過去十幾年從未見過。看破,應是他知道這輩子都不會當上民建聯主席。上星期一他笑容勉強夾在李慧琼和譚耀宗之間接受記者訪問,我心裏就想到他不可能接任主席。後來有分析說劉江華沒有立法會行政會議成員職務,當不成主席;我不知是真是假,想起內戰向中共投誠的國軍將領,百分之九十九都能到解放軍工作,只是很多是副職。最為人熟悉的是鄧兆祥,一九四九年率「重慶號」投誠,中共建政後,官運似乎很亨通:第一海軍學校副校長,海軍青島基地副參謀長,基地副司令員,北海艦隊副司令員,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退伍後是全國政協副主席。關鍵字是一個「副」字。
李永達也輸了。FB上不少人嘆息說立法會從今以後少了一個熟悉房屋政策的裏手,也有人為他和妻子陳樹英雙雙失利感到惋惜。選舉就是這樣,勝者為王敗是寇,但李永達面對落敗坦然得令人揪心,開票當天清晨,我在有線電視直播裏聽到他說的一句話,「我第三次說,輸了是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李先生言重了,記憶中的李永達是他還是港英年代巿政局議員的時候,英國外相賀維訪港官式宴會上,他忽然掏出標語抗議,用那口廣東腔英語高聲質詰一臉尷尬的英國人。
「地區工作做得不好」到底是不是李永達和他的民主黨伙伴敗退立法會選舉拱手讓出最大黨的主因,恐怕人人看法不一樣。李永達認為他丟失議席是地區工作做得不好,這套敗選邏輯是否說得通,我有保留。倘若李永達的對手是民建聯或工聯會,這句話在蛇齋餅糉之下或是真實證言,可是如何解釋空降新界西的公民黨郭家麒余若薇那七萬多票。公民黨在新界西做過什麼地區工作,或者說,公民黨在新界西的地區工作能夠比得上地頭蟲李永達?有一點點常識的都知道這不是那回事。李永達在新界尤其是荃葵區早年扎根,他對全港房屋政策的掌握比管房屋的張炳良還要熟悉。輸,不是一場半場戰役(battle)的干係,而是在一場戰爭(war)的戰略取態。
這是戰爭不是戰役
立法會選舉之後,分析多如牛毛,有的認為泛民失敗是配票不如人。我可以肯定這是原因之一,但把失利都算到人家配票頭上,那是唯心之言,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誠然,從數字上來說,民建聯足以媲美GPS全球定位的精準配票確實令人嘆為觀止,可是泛民也不是光桿一條心口有個勇字便上陣,起碼FB上就有人大呼小叫說一家四口的票應如何配送,說這才能保送泛民某某某和誰誰誰入立法會。當然這不是強迫安排,做與不做悉隨尊便。不過,我從來認為,選舉,特別是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意識型態是主要分野,過往如是,現在如是,將來也如是。民主黨失利,不是蛇齋餅糉派多派少,也不是民建聯鐵票大軍,這都是唯武器論者的錯覺,實情是民主黨掌握錯了香港巿民的政治感覺。
政治賣的是一種務虛感覺。在民主選舉政治高度成熟的地方,像是快要舉行大選的美國和前兩年改朝換代的英國,兩國俱是香港泛民和建制兩派同意的民主大國,不妨翻查史書,英美大選改朝換代靠的是什麼,告訴你,是選民對候選人的感覺(perception)。只有老天才會知道從未做過總統或首相的人上台後會怎樣,像奧巴馬這類聯邦參議員出身的還有可尋,克林頓呢,克林頓上台前最高的政治職位是阿肯色州州長。這個南方小州在美國五十個州裏挨不上邊,一個小州的州長能管美國嗎;同樣地,卡梅倫做首相前只是一介國會議員,憑什麼要英國人把工黨的首相撤下來換上這個新手。政綱是其中之一,但這是空口講白話的東西,你看梁振英上台後的政策與政綱相比哪一點實現?千萬不要提物業價格,對一些市民來說,這是一場維時最短的政治欺詐。
奧巴馬和卡梅倫賣的是大眾對民主黨和保守黨的感覺。這些感覺的由來是有歷史和政治背景,民主黨對社會的關顧,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小羅斯福以降便是如此,高稅但政府包養你一世。民主黨是勇於改變的政黨,四十年代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六十年代甘迺迪的「新邊疆」(New Frontier),到一九九二年克林頓與老布殊電視辯論一夜之間說了七十多次的「改變」(change),乃至奧巴馬鸚鵡學舌也來一個「Change」,你不怕加稅想求變,投票給民主黨好了。卡梅倫賣的是保守黨的低稅小政府,所謂解放束縛釋放動力,列根一九八一年上台也靠這一招,到今天仍被共和黨溫和派奉如綸音。但是倘若兩黨為了吸引更廣泛的票源,民主黨因此大談 deregulation,共和黨倒過來力推加稅福利人人有份,這兩個失去一己面目的政黨絕不能撐到今天。
一次投票便是一次期許
在相對成熟的民主選舉,一張選票投下去便是一次期許。我發現香港社會有一種錯覺,認為蛇齋餅糉在立法會選舉舉足輕重,若果事實如此,就不會有陳婉嫻忿忿不平民建聯鎅票,建制派的選舉工程肯定好辦得多。應該說,地區工作和蛇齋餅糉有密切共生關係,但不等於英甲聯賽可以取代英超。英超追求的另一個層次。可是有人把蛇齋餅和立法會選舉混為一談,選舉結果出來後便怨天尤人,說因為沒有蛇齋餅糉而失利。這是推諉,巿民想吃的話,自會找到他的蛇齋餅糉,社會對立法會選舉的要求不是飲杯茶食個包的口腔期層次,他們要的是好看的,如果能夠有好吃就是錦上添花。好看,是指香港核心價值這種抽象期許,好吃,是說政策上或實利上如何對我有利。兩者比併,前者必然重要於後者,特別是香港這個識字率高近百分百的都會而言。毛孟靜勝選後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她對選民說,你要多一個公園抑或是多一條行人天橋,還是不想你的子孫後代被人洗腦。結果是毛孟靜名單得三萬七千九百二十五票,比民主黨黃碧雲名單和盛傳中聯辦力挺的梁美芬都多。毛孟靜是記者出身,社會感覺比他人敏感,她的判斷是社會要好看的多於要好吃的。
民主黨這次失利,原因絕對不是配票不如人,也非缺了蛇齋餅糉,更不是黨內主將年紀老大——倘真如此,建制派就不止得到這些席次;若是這樣,公民黨不可能在新西九西如斯強勁;若真如是,列根七十歲當選總統是美國之禍了。選舉與射十二碼一樣,只有兩個結果,射入固然狂喜,射不入絕不可把責任推在腳上那球鞋,而把自已一開始助跑便錯了的射球角度輕輕帶過。這樣就回到問題核心:社會對泛民的期許到底是什麼。香港巿民是機敏的一群,他們祖輩在內戰烽火歲月避秦南來,目睹北方河山的政治變迭,看到經濟起飛後道德的淪亡,親歷維權運動在維穩下的打壓,他們固然想吃一頓安樂茶飯,內心深處的良知仍然未泯。今天講民主抗共不是過時,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冒起這種不信任思潮其來有自,源於對中共建政後的反民主不信任;如今的民主抗共,除了看到大陸在維穩大棒子下的虛與委蛇,更多是香港自身面對的核心價值可能消亡的危機。
與北京接觸成死亡之吻
民主黨與北京融冰成為這次選舉的死亡之吻。我不同意單是人民力量天天大罵「民主黨賣港」就把民主黨推倒之說,現實是社會情緒在這兩年出現巨變而民主黨諸君因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而看不到,選民用選票告訴民主黨他們的態度。涂謹申選後的一番隱晦講話說明他從薄冰上走過的倖然之險,他說這次選舉是核心價值的對決,社會是要求真普選。民主黨與北京融冰後,大安旨意等著追求政治和諧對話溝通的香港嬗變成一個「溫和民主社會」,然而卻疏漏了中共在香港社會的形象急速下滑的事實。劉曉波案有人會認為過於遙遠,但趙連海譚作人以及李旺陽,他們絕無能力挑戰中共政權,更無法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但他們的就逮判刑死亡掀動香港巿民良心呼喚。當為李旺陽呼冤也有逾二萬人上街,民主黨企待的和諧社會由此缺了民間擔保,社會情緒迅速蔓延,到了反國民教育科十二萬人夜坐政府總部之前,香港再也不是何俊仁走進中聯辦那一天的香港了。
選後有說香港從此沒有溫和泛民,只有激進泛民。此話語焉不詳,香港什麼時候有過溫和泛民,今天人們認為「溫和」的李永達都曾經在英國外相宴會上大聲抗議。泛民的定位不可能是「又傾又砌」,中共是什麼人,可以容得你又傾又砌?如果又傾又砌可行,今天的中國早已是民主選舉,還須香港巿民吶喊呼叫中國民主?香港政治人物與中共又傾又砌,全國三十個省巿自治區倘有樣學樣到時怎辦?這個「一字咁淺」的道理就是有人看不通。何俊仁看不通,可能連劉慧卿都看不到,於是民主黨在盲人騎瞎馬之下險些車毀人亡。九月十日選舉揭榜之日,何俊仁一臉茫然鞠躬謝罪,身邊的劉慧卿可能還在思想著這天是怎樣走過來的。何俊仁憨厚,保釣沒有人搞的年代他年年帶著老人和大疊軍票去日本總領事館討公道,劉慧卿九十年代的勇於批判和捍衛新聞自由令人印象深刻,可今天民主黨就這樣幾乎蔫了。
失去反對派風骨令人扼腕
民主黨諸位都是有心人,八十年代香港人連普選都不知是什麼時他們就在各自的空間發光發熱。今天的民主黨大老當年是不畏不懼有承擔的一群,白頭宮女說當年,吳明欽如今還令人感念,便是那種捨我其誰的道德勇氣。今次立法會選舉結果對民主黨的打擊是極大的,失了泛民大佬的虛名也還算了,失了反對派的風骨最令人扼腕。作為異議政黨是光榮,萬年在野也非羞恥之事,我想,民主黨成立的時候該沒有想到會走上談判這條路,更沒有會想到會在選舉裏遭人質疑對香港民主的承擔。那一刻,民主黨與劉江華殊途同歸,夢裏不知身是客,一度以為自己是主人事實卻是過客,沒有東西比起好夢幻滅來得更讓人永遠的隱隱作痛。
"If we could see the miracle of a single flower clearly, our whole life would change."
- Buddha
photo source: "Wild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Wednesday, September 12, 2012
Tuesday, September 11, 2012
橋上
站在橋上看遠景近景。也站在欄邊好一會的洋女孩湊過來問:可以告訴我他們在幹什麼嗎?(下面,街上,密麻麻的人。)
女孩不似自由行。(是的,本城曾經有不少五湖四海國籍自由行。漸漸也就單一化了。)反問她:You’re visiting? 女孩想了想,點點頭:住一年,來讀 hku。既是如此,答話就不止三言兩語——也是與此同時我又開始發瘟,即是腦袋跟不上嘴巴。(這是常有的事。有時更是頭腦和嘴巴各走各。)比如告訴她大家為了反對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一時搜不出恰當字詞隨口源用national education,然則對一個初到貴境的外籍人,national education 又怎麼招來滿街滿巷人反對?
女孩倒是個好聽眾,上天文下人文說什麼她都有反應,瞪圓眼、張嘴、皺眉;直覺她不是美加來,因問之,淺淺笑答,法國。才二十上下,流利英語不帶歐洲腔,地球真是一條村了嗎?(這又算不算英語霸權?)隨手指向街上那塊黑牌白字:不怕黑社會、只怕社會黑。黑社會譯成 black society,她又嘻哈笑。
女孩穿天藍色衣裙,年輕地好看。這下面滿街黑衣人好多是大學生中學生,去聊聊天交些朋友吧,就說你不知道有 dress code,也許會遇上些 future hku friends 呢。呀,還有,那邊十幾個人絕食抗議,有位退休老師,六十三歲,已經堅持一百五十幾小時了。(應該快可以結束了吧。)
如此我們在橋上各自閒散,過一陣不見她,大概跑到街上了。
Saturday, September 8, 2012
Wednesday, September 5, 2012
練乙錚:國教課程兩大漏洞
練乙錚: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信報] 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 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 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 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 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 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 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 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 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 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 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 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 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 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 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 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 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 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 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 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 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 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 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信報] 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 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 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 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 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 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 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 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 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 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 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 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 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 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 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 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 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 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 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 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 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 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 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Sunday, September 2, 2012
情為何物?與肥佬同舟
周日話題 ﹕話你知,指引點解肥佬
文:阿離
【明報專訊】我在中大教書30年,每次走到 40 人的班房裏,我想找什麼?我就是想找驚喜。突然之間有個仔出聲,哎呀!咁都畀你諗到?真是青出於藍!這就有希望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榮光朗笑道。
他上年退休,笑言自己只是個觀察世情的人。放下教鞭,觀世的眼依然銳利,教育之心仍舊熾熱。上年5月,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諮詢文件一出,他力撰鴻文加以批判匡正,文首一段鳴志之言,叫人感佩:「身為專業教育工作者,教導國民教育(包括國家的負面信息)是責無旁貸的職志,是不可能要他人代勞的。筆者更深信,教育的社會文化目的不應只在『承先』而更重要是在『啟後』」。
三十年來,看盡香港教育界的變遷興衰,「啟後」的路殊不容易,全靠一個信念撐持,「做教育界的,希望一定在將來。」
曾榮光半生研究香港教育政策。從殖民地時代到特區15年,監察教育政策的翻天變革,不遺餘力,批判力度之強、理念堅持之深,躍然於紙紙文章。15年來,他批判教育政策的表現主義取向、痛斥教育的市場化和分層化、揭破母語教學成效不彰,無不令政府教改的雄心壯志撞上一頭灰。批判的角色,吃力不討好,筆戰爭鳴,或被猜度質疑,多年來,曾榮光堅持兩個原則,「做了這麼多年政策研究,我盡量避免動機論。不看你的政策,先看你背後的動機,還要把你的動機看作壞的,就是陰謀論。」同時他亦反對後果論,「國民教育是不是洗腦?我不知道,因為還未推,我存疑。」一切的思考與批判,必須還原基本,「不如回到指引中,我只看文本,內容是否有問題。指引一出來我便詳細看,再寫;出新版,我又會再寫,逐個對」,「毛澤東說,有調查研究才有發言權,我要問得很清楚。」
肥佬的課程指引
他說,自己一直關注的,是莘莘學子能否公平地接受教育。然而這次國教課程,實在錯得離譜,逼得不是專研公民教育的他也揮筆指正,他笑言似是改卷,「這篇論文一定肥佬!一開始,身分認同基礎的立足點便錯了。」以地緣、血緣等原生因素為主的族裔本位基礎,根本不切實際;第二錯,錯在概念,「教地理,怎能把太陽月亮、日蝕月蝕都弄錯?現在教國民教育,連最基本的國家(State)與民族(Nation)都錯配」。第三,是教學模式的錯,以激情驅動的愛國教育,異常危險。「為何我這樣緊張?因為寫課程的人都不清不楚!」課程諮詢文件一出,他即發鴻文以正視聽;可恨時至今日,政府死不改錯,堅持硬推。
一統天下還是撕裂社會?
「我們想下一代認同一個什麼身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大一統的政治取態,『你都回歸了,為何你不做中國人?』」曾榮光強調,今年5月推出的新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做了些編輯工夫,但內容本質完全無改變。雖然沒叫你流淚、沒血濃於水,但同根同心的主題依然在」,這種根性血緣,說穿了就是族裔本位的大漢族主義,「如果把課程拿到新疆、西藏去教,會撕裂整個社會、整個民族。課程怎能夠是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基礎?」他指出,中國憲法開宗明義,註明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堅決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第一政治不正確,憲法也說明不要搞族裔化;第二與中國歷史事實不符,所有近代的史學大師早已提出中國是多元一體的格局。」最重要是,不分族裔、宗教、語言的多元文化社群主義才是香港公民身分認同的基礎。其中一位絕食學生凱撒,就是混血兒。
曾榮光分析,這種大一統身分認同的推進是超然可見的。早前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多次批評港大的身分認同調查,負責學者鍾庭耀更被不少左派文章大肆抨擊;而北大孔慶東教授針對港人普通話說得不純正的辱罵,也反映了一種以語言為本的大一統身分認同取態,「大一統的心態是很一致的標準,同種、同民、同語言,最可怕的是相同的政治看法,雖然我們未走到這步,但這種大一統身分認同是可見的。」
與其被統,不如同舟共濟
大一統之勢如水銀瀉地,激起的反彈亦成野火燎原,差異的身分認同政治取態競相而起。曾榮光指出,這種差異身分認同,反映自反國民教育人士,及近年的蝗蟲禍港、城邦自治論,同是確立香港人身分,與中國人劃清界線,「你要一統,我便突顯差異,我不屬於你那類」;有輿論更提出「反國民教育就是去中國化」的觀點,與台獨分子的「去中國化」激進政治取態相提並論。
「如果我們真的要有香港人的國民身分認同,應該建立怎樣的基礎? 最簡單是要將同根同心改為同舟共濟。大家同坐一條船,就應該互相幫忙。船上的人來自不同種族、宗教,我認許大家有不同差異,但最重要是既然在同一條船上,我們應該做好它。這種身分認同才是中國國民身分應有的,這不是差異政治取態,是認許身分取態。我們認許分別,不會把自己一套強加到別人之上,要大一統。」150年來,香港不是這樣走來的嗎?「何以我們不說這個身分認同了?這個不是最適合我們嗎?特首說香港是國際化大都會;歷史如是,中國政治也是。」
一國兩制要學得清清楚楚
小學生學加減乘除,一定要弄清概念,否則面對複雜的文字體如何運算?理解一國兩制,也要抽絲剝繭地學,這絕非吹毛求疵,「這個概念差不多所有學生都要識,因為我們身處一個最特別的歷史時空裏,香港人不能不弄清楚一國兩制。「一國」究竟是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國家?如果要培養國民身分認同,要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國家,還是認同中華民族呢?」
曾榮光續指,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有兩個權力核心,一個在北京,一個在香港。基本法列明分權制度,中史負責對外事務,特區專治內政,「國家這個概念作為一個統一的權力機器,一定要認識,還要告訴學生這個機器分成兩個,一定要弄清楚。」然而,任何權力核心要有效行使權力,最重要是團結人民,令民心歸屬,「說到這時,概念就轉換了,說的是中華民族。兩個概念很刁鑽,本質上不同,但又互相扣連。」國家與民族概念偏差模糊,將來香港學生學到國民身分認同,又怎會不混淆不清?
激情為何物?
面對《指引》中教學模式的字字含「情」,曾榮光切實問,「情為何物?」指引所標榜的「情」,說穿了就是激情。早在洗腦團風行之前,2006年一個由教統局及賽馬會合辦的圓明園學習團,便把學生領到圓明園舉手宣誓,「目睹頹坦敗瓦,心中感慨良多。從今天起,矢志學習,貢獻祖國,保衛領土。」不少人會問,國仇家恨式的愛國情懷,又有何大害?曾榮光強調,「道德是一種理性,而非激情。中國儒家的傳統講求生命的奮進,但奮進背後有一個道德理性作為基礎。在西方,道德發展論從來都是講求道德理性思考,透過具體的教案和道德兩難,要人做決定做價值判斷。任何價值判斷理應是衝量不同價值,而非訴之激情。」由激情引發的,不是愛國而是害國,近日在深圳和廣州發生的反日亂象,激情之害溢於言表。
「站在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的取向而言,從來沒人強調通過激情的手段或教學模式,教導德育與國民身分或公民決策。而事實上,以中國國情來說,這種國仇家恨的激情教學模式,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是有害無益的。」暫不說保釣反日事件, 2009年7月5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大規模民族衝突,漢人和維吾爾人互相斬殺,死傷過千,「如果我們真的同屬中華民族,這些事何以發生?中華民族政治教育推行了幾十年,為什麼落得如此的政治結果?為何不是人民互相團結,而是光天化日之下大家拔刀互斬?」這些衝突,不禁令人想起巴爾幹半島由族裔、宗教民族主義所引發的種族清洗,「這種族裔化的激情教育,是非常可怕的。」
為孩子的思想堅持
政府拋出三年推展期假寬鬆,又大玩小修小改文字遊戲,在原文加了價值判斷和富爭議性議題等字眼,以圖讓反對者收口,曾榮光一語道破:「這個是一個陷阱。在整個道德發展民主教育裏,小學不能教爭議性的教育。心理學家指出,小朋友認知和判斷的發展能力分為許多階段,初小時根本不能很仔細地處理一些相對性模棱兩可的觀念。」初小孩子如白紙純淨,偏向跟隨規則,「防禦力」低;然而部分小學校長卻決定在9月推行德國科,曾榮光表示憂慮,「當一個課程到現在還是甩甩漏漏,在概念和教學方法都多多錯誤,尤其在小學,就更要小心。人人以為小學容易教,但小學是更危險的,因為學生的認知和推理能力還未發展到那個階段,更容易接受了那一套。」即是說,初小學童更大機會被洗腦。
遺憾的是,大一統的國民教育勢將南下,即使能逃過正面吹襲,也難免被無聲滲透,家庭和教育界急需研製解毒教材抗衡,「第一,基礎要改;第二,概念要正確,第三,教學方法要擺事實、說道理,是理性探究而非激情。」此外,曾榮光特別提醒,要照顧學生的認知能力,小心處理爭議性議題的教學時序,「還有教育背後的政治取態,尤其是香港,什麼時候都是同舟共濟的身分認同呀!」他笑說,一生中研究過無數政策,這次令他最感安慰,「我開始看到香港的家長是有希望的。過往的家長沒有希望,只想兒子入名校、不斷補習催谷,虎爸虎媽就是這樣。但這次家長回到孩子的福祉,關心的是他們的腦袋怎樣思考,而不是能不能入讀哈佛、考5A、拿幾多張文憑,這些表面的成績,而是真真正正關懷自己的孩子。」 729反國民教育遊行,他也有參與;他寄望熱切投身的家長們能一直堅持。
為了下一代,不能妥協
曾榮光本是社會學出身,投身教育政策研究三十多年。自回歸以來,教改翻天,他一直堅守教育工作者的理念原則,力陳政策弊害;「責無旁貸」,喊了一次又一次;把吳鹇看盡,欄杆拍遍,有否慨嘆「無人會,登臨意」?「少少啦!每個做政策研究的人,都有自身的取態。作為知識分子,應該有什麼取態?中國傳統讀書人、仕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或者似辛棄疾,不被重用便氣得拍䒷,我似陶潛,退隱山林就可以。但我又不會完全退隱,我會做自己的分內事」,揮筆鳴聲,不可不弘毅,「我不敢說我一定對,但要做自己的分內事。教育,有一種事是不能妥協的,就是下一代的福祉。」
他笑說,老人家經常話一蟹不如一蟹,自己卻有相反看法,「做教育界的,希望一定在將來。如果你不信,為何要教書?教育就是教導下一代,下一代一定會青出於藍的,因此他們的福祉最重要,這個是所有教育工作者應有的取態。」
問這位教育工作者,他又是在哪種教育環境下培育成長?他咧嘴而笑,「我們做教育的,最怕規劃。我成長的年代,是充滿意外的,每個意外都是驚喜。最重要是掌握面前的每個機會、每件事,因為你不知道未來。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 drive(動力),一定要守着自己的drive。」
只要守着心中的力量,希望猶在。
國民教育合理方向——在一國兩制下,國家行使統一主權,而《基本法》確立了兩個權力機器,其一是特區管治內部事務的權力機器,以及中央政府管治對外主權的權力機器。然而在民族作為一種建基於團結感情的社群前提下,香港人被要求與國內同胞有同根同心的感情。在這三種制度脈絡的操作中,無可避免會產生種種摩擦和衝突,國民身分認同的張力就在這個三角形中互為牽引。在團結感情的社群及權力機器之間,香港人究竟應向香港政府社會內部團結,還是向多元一體格局下的中華民族團結?(插畫﹕吳浚匡)
文:阿離
【明報專訊】我在中大教書30年,每次走到 40 人的班房裏,我想找什麼?我就是想找驚喜。突然之間有個仔出聲,哎呀!咁都畀你諗到?真是青出於藍!這就有希望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曾榮光朗笑道。
他上年退休,笑言自己只是個觀察世情的人。放下教鞭,觀世的眼依然銳利,教育之心仍舊熾熱。上年5月,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諮詢文件一出,他力撰鴻文加以批判匡正,文首一段鳴志之言,叫人感佩:「身為專業教育工作者,教導國民教育(包括國家的負面信息)是責無旁貸的職志,是不可能要他人代勞的。筆者更深信,教育的社會文化目的不應只在『承先』而更重要是在『啟後』」。
三十年來,看盡香港教育界的變遷興衰,「啟後」的路殊不容易,全靠一個信念撐持,「做教育界的,希望一定在將來。」
曾榮光半生研究香港教育政策。從殖民地時代到特區15年,監察教育政策的翻天變革,不遺餘力,批判力度之強、理念堅持之深,躍然於紙紙文章。15年來,他批判教育政策的表現主義取向、痛斥教育的市場化和分層化、揭破母語教學成效不彰,無不令政府教改的雄心壯志撞上一頭灰。批判的角色,吃力不討好,筆戰爭鳴,或被猜度質疑,多年來,曾榮光堅持兩個原則,「做了這麼多年政策研究,我盡量避免動機論。不看你的政策,先看你背後的動機,還要把你的動機看作壞的,就是陰謀論。」同時他亦反對後果論,「國民教育是不是洗腦?我不知道,因為還未推,我存疑。」一切的思考與批判,必須還原基本,「不如回到指引中,我只看文本,內容是否有問題。指引一出來我便詳細看,再寫;出新版,我又會再寫,逐個對」,「毛澤東說,有調查研究才有發言權,我要問得很清楚。」
肥佬的課程指引
他說,自己一直關注的,是莘莘學子能否公平地接受教育。然而這次國教課程,實在錯得離譜,逼得不是專研公民教育的他也揮筆指正,他笑言似是改卷,「這篇論文一定肥佬!一開始,身分認同基礎的立足點便錯了。」以地緣、血緣等原生因素為主的族裔本位基礎,根本不切實際;第二錯,錯在概念,「教地理,怎能把太陽月亮、日蝕月蝕都弄錯?現在教國民教育,連最基本的國家(State)與民族(Nation)都錯配」。第三,是教學模式的錯,以激情驅動的愛國教育,異常危險。「為何我這樣緊張?因為寫課程的人都不清不楚!」課程諮詢文件一出,他即發鴻文以正視聽;可恨時至今日,政府死不改錯,堅持硬推。
一統天下還是撕裂社會?
「我們想下一代認同一個什麼身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大一統的政治取態,『你都回歸了,為何你不做中國人?』」曾榮光強調,今年5月推出的新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做了些編輯工夫,但內容本質完全無改變。雖然沒叫你流淚、沒血濃於水,但同根同心的主題依然在」,這種根性血緣,說穿了就是族裔本位的大漢族主義,「如果把課程拿到新疆、西藏去教,會撕裂整個社會、整個民族。課程怎能夠是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基礎?」他指出,中國憲法開宗明義,註明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堅決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第一政治不正確,憲法也說明不要搞族裔化;第二與中國歷史事實不符,所有近代的史學大師早已提出中國是多元一體的格局。」最重要是,不分族裔、宗教、語言的多元文化社群主義才是香港公民身分認同的基礎。其中一位絕食學生凱撒,就是混血兒。
曾榮光分析,這種大一統身分認同的推進是超然可見的。早前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多次批評港大的身分認同調查,負責學者鍾庭耀更被不少左派文章大肆抨擊;而北大孔慶東教授針對港人普通話說得不純正的辱罵,也反映了一種以語言為本的大一統身分認同取態,「大一統的心態是很一致的標準,同種、同民、同語言,最可怕的是相同的政治看法,雖然我們未走到這步,但這種大一統身分認同是可見的。」
與其被統,不如同舟共濟
大一統之勢如水銀瀉地,激起的反彈亦成野火燎原,差異的身分認同政治取態競相而起。曾榮光指出,這種差異身分認同,反映自反國民教育人士,及近年的蝗蟲禍港、城邦自治論,同是確立香港人身分,與中國人劃清界線,「你要一統,我便突顯差異,我不屬於你那類」;有輿論更提出「反國民教育就是去中國化」的觀點,與台獨分子的「去中國化」激進政治取態相提並論。
「如果我們真的要有香港人的國民身分認同,應該建立怎樣的基礎? 最簡單是要將同根同心改為同舟共濟。大家同坐一條船,就應該互相幫忙。船上的人來自不同種族、宗教,我認許大家有不同差異,但最重要是既然在同一條船上,我們應該做好它。這種身分認同才是中國國民身分應有的,這不是差異政治取態,是認許身分取態。我們認許分別,不會把自己一套強加到別人之上,要大一統。」150年來,香港不是這樣走來的嗎?「何以我們不說這個身分認同了?這個不是最適合我們嗎?特首說香港是國際化大都會;歷史如是,中國政治也是。」
一國兩制要學得清清楚楚
小學生學加減乘除,一定要弄清概念,否則面對複雜的文字體如何運算?理解一國兩制,也要抽絲剝繭地學,這絕非吹毛求疵,「這個概念差不多所有學生都要識,因為我們身處一個最特別的歷史時空裏,香港人不能不弄清楚一國兩制。「一國」究竟是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國家?如果要培養國民身分認同,要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國家,還是認同中華民族呢?」
曾榮光續指,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有兩個權力核心,一個在北京,一個在香港。基本法列明分權制度,中史負責對外事務,特區專治內政,「國家這個概念作為一個統一的權力機器,一定要認識,還要告訴學生這個機器分成兩個,一定要弄清楚。」然而,任何權力核心要有效行使權力,最重要是團結人民,令民心歸屬,「說到這時,概念就轉換了,說的是中華民族。兩個概念很刁鑽,本質上不同,但又互相扣連。」國家與民族概念偏差模糊,將來香港學生學到國民身分認同,又怎會不混淆不清?
激情為何物?
面對《指引》中教學模式的字字含「情」,曾榮光切實問,「情為何物?」指引所標榜的「情」,說穿了就是激情。早在洗腦團風行之前,2006年一個由教統局及賽馬會合辦的圓明園學習團,便把學生領到圓明園舉手宣誓,「目睹頹坦敗瓦,心中感慨良多。從今天起,矢志學習,貢獻祖國,保衛領土。」不少人會問,國仇家恨式的愛國情懷,又有何大害?曾榮光強調,「道德是一種理性,而非激情。中國儒家的傳統講求生命的奮進,但奮進背後有一個道德理性作為基礎。在西方,道德發展論從來都是講求道德理性思考,透過具體的教案和道德兩難,要人做決定做價值判斷。任何價值判斷理應是衝量不同價值,而非訴之激情。」由激情引發的,不是愛國而是害國,近日在深圳和廣州發生的反日亂象,激情之害溢於言表。
「站在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的取向而言,從來沒人強調通過激情的手段或教學模式,教導德育與國民身分或公民決策。而事實上,以中國國情來說,這種國仇家恨的激情教學模式,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是有害無益的。」暫不說保釣反日事件, 2009年7月5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大規模民族衝突,漢人和維吾爾人互相斬殺,死傷過千,「如果我們真的同屬中華民族,這些事何以發生?中華民族政治教育推行了幾十年,為什麼落得如此的政治結果?為何不是人民互相團結,而是光天化日之下大家拔刀互斬?」這些衝突,不禁令人想起巴爾幹半島由族裔、宗教民族主義所引發的種族清洗,「這種族裔化的激情教育,是非常可怕的。」
為孩子的思想堅持
政府拋出三年推展期假寬鬆,又大玩小修小改文字遊戲,在原文加了價值判斷和富爭議性議題等字眼,以圖讓反對者收口,曾榮光一語道破:「這個是一個陷阱。在整個道德發展民主教育裏,小學不能教爭議性的教育。心理學家指出,小朋友認知和判斷的發展能力分為許多階段,初小時根本不能很仔細地處理一些相對性模棱兩可的觀念。」初小孩子如白紙純淨,偏向跟隨規則,「防禦力」低;然而部分小學校長卻決定在9月推行德國科,曾榮光表示憂慮,「當一個課程到現在還是甩甩漏漏,在概念和教學方法都多多錯誤,尤其在小學,就更要小心。人人以為小學容易教,但小學是更危險的,因為學生的認知和推理能力還未發展到那個階段,更容易接受了那一套。」即是說,初小學童更大機會被洗腦。
遺憾的是,大一統的國民教育勢將南下,即使能逃過正面吹襲,也難免被無聲滲透,家庭和教育界急需研製解毒教材抗衡,「第一,基礎要改;第二,概念要正確,第三,教學方法要擺事實、說道理,是理性探究而非激情。」此外,曾榮光特別提醒,要照顧學生的認知能力,小心處理爭議性議題的教學時序,「還有教育背後的政治取態,尤其是香港,什麼時候都是同舟共濟的身分認同呀!」他笑說,一生中研究過無數政策,這次令他最感安慰,「我開始看到香港的家長是有希望的。過往的家長沒有希望,只想兒子入名校、不斷補習催谷,虎爸虎媽就是這樣。但這次家長回到孩子的福祉,關心的是他們的腦袋怎樣思考,而不是能不能入讀哈佛、考5A、拿幾多張文憑,這些表面的成績,而是真真正正關懷自己的孩子。」 729反國民教育遊行,他也有參與;他寄望熱切投身的家長們能一直堅持。
為了下一代,不能妥協
曾榮光本是社會學出身,投身教育政策研究三十多年。自回歸以來,教改翻天,他一直堅守教育工作者的理念原則,力陳政策弊害;「責無旁貸」,喊了一次又一次;把吳鹇看盡,欄杆拍遍,有否慨嘆「無人會,登臨意」?「少少啦!每個做政策研究的人,都有自身的取態。作為知識分子,應該有什麼取態?中國傳統讀書人、仕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或者似辛棄疾,不被重用便氣得拍䒷,我似陶潛,退隱山林就可以。但我又不會完全退隱,我會做自己的分內事」,揮筆鳴聲,不可不弘毅,「我不敢說我一定對,但要做自己的分內事。教育,有一種事是不能妥協的,就是下一代的福祉。」
他笑說,老人家經常話一蟹不如一蟹,自己卻有相反看法,「做教育界的,希望一定在將來。如果你不信,為何要教書?教育就是教導下一代,下一代一定會青出於藍的,因此他們的福祉最重要,這個是所有教育工作者應有的取態。」
問這位教育工作者,他又是在哪種教育環境下培育成長?他咧嘴而笑,「我們做教育的,最怕規劃。我成長的年代,是充滿意外的,每個意外都是驚喜。最重要是掌握面前的每個機會、每件事,因為你不知道未來。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 drive(動力),一定要守着自己的drive。」
只要守着心中的力量,希望猶在。
國民教育合理方向——在一國兩制下,國家行使統一主權,而《基本法》確立了兩個權力機器,其一是特區管治內部事務的權力機器,以及中央政府管治對外主權的權力機器。然而在民族作為一種建基於團結感情的社群前提下,香港人被要求與國內同胞有同根同心的感情。在這三種制度脈絡的操作中,無可避免會產生種種摩擦和衝突,國民身分認同的張力就在這個三角形中互為牽引。在團結感情的社群及權力機器之間,香港人究竟應向香港政府社會內部團結,還是向多元一體格局下的中華民族團結?(插畫﹕吳浚匡)
見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安裕周記﹕感謝你們
朗彥、莉莉、凱撒三位小友,開始絕食時你們已經不是心智上的弱冠少年了,默默在政府總部前那片地方架起營帳,開始你們至今十幾年人生裏最重要的一次抗爭。半夜的金鐘夜色沉寂,幾盞燈照著那丁方大小的抗爭之地,矗立後面的政府總部在黑夜裏像魔神一樣動也不動,空洞的玻璃窗裏據說是「從群眾中來」的政府官員辦公室,這場掀動社會心靈的絕食,就在強與弱、大與小的不對稱空間展開。
星期四下午之後你們一粒米再也沒下肚,星期五凌晨大雨傾盆,星期五下午艷陽高照,星期六上午灑了一陣雨,面書上的關注鋪天蓋地,「同學保重」,share之後share再share,我輾轉看到一個叫「司徒夾帶」的帖子,附著一張照片,兩男一女三個中學生穿著人字拖在西洋菜街行人區捧著大聲公在喊話,他們身後紅色條幅上是斗大三個字,「反洗腦」﹕
「【停一停‧諗一諗】個女同學真係風都吹得起……我讀中學果陣,冇幻想過會有一件事可以逼到十幾歲咗我鼓起勇氣去旺角企街同嗌咪。今日,究竟發生咗咩事?令到一班後生仔女去絕食上街嗌咪?佢哋為咗乜嘢?為咗邊個?有獎學金咩?有得分咩?我真係好慚愧,慚愧在於我嘅學歷閱歷都比佢哋高,但背後支持我嘅價值觀彷彿被比下去。大家可以扮睇唔到、唔動容、唔去理,但係唔可以唔諗,畀著你返到去那些年,有件事能夠令到衣食無憂仲係中學生嘅你自發性覺得要上街,你感受係點?」
感受是什麼?中學於我而言是上世紀猴年馬月的往事,然而我看到那張照片時心情激盪不已,在陰暗微雨的星期六上午眼眶發熱,那是一股不可抑遏的精神,是香港幾十年來賴以自存的真氣。我單憑照片就猜到你們那三位戰友心底裏想什麼,那是「救救香港」。唯有即將溺水的才知那千鈞一髮的求生時機,走上街頭的家長和學生,都是在快要水淹沒頂的一刻出來抗爭,因為他們心目中都知道,不出來,就什麼都沒有了。
國民教育爭論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是必然的。梁振英政權是以不斬樓蘭誓不還的決心要把國民教育科在今年進行到底,這客觀上說明了國民教育科是他上台後的必然任務。也許,在某些人心裏,香港回歸十五年,也是時候與大陸同唱一個調調了。這會令人愈發心寒,你們學弟學妹快要接受的國民教育是一種什麼樣式的國民教育,我在想,如果沒有那部國情手冊,如果沒有在九萬人上街後政府一步不讓還要巧言令色,如果沒有把反對國民教育人士扯到港英餘毒這些言語,我想人們可能會給國民教育一個機會。可是,如今是不可能的了。
包括你們在內,香港社會在這一刻全不猶豫公開自己的心結,不接受國民教育的原因,很簡單,就了怕了中共。沒有別的。這一句話過去二十五年一直沒有說出來,是因為那時大家都想給自已一個相信的機會。相信中共和一九七六年前的中共不一樣,相信改革開放會改變中共的處事方法和意識形態。我們的父執輩因為赤禍輾轉由大江南北逃到香港,然而經過時日,人們開始相信中共會變。這一期許在改革開放初的十年完全受用,中共變得世故成熟,香港社會由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共,到了八十年代變為「中國」。你們年輕,不知道香港的一九八四年是什麼樣子,一年之內,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香港未來身分定讞;同年夏天,中國參加洛杉磯奧運會,一舉奪得十五金牌,中美女排決戰在香港時間上午打到中午,轉播這場比賽的無電視連中午新聞都讓路。當天下午一時十五分,比賽結束,中國奪得金牌,「中國得咗」在英國殖民地成為一句共同語言。
然而這是少有的榮光,都是過眼雲煙。人們無法相信一九八九年那開著坦克輾人的國家是我們八年後的祖國。我們在想著應該怎樣留住我們的財產,這就有核心價值的再肯定。這是由多年的腐敗修正沉積之後的獲得,核心價值對社會大眾來說很抽象,我打個譬喻,核心價值是我們走在街上遭人打劫,事後報警還拘捕了疑犯。到了警署,沒有人會來說那疑犯是某某要人之子,也不會有疑犯說「我爸是李剛」。過了幾天,疑犯上法庭,沒有人會因為一個電話就讓疑人釋放,更不會一個電話明天所有傳媒都把這條新聞按下不發。毋須陳義過高,只此而已。
你們年輕,也許會從相對抽象的核心價值來看今天的中國,或者以比較政治學的角度來比對中西方之別。我們這一代,看到的東西太多了,才會打從心底裏感到恐懼——這個星期,美國第一位登月太空人杭思朗去世,你們應該讀過這條新聞。我只想說,一九六九年杭思朗走在月球上的時候,中國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知有這回事,那是中國完全處於新聞封鎖的年代。你們會感到匪夷所思,然而事實確是如此,一句都沒有。其實,科技落後也不是醜事,不及就要趕上,美國不也是在載人人造衛星上落後蘇聯,總統下令要在七十年代來到之前美國人要第一個登陸月球。
興許會有人說,今天的中國不是一九六九年的中國,中國不會再走舊路。我衷心希望這是真的,也真希望當其他國家派人登陸火星時一句不差一分不漏的現場收看。可是,除了這些呢,像是中國的人權狀況,像是中國的百姓維權,人們實在沒有信心。原因很簡單,我們的生活裏就是這些不愉快的經歷,從譚作人到艾未未到李旺陽,不光是這些人到底做了些什麼,而是中國政府當局是以什麼態度來處理。一個為了地震豆腐渣工程蒙禍,一個因為連原因也沒有便關起來,一個坐了二十年牢出來離奇吊死。你們也會知道這些人這些事,你們曾經為此氣憤難平,你們知道,香港不可能會發生這些事,但未來的香港呢?這無疑是香港社會對國民教育誠惶誠恐的原因,也是你們今天還留在政府總部的理由。
這些年來,我在周記裏不只一次寫過香港是悲情城巿,可是今天我覺得在陰霾四合的天空裏綻現一絲陽光。感謝你們和那一批捨得一身剮的家長們。像「司徒夾帶」所說那樣,香港巿民天天營役於生活,有飯開是人生至高目標,絲毫不知天即來。這幾個月,你們比起許多大人都有理有節,你們比誰都謙遜誠懇,你們沒有陰謀詭計,當黃之鋒星期五上午面對梁振英時的理直氣壯,我看到是「見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在充滿媚諂的香港,太多年沒有人這樣做了。
你們以後的路途艱辛還多著,香港巔巔不平的不會少;把身體鍛煉好,多些讀書閱報,多走多看,擴闊視野。你們還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