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千帆過

大概都有六十日，一再懊惱，點解冇去學功夫。
一拳打出去，三五七人飛開幾丈遠。。。
於今唯有，老大徒悲傷。
亂世，確是要用重典。係施諸民，要還架 #xyz@+*:(


是那個傍晚，遠洋歸來的人說，講 d 佔中野我聽。
都已經演化成雨遮遍地了。我們就吃喝，講談。講呀講，去過金鐘講金鐘，去過旺角講旺角，去過 8964 講 8964，以至於，講呀講，T 問 L，點解你唔講野？L 答曰，要講的，寫哂。
我們講到選擇沉默的自由。因題命事，與 L 調笑，看，你以為自己有沉默的自由？繼續酒酣耳熱。後來，過了千帆，L 與身旁 D 輕聲說幾句，留下飯錢，早退。大家愕了然，議論，又講呀講。而我真誠相信，這也是一種信任。信任不必解釋有選擇隨時離開的自由。前因後果，餘不一一。
那日之後，開始實驗有意識與無意識噤聲、沉默。有時漸進式，有時忽然起興。噤聲不等於軟弱，沉默可以非常強悍。千年一瞬，水的沉積物，常常另有名字，叫石頭。
也無謂互扔石頭。人之為人，要有選擇的自由。

安裕：報人

安裕周記：報人

【明報專訊】《華盛頓郵報》前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Bradlee）去世那天，美國主流傳媒毫不吝惜矜貴的版面和昂貴的播報時段向這位一代報人送上最後也是最衷心的致敬。說衷心，是因為他在水門案的新聞編採指揮若定，終於以這宗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的新聞名留青史。去年奧巴馬向患上老人病的布拉德利頒授平民最高榮譽的自由勳章，毋庸置疑是對這位新聞巨人的肯定，但亦可視為通過自由勳章意涵對所謂「愛國主義」的反擊。

當人們懷緬布拉德利在水門案帶覑兩個年輕記者，以無比耐性及細緻的調查工夫，令一宗本來只是入屋爆竊的輕微罪案變成揭穿時任總統尼克遜隻手遮天的竊國大案之時，美國再度流傳一九八四年他的一封私札，這是他對認為《華盛頓郵報》「不愛國」的人士質詢回應，今天重讀，很有意思。這封信的觸發點是《華盛頓郵報》質疑美國衛星的功用，引起當時列根政府猛列抨擊，一些人寫信給布拉德利說他「不愛國」還指他為蘇聯工作，有人問他「二戰年間你幹了些什麼」。布拉德利的回信簡潔有力，於寫作技巧而言是明快銳利，一語中的：

親愛的混蛋，
我認為我在二戰期間為國家做的事多於你做的。我在太平洋的驅逐艦上待了四年，我的綬帶上有十顆參戰星章。

（Dear Axxxxxx,
I suspect I did more for my country in the war than you did. I spent four years in destroyers in the Pacific Ocean. My theater ribbon has 10 battle stars in it.）

布拉德利的言行足以一肩挑起 「報人」二字而不是實務操作的「新聞工作者」。這是很形象的一個詞：風雨如晦之日，僕僕風塵於民眾知情權以及監督政府之間，不言休不言悔。布拉德利在自傳《美好人生：做報紙及其他歷險》（A Good Life:Newspapering and Other Adventures）亦提到這封回信的由來，讀者設身處地在他的角度來看，這信表達的不光為一己人格辯護，更是對所謂「愛國主義」的反彈。布拉德利一生在文字堆打滾，但未見著作等身，只寫過兩部書。《美好人生》通篇充滿一個報人的自我期許的積極味，然而當閱讀這部大部頭著作時，讀者會嗅到一樣物事﹕良心報人面對壓力，尤其是政治壓力認為你「不識時務」以及「不愛國」的時候應當如何。

反擊廉價愛國主義

「不識時務」在於往往與主流政治勢力唱反調，且把反調唱得震天價響。若以《華盛頓郵報》報道水門案的歷程配以尼克遜民望，可以看到尼克遜的「不支持率」游移變化，根據蓋洛普調查，一九七二年六月水門大樓發生民主黨總部爆竊案，尼克遜支持率是百分之五十七，不支持率是三十三，百分之十沒有意見。到了一年後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華盛頓郵報》記者愈挖愈多，報道白宮官員涉及竊聽事件，尼克遜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九，不支持率百分之四十九。自此之後，尼克遜的民望潰不成軍，支持率一度低見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七四年一月）。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遜辭職，當時他的不支持率達百分之六十六。在這期間，白宮官員千方百計醜詆對他們持批評態度的新聞媒體，包括中斷過往一直可以參加的新聞簡介會，亦有暗示這些傳媒「不懷好意」；右翼組織跳出來指傳媒與蘇聯合謀推翻美國政府， 並且發動「沉默的大多數」去信傳媒機構批評有關報道「不懷好意」。這種指摘到頭來在事實面前無法成立﹕尼克遜下令革除司法部長，又涉嫌銷眦白宮對話錄音帶。重罪如斯， 若不是繼任總統福特下令特赦，尼克遜可能成為第一個入獄的總統。

類似情太平洋這邊也有。同事從日本回來，捎來一份刊載李香蘭去世消息的《朝日新聞》，那是九月十五日東京版的報紙，第一版是以「山口淑子死去」為標題的二條新聞，再轉到內頁的第十四版的近半版續聞，內頁的標題是「兩個名字 一個願望」。作為《朝日新聞》長年讀者，近年中日關係陰霾當頭，烏雲密佈，《朝日新聞》卻從一份主張和平主義的知識分子報章出發，對中日關係的再建作出大量建言，並對日本右翼勢力復辟鞭撻甚力，被認為是保護和平憲法最力的護憲派掌門人。為了捍衛和平憲法，《朝日新聞》多次與安倍晉三政府衝突，就在這時，該 報多年前有關「慰安婦」的多篇錯誤報道須撤回，《朝日新聞》正經歷覑最艱難的時期。

《朝日》經歷最艱難時期

大多數早就往右轉的日本主流媒體都從安倍晉三政權的角度對中日關係大吹冷風，《朝日新聞》則與這股大潮相違地「不識時務」力推中日友好。今天我們在香港可能早已沒有中日友好的概念，想不到千里之外的《朝日新聞》仍在孜孜不倦做覑這件事。李香蘭真正身分的爭論至今未息，她是一個生長於中國東北的日本女子，抑 或是日本當年對華政策的一個特別人物，李香蘭去世之後，謎團更不可能水落石出。想不到是《朝日新聞》在李香蘭去世消息當中積極樂觀看待中日關係，該報編輯委員永井靖二在專稿引述李香蘭的話，「戰爭是愚笨所為，奪去人命，尤其是年輕人的性命」，認為是折射出中日關係的鮮明影像。

《朝日新聞》與立場保守的自民黨一向各走各路，與另一暢銷報章《讀賣新聞》的親自民黨路向大相逕庭，其護憲角色以及批判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的言論，更是長年以來右翼攻擊的目標。前面說《華盛頓郵報》一九八四年的衛星新聞引起保守派攻擊，《朝日新聞》面對的右翼壓力遠比《華盛頓郵報》大得多，說出來也許難 以置信，但事實便是如此：日本保守勢力甚至發展出反對《朝日新聞》的全面戰爭，筆桿子在雜誌報章以及單行本針對《朝日新聞》。手頭上的一部單行本，內容是專訪作家花田紀凱，本來對一份報章的內容持不同意見很正常，尤其是在多元化社會更是平常不過，可是當看到訪者說讀《朝日新聞》會弄得精神不健康，花田紀凱 笑覑回應「搞得血壓上升」，敵對狀態由此可見。之後又一再強調「與《朝日新聞》對戰七十回以上」，其所代表的「戰意」如何，可見一斑。

暴力恐嚇打死記者

即便如此，紙上談兵的針鋒相對仍是君子之爭，更大的威脅來自暴力威嚇，尤其是八十年代《朝日新聞》狠批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官式身分參拜靖國神社之後，開始出現對《朝日新聞》的暴力事件。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右翼分子向《朝日新聞》神戶支局辦事處發動襲擊，開槍打死一名記者，打傷另一人。之後報社收到警告信，自稱是右翼組織所為，這封信沒有上款，一開始便是「我們是日本人，熱愛日本的國土、文化、傳統……」，下款是「赤報隊同人」。政見不同發展到開槍奪命是日本兩極分化的悲劇，但是動刀弄槍也不能改變《朝日新聞》編採路線分毫，照舊堅持對安倍晉三上台後的右翼路線尤其是修改和平憲法的意圖口誅筆伐，不畏強 權的本色在新聞紙躍然而出。

大時代的燈塔

《華盛頓郵報》以及《朝日新聞》的經歷堪稱殊途同歸，他們都在一個與「主流社會」期待有別的時空艱苦作戰，前者得勝而回而後者尚在寸土必爭。這些爭戰論戰並無帶給他們巨利，《華盛頓郵報》在科網大潮下終於易手，《朝日新聞》早就失去銷量第一寶座，然而他們的道德勇氣和專業水平依然是大時代的燈塔。報人信膺 一管筆比一桿槍強，這是面對橫逆敢於挺身而出的勇氣；偉大的功勳不僅在於把總統拉下馬，亦不全在於與右翼政權力拼，而是「在晉董狐筆」的節操。說起來興許有人會認為不識時務了一些，可就是這些人，在天茫水渾的亂世保住了人間青山，在國家機器臨頭之際發光發熱，無愧於時代，無愧於自己。

這一年，行政長官，在談判間。。。

阿史：這一年，行政長官，在談判間調兵把一整代後殖民菁英殺掉 

【明報專訊】2014年，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漠視社會上民怨及政制的訴求，派出的警察毆打示威者，警棍此起彼落地打在「手持寸鐵」即雨傘的示威群眾身上，兵民受傷，矛盾日深，政府聲稱欲與民眾代表談判，至今無期……

1947 年，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面對專賣局緝察私煙人員施暴引發的群眾暴動，民間提出政制改革聲音，台灣一度宣布戒嚴。陳儀一邊廂聲稱接受群眾意見，安排「縣巿長民選」，另一邊廂向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增兵，大軍兵臨城下時將當選的巿長、檢察官、報章社長及律師等統統緝拿，一整代在日治時期訓練出來留台的菁英，全部殺掉，死傷數以千以萬計，台灣進入威權管治，史稱「二二八事件」。

歷史，有偶然，有巧合，亦有規律，抗爭之際，結果未明，不况以史為鑑，留意中國式當權者的兇狠，尤其與「狼」對戰，以為戒備。

與來港旅客一樣，尋求美食如雲吞麵豬扒包之際在鬧巿見證佔領中環的歷史時刻，今年初在台北追尋地道美食林記乾麵時，誤打誤撞入了麵店旁一座紅磚歷史建築「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回顧了日治後初期的台灣歷史。現在回看，67年後的時空，重新檢視這一段歷史，別有一番意義。

二二八事件的台灣

同樣也是殖民後的回歸「祖國」，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結束逾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國民政府在台設「台灣省」政府，也設立了「行政長官」一職，安排曾任國民政府陸軍大學校長的陳儀出任。史載當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來台時獲群眾夾道歡迎，不少台灣人盼望台灣應可自治。回看這一幕，腦海中出現1997年不少人夾道慶祝回歸的場景，在五星旗升起、米字旗徐徐落下時「行政長官」宣誓的一幕。

台灣當年的發展，據紀念館中介紹有這一節：「短短的一年半，行政長官公署的表現真是遠不如日人。而公務員涉足酒家、不守紀律及貪污的事件，報紙的登載不絕，例如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台灣新生報》社論（談營私舞弊問題）所載的舞弊案數目頗為驚人……」

這個場景，對在後殖民時期的香港人來說，一定覺得好生面熟，回歸以來，港人希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卻面對一個又一個力有不逮的行政長官，總是感到政府表現不如港英時期。香港在回歸15年開始，主要官員涉貪個案接連發生，曾蔭權、湯顯明、許仕仁等人名字及容貌， 一個又一個浮現出來。

那一年的台灣，群眾的爆發點是這一幕，在2月27日民眾對專賣局緝查「私煙」引發施暴及衝突，在2月28日，有群眾向行政長官公署前進，公署衛兵向群眾開槍，局勢迅速惡化，觸發請願、示威、罷工、罷巿等，蔓延全台各巿的社會運動，官民之間出現武裝衝突，在台外省人及本省人的衝突，出現情治單位利用黑道製造混亂。

這一年的香港， 9月28日警方施放催淚彈，觸發大量巿民參與及支持學生爭取民主政制的訴求、學生罷課，特首辦門外的警民對峙，連日來香港人參與集會美麗的一面、旺角黑夜的黑幫口罩黨生事，內地人及李偲嫣的出現所觸動的中港矛盾，在腦海中揮之不散。

訴求處理變鎮壓

訴求處理，台灣當時民眾共同要求為「縣巿長民選」，跟我們現時要求有政改方案真普選等相類；面對群眾，有說陳儀向「阿爺」即國民政府總統蔣介石隱瞞台灣民眾訴求的真象，將之形容為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獨立等叛國行為，當時台灣全省議員亦有上電蔣介石。此時此刻，2014年的香港，常有言特首梁振英及其粉絲沒有反映民情，希望香港「愈亂愈好」之說、向「阿爺」指港獨情緒高漲等。

回顧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最令人痛心是軍警鎮壓人民，將日治時候留下一批菁英， 管他美國哥大博士還是耿直的檢察官，統統殺掉的人間悲劇，其中《民報》創辦人及社長林茂生，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師從教育哲學泰斗杜威（John Dewey），創報後10日便無畏地揭露6宗貪污新聞，但最終在南京政府大軍抵台後，被人帶走，傳說指他遭人裝在麻布袋內， 丟入淡水河裏。另律師湯德璋獲當選為台南巿長後，不是就職卻是被捕及遭殺害。新竹地檢署檢控官王霖， 被警拘捕及折磨，棄屍淡水河。

始終，那都是一個甲子前的事情了，在現時互聯網及 facebook 的資訊爆炸年代，社會巨輪轉動的速度，要消滅一代人不是極權容易辦到的事。

觀乎現况，政權至今輸了人心是必然，「共產黨已失去了一整代香港人」已是不爭鐵一般的事實，輸掉人心的政權，誠然仍可以用硬實力槍桿子協助下如常操作，但內部日益枯萎，終有一天會倒下。過去3個星期在佔領區抗爭，在佔領自修室讀書的少年，在20年後將會成為接管這城的菁英。

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 53年後的2000年，台灣選出首個民選總統。

2014年香港，九二八事件，啟動了雨傘運動。

以此為記。

安裕：新人類與他者

安裕周記：新人類與他者 

【明報專訊】周六早上讀畢小思老師在《明報》的專欄是默然，愣那刻報紙在手裏一時間不知如何放下來接過侍應的一杯茶；這不僅由於是老師專欄的最後一篇文章，而是字裏行間對年輕一代的期許。香港走到今天的大時代，老師文字裏透出的是對年輕人的關切和疼惜，到文章後段才說到自己病了停筆。曾經走過憂患今天面對憂患的知識分子是真正的讀書人。

佔中新世代已是沛然莫之能禦，他們接受了香港能夠提供最好的教育和成長環境，我的形容是，站在台上的周永康黃之鋒岑敖暉都是「正紅旗下」成長的一代，如果三人在內地成長，幾乎可以保證頸上都是代表「三好」的紅領巾，可是如今他們放下一切奔走呼號，不能自己。而這一切都發生於二○一四年的香港，時維回歸十七年。

年輕的面孔讓人想起很多，每個世代都曾經年輕過。今天人們孜孜而談的西方社會六十年代學運，是年輕人巨大能量迸發的年代。六十年代美國社科界有一個名詞「新人類」，是對生於戰後一代的叫法，意喻他們沒有跟從傳統意識形態及社會規範；同一時間日本出現另一種變革模式的「三大神器」，電冰箱、電視機、洗衣機，文化以及消費形態的轉變，構建了充滿革命氣息的時空。歷史滿是嘲諷，回首前塵，昔日被視為激進、推翻傳統的改革理念，諸如反對核武、社會平權，以至於同工同酬、環境保護，今天已變得理所當然成為社會規範（norm）。

社會進步的巨輪無人可阻，普選爭論，我覺得可以各提理據，甚至保守一方公開說就是不讓民主派勝出也毋須赦言，但若以「英國人時代也沒有普選」拒絕給予香港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這是對時代的最大侮辱。先不說這是早就應該按協議給我們，遲了這些年我們都不介意，卻絕非不給你貨真價實的還賣乖「本來也就沒有」這些話。

六十年代的新人類

我不認識周永康岑敖暉，對黃之鋒的認知也只是透過傳媒報道，一個念文學，其餘兩個一是念工程一是社會科學，其實都是decent的青年，與六十年代的美國新人類和八十年代的日本新新人類相比，他們身處的時代本來應不致令青年走上街頭。六十年代西方社會遠比今天香港舒服，美國大學生數量首次超越農民，汽車工業帶來更大的自由空間，美國是裝在四個輪子上的國家。然而一場不義之戰喚醒了年輕一代，在富泰的生活當中尋找公義，對巨大無匹的制度拋出挑戰的手套。

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美國小說《二十二號規條》（Catch-22）被認為足以描述新人類反抗傳統勢力的作品，今天重讀，依然充滿令人感動的人性突顯。這部由海勒（JosephHeller）寫的小說，講的是二戰末年地中海一個小島上的美軍轟炸機大隊故事。飛行大隊隊長為了逢迎上級，不斷要求下屬加班飛行，遠超原本出勤規定上限的二十五次戰鬥任務。機師們受不了，千方百計開小差，逃避出動命令。後來有人找到規條當中有一項是「若是精神有問題，可予免役，但必須病者自行申請」，機師遂群起提交申請免役書。詎料申請送抵之後悉數駁回，上級回覆是「既然關切到自己健康，即是大腦仍可理性思考」。最後是機師反抗，逃兵役跑到中立國瑞典。這部書甫出版之時，被認為是反體制著名禁書《憤怒的葡萄》（TheGrapesofWrath）的孿生兄弟，內容至今半世紀仍膾炙人口，例如書中將軍自稱「我的缺點便是沒有缺點」。Catch-22其後載入韋伯斯特大辭典，意喻統治階層對民眾的作弄，或是民眾對統治階層的反擊。

Catch-22的個人vs.體制

這種體制vs.個人的衝突典型，其後發生在每一場社會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包括香港佔中。這條線路脈絡分明，先是在城巿或國家內部引發，之後是擴展到國家層面，最後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抖動。中間主要思想是「更加合理的社會」，而當中的「合理」則是當年被保守派標籤「與共黨合流」或「無政府主義」的各式改革社會主張。《二十二號規條》一書風行的原因，是指出龐大體制的不合理本質，挑戰之後勿論成敗如何，結果是捨棄國家，遠走第三地。於這一層次而言，體制或其隱喻的建制是最大的輸家，因為其子民（轟炸機機師、國內人民）揚棄母體，視母體為「他者」（other），始是全書精要。

香港這次佔中運動發展下去，會否變成《二十二號規條》以及其後歐美學運的宿命，視中共政權為他者，很大程度端視中共對這次運動的取態。北京於二○○三年之後一直說的「人心未回歸」，這刻面對事實的考驗。必須指出的是，視中共為他者不等於「港獨」，應該說，這可能是一種朝內轉向的關切方向，更多聚焦於香港本土的一切，包括民主民生，前者例子可以是爭取真普選的行動，後者則可以是保育生態，真正做到視香港如家（hometown）而不是先民祖籍的廣東福建。這種始於不良制度觸發的疏離心態，最終會以什麼形態終結，此刻並無答案，這可以是幾經努力終於回到母體，也可以是梁啟超百年前談到台灣時所言的愛爾蘭自治模式。對北京來說，最壞的是類如現時台灣的半獨立心態。台灣年輕一代視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自己則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或僅僅二字的「台灣」實體，而六四事件是「中國人」的悲劇，無礙興高采烈跨海到大陸旅遊玩樂。

「他者」在兩岸的意義

兩蔣時代的台灣以及更早期的中共領導層，對於「中國」法統極為重視，一切概以防止從「中國」逸出為基本思考。中共當局在文字上從不承認台灣為政治實體，除了是內戰成王敗寇的尾巴，更是通過虛擬的敵我分明內戰狀態，不容台灣漂向遠方的日本或美國。因此，台灣立法院在新華社新聞稿變成「台灣立法機關」，馬英九陳水扁一個是中共最愛一個是最恨，卻同一稱呼「台灣地區領導人」。兩蔣時代，台灣政體仍有國民大會，是根據「大陸陷共」前的省巿編制，其中有年輕一代早已不知何處的「熱河省」代表。國共這些掩耳盜鈴伎倆儘管可笑，卻是兩岸政權為了防範「中國」變成他者的做法。然而時至今日，政治現實無可抵擋，台灣眾口一詞把北平改叫北京之時，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秋海棠大國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在各國走過的抗爭及反抗爭道路觀之，體待這連串的變化需要耐性及觀察，而非事事揮舞大棒。資本主義世界三巨頭美國法國日本都曾經面對社會反抗運動，最盛之時，美國有人交還護照自稱「世界公民」。但這三國儘管在反抗運動年代傷痕纍纍，最終靠政黨更替、公民網絡以及自由的新聞媒體，把龐大怒潮逐一宣泄，而不是由軍警鎮壓。當然，贊成動武的會認為美國黑豹黨消於地下，或日本聯合赤軍遁走出國是強力彈壓的結果，但這派隱而不提的是在對抗過程中大量人命傷亡，最著名的是日本淺間山莊圍剿事件。對此，美國自由派史學巨擘小史萊辛格的看法是一針見血的正面﹕社會反抗運動是一個不會完結的自我反省過程。事實上，美國反戰運動銷聲匿之後，取而代之的是關注團體大量冒起，他們通過法律渠道監督政府，八十年代初，受訪美國民眾加入類似團體的僅約一成，幾年後同類調查，數字升至四成，公民社會在人民覺醒後成形，結成牢不可破的民主體系。

德國戰後的民主之路

說一段歷史。這幾天德國官員對香港民主化屢有評論，對大戰結束後幾乎在國際舞台隱形的德國來說是極為罕有。姑勿論陰謀論者如何判斷德國對香港民主化置喙的原因，但德國戰後的重建優次，折射出對一個幾乎炸成廢墟的國家來說，最優先的不是推動經濟讓人人吃飽的實用主義，而是重建學校編寫教科書。同一段時間，德國政黨重現生機，一九四五年七月，社民黨和共產黨恢復活動，招收黨員，政黨有兩個共同目標﹕對外承認戰爭責任作出賠償，對內發揚民主重建德國。這段長路的中間站是一九七○年十二月，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猶太人死難紀念碑前雙膝跪下，德國從此站起來，為一九九○年十月兩德和平統一寫下前傳。德國對民主的理解，應該不會比我們小。

練乙錚：學生 ^ 老坑。。。

練乙錚：學生^老坑。雙十 v 十一。許官^廖暉

【信報】有窮苦人不甘受富豪惡霸欺詐了工錢，大着膽子跑到那個富霸家門口呼喊還我錢來；但見富霸家門護衞森嚴，武家丁手拿大棒一字排開，非常威武；也有幾個食客和穿青布長衫的站在門邊一個調兒擋駕吆喝：「喊啥也沒用的，咱老爺子說一不二，給你多少就是多少，你們不趕快斂聲滾蛋，當心咱哥兒們的大棒子認腦瓜子不認人呢！呸！不識好歹。」

一、盤點近期社運領導的章法

一年來以佔中為壓軸的政改社運，有關其目標和意義的討論，已經很深入透徹，今天和大家談談此運動操盤者的章法。先談社運學生翼最近的，再談老坑翼一直以來的。

地點選對了—學生選擇政府總部作佔中序幕的突破點，有其象徵意義。號稱「門常開」的特區政府，在部署整個政改運作的階段裏，除了說「不」，其實什麼實質的話也沒有說，諮詢也是假的，根本是一直與北京一道另搞一套，沒管你香港人說了些什麼，以致人大常委的政改指引一出，其極端立場連本地其餘當權派也嚇一跳。所謂「有商有量」，不外如此，於是學生翻舊賬要求直接對話，政權的回應，卻是警棍加胡椒；做的不同說的，就更加暴露出來了。「門常開」，只是開給當權者？

對象選對了—相比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香港的學生沒跑到山頂貝璐道上去佔「僭」，乃是懂得民主路上的攔路虎是一整個專制政權，要衝就衝代表政權的政府總部；個別為政權站台的人物，再大再風光也不過是專政機器上的幾粒小小螺絲帽。

動作次序安排對了—學生運動從來都是社會狀況的寒暑表，因為年輕人對不合理的事物最敏感最反感最不能忍受，在這次運動裏，又反映出來了，所以運動的老坑翼還未動，學生翼的公民抗命就動了兩次真格，完全符合規律。而且，罷課的次序，是先大專、後中學，也是搞對了。如果中學生先罷，不諳政情的市民也許會覺得是小孩子在胡鬧，但大學生帶頭就不同，因為一般人特別是父母，都會覺得大學生是成熟的，其意見起碼是值得尊重的。
把對方比下去了—這幾天的形勢發展很關鍵，沉不住氣亂了章法、過早出手而且選錯了對象的，反而是當權派及其群眾：反普選反罷課怒漢打掉了中學生周嘉浩的半顆門牙，防暴隊繼而抓了剛剛還是中學生的黃之鋒；看在中間市民眼裏，成年人這樣子欺負小孩子，當權派肯定要失分。在近期的民調裏，港人對特府領導、對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雙雙拾級而下，明顯是中間市民的觀感在移位。

學生熱血，卻相當明智，運動的節奏把握得很好，沒有出錯。

老坑翼的章法又如何呢？筆者認為，也不錯；好就好在不動如山。如果佔中三子搶在學生之前發難，就是虛浮了；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還未動，老坑就扯火？中間市民會很不了解。當然，有不少泛民特別是激進翼、甚至包括一些學生自己，都會覺得三子拖泥帶水，錯失不少時機，讓支持者洩氣，但筆者不同意這種說法。佔中的難處主要是爭取中間市民的注意，爭取他們從直覺反感和懷疑，變到諒解和同情；這個轉化過程不能快。

三子是誰，中間市民本來都不知道，遑論聽懂他們的大道理；但見他們做事有板有眼、嚴格按既定程序一步一步來，給足機會讓特府回應卻無反應，最後北京竟出了完全不近人情的《白皮書》，才最後決定佔中，中間市民於是知道三子並非「搞搞震」之輩，而是非常認真、非常負責任、本來非常溫和的大學教授、香港棟樑。這個轉變，正在民調裏逐步反映出來。

對特府嚴重不滿的泛民洩氣了嗎？未必。有些人嘴巴上說洩氣，事實上不過是沒耐性、憋了一肚子氣，一旦佔中，只會爆發得更強勁；那時要擔心的，不是他們不參與，而是「過分」參與！

因此，三子一直慢打鑼，文火煎魚一直煎到今年9月底10月，沒有因為受到各種批評而心浮氣躁，把充滿情緒的一個社會運動拿捏得像一個受控制的熱核反應，的確不容易。

因此，一年多以來的社運總的來說，在技術層面操控得相當好，章法無出錯，學生翼和老坑翼都如此。

唯一一點筆者或有異議的，是佔中選在「十一」這一天出台。對國人而言，10月有兩個同樣富政治涵義的日子：十一和雙十。選十一有更強烈的向北京領導人示警的作用（較激進的說法當是「有更強烈的向北方專制政權抗議的聲音」），但筆者則認為選雙十或對整個社運有更深遠意義。何時佔中，在三子和民眾之間已有默契，此時還討論十一還是雙十，太像一個令人生厭的「後座駕駛員」（backseat driver），但筆者的用意並不在於試圖影響操盤者的決策，而是藉此引出一個觀念議題。

二、香港民主選舉以什麼作標準

民運近年來的爭取目的，是一個「不含篩選、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制度」。這個提法本身十分清晰，但當權派利用一般港人對民主認識不深，在「篩選」和「國際標準」這兩個概念上做手腳，竟然把西方的黨內初選說成是與提委會極少數人把持的篩選性質一模一樣，然後公然否定民主的國際標準的存在。這一招無疑相當有效，令泛民要費一番唇舌解釋，結果變成公婆各說有理的局面；而且，一提「國際」，就有本地當權派「不合港情」的狡辯和內地官媒的「西奴」指控。

因此，在運動目的和綱領的提法上，泛民陷入被動；究其原因，無疑是一直以來的提法以概念為主，欠缺可觸摸的內容。然而，這個局面其實是可以避免的，關鍵在於找到有如下兩個優點的具體提法：（一）港人可以很自然接受、（二）當權派要否定便須付很大代價。筆者試做一個符合這個要求的提法，供大家參考。

詳細提法：「香港民主運動上接辛亥傳統，尋求建立以當代台灣民主程度為起點的選舉制度，特別重視消化和吸收亞洲兩個民主國家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以北美、歐洲的主流體制為參照，並根植於中華文明的民本意識、古希臘文明的民主思想、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法治精神。」
相應的對位提法：「在兩制大範圍裏，香港民主運動要建立的選舉制度，必須是沒有小圈子篩選的，並且要和大陸憲法規定的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體系衍生出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本質上的、清晰的、不可銜接的分野，以確保香港的一制不被大陸那一制蠶食。」

扼要的綱領性提法：「上承辛亥民主道統，下接民國在台灣的建制水平，建立民主程度比得上日韓歐美的選舉制度。」

首先要注意的是，辛亥的意義超越大中華，而必須放在整個亞洲的範圍考慮。辛亥是亞洲第一個民主革命，影響了日本二十世紀十至二十年代出現的「大正民主」，而後者替日本戰敗後行使由美國主導的新憲法和新的民主體制提供了思想準備和實踐經驗【註】。因此，上述香港的民主運動要特別重視消化和吸收亞洲民主國家包括日本的經驗，就不能簡單視作「照搬日本」。各國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都是互相影響、借鑑、互相支持的（中共受外來影響不可謂不深，天安門上掛了幾十年的那幾個大鬍子老祖宗像，就是明證，只不過她抄襲得來的馬列主義，乃西方政治文化末流；中共不好意思之餘，不得不強說「馬列主義中國化」，結果東西方的專制主義相加，當然更糟糕。）

其次要注意的是，這個提法把台、日、韓的民主實踐放在比歐美優先的地位。歐美的民主體制比較成熟，有關的研究和論述尤其豐富，但台、日、韓的民主經驗，說明民主體制是完全可以在東方社會裏生根生長的。這一點在實質上無比重要，策略上更有利，可以化解來自中共的「崇洋媚外」指控：如果香港民主運動的根基是辛亥革命和民國在台灣的實踐，中共還開罵的話，就不要再去統戰台灣了。

還有要注意的是，香港人不論政治態度和知識水平，都至少有一個基本的民主概念，來源之一正正就是中小學課本裏的辛亥革命課題。香港人都知道辛亥和香港的歷史關係，因此辛亥革命是港人的一筆現成的民主資產，絕對要珍而重之。但是，歷史之外，港人對民國初年成立的民主體制，認識就不多；後來台灣民主化了，所建立的體制裏的詳情，港人也認識有限，因為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忌諱，那就是台灣的民主化，既與國民黨內的開明派有莫大關係，更與台灣的本土╱獨立運動密不可分。不過，這種忌諱已然打破，港人開始明白，在現實超強的大中華專制意識之下，且不說獨立，除非有一定的分離和隔膜心態，不然民主思想不能有效傳播，民主體制的建立，就更會是空想。

學習無禁區，不管統貓獨貓，有利帶引出香港民主的貓就是好貓。過去，泛民言民主必歐美國際而忽略了台、日、韓的寶貴經驗，有點捨近圖遠，今後必須努力補課，擴闊眼界，糾正偏差。在此「民主回歸」失敗、運動要尋找新路線的當下，回歸本土的辛亥傳統，重拾民國初年的民主足迹、重新認識民國在台灣的經驗，尤其重要，應該成為泛民今後的一個努力方向。

 話說回頭，如果佔中選擇在雙十展開，會有特殊象徵意義，不過既然已經開始了，就沒得如果。當然，十一也是挺有意思的。

佔中形勢變得快，下面寫的，見報之時也許已是明日黃花。奈何？只好希望前線的學生和其他市民平安。

三、許仕仁爆大鍋

「近朱者赤化，近墨者黑過墨斗」。許仕仁上周爆出大陸於2007年為挽留他續當政務司司長，「醒」了他一千一百一實發萬，而當時的港澳辦主任廖暉的推手角色呼之欲出。據許說，廖主任事後還勸喻他知慳識儉。港人看在眼裏，見到黨對乖孩子的關懷如此無微不至語重心長，真是感激也來不及；大恩大德大手筆，豈止施予港人那幾滴東江之水？

不過，往者已矣，許官官司纏身，風光不再，亦未見他再有什麼幫黨出聲的驚世言論，反而是有多位前朝高官、舊電池之類的人物覺今是而昨非，為統治京港的新階級站台而表現甚勇。未知這些人當中，還有沒有一些因為是當慣大花筒或其他比較正當的原因而得到什麼辦的主任眷顧（「睇吓點樣幫你」）的？

面對如斯深似海的恩情，一百個廉政公署也是沒有辦法的。

《氣短集》之五十

 【註】有關中日兩國民主運動的相互影響，可參考台灣中研院黃自進論文《吉野作造對孫中山的認識評價》http://www.mh.sinica.edu.tw/MHDo ... ationDetail_851.pdf。

 【編按】大題中的「^」和「v」是邏輯符號，即 and 和 or。

安裕：時代

安裕周記：時代

【明報專訊】周六早上怔怔看了幾個鐘頭電視新聞，有直播也有兩三個鐘頭前發生的，周五深夜到周六凌晨的個別片段睡前已經看過。關上電視，站在窗前，望着朝陽初現人迹仍稀的街頭，想起方才看過的新聞片，想到一些歷史事件，雖然不是在香港發生，總覺得它們之間有着某種關連。

Max在臉書貼了三年前的日本電影《革命青春》劇照，這是川本三郎自傳《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電影版。妻夫木聰演得出色，電影調子極為沉鬱，劇情緩慢推進之下的張力卻大到不得了。那是六十年代末日本學運紀錄，按年份推斷應是第二次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運動。循此想起的是六十年代初第一次反安保條約運動，一九六○年六月五日，五百八十萬日本人民反對安保條約反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到訪，首相岸信介強行通過安保條約後下台。

周六凌晨出現中環街頭的防暴警察，頭盔後端有一塊保護墊。這是曾經天天在電視新聞看到的警察裝備：八十年代南韓學運喧天，總統是軍人出身的全斗煥，漢城街頭經常爆發警察學生衝突，南韓防暴警察頭上便是類似頭盔。我的一個當警察的同學多年前說，香港警方引入類似頭盔時，內部就叫這做「韓國帽」。

閃過腦海的還有一張黑白照片﹕一個學生倒臥血泊，旁邊一個女學生無助嚎哭。這是七十年代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的國民警衛軍開槍事件，時維美國學生反越戰最高峰時期。

黑白照片與電視直播平行浮現，四十年間時空交織，在槍棍出鞘與標語四起的瞬間，我們再次來到一個時代的面前。

岸信介和全斗煥在當政年代都是強勢政權，岸信介是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自民黨、從此一統天下的政治巨閥，在他後面的是美國。全斗煥當兵時是首都防衛司令和特戰部隊司令，後台也是美國。他們都信膺權力，岸信介信膺絕對國會優勢下的自民黨政權，全斗煥信膺絕對軍警武力之下的獨裁政體。表面上兩人南轅北轍，其實在管治國家這一層次，絕對的軍警武力與絕對的政治權力並無二樣，武力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武力，表達形式一模一樣——岸信介以警察機動部隊強力鎮壓反安保條約的學生，全斗煥以軍警槍彈殘酷打壓追求民主的學生。

日韓美的權威政治

日本與南韓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政治操作，是今天中共一些人念茲在茲的新權威主義。在國家形態從舊有體制轉變至民主體制的過程當中，由於出現各種各樣的遲緩狀况而未能馬上轉到民主政體，政治強人及組織會建立權威政治體制，通過高度強制性及行政軍事力量，以遂現所謂的「秩序」。岸信介的權威，是自民黨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的壓倒優勢，由以貫徹其管治意志；全斗煥則是赤赤裸的以武裝力量管治國政。一九六○年日本反安保條約有近六百萬人參加運動，八十年代的南韓天天都有反政府示威。這一進程卻是極其微妙，日本的是單一議題反對安保條約，南韓則是多議題從反對軍人政權到農民自主運動。數量的變化，折射出在權威統治下反對派的活動空間，不會因為擠壓而偃旗息鼓。

必須指出的是，岸信介也好，全斗煥也好，他們的權威統治到後來同樣面臨社會廣泛的質疑和挑戰，最終失去人民信任，國家機制無法轉動，只有下台一途。岸信介的政治任務是力保《日美安保條約》得到國會確認，一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是條約通過限期，五月十九日深夜，岸信介恃着自民黨的議會優勢強行通過條約。按照安排，《日美安保條約》將在國會通過之後三十日自動生效，到了六月十九日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不過，岸信介自知從此無法管治日本，一個月後提出內閣總辭，退出政壇。

池田勇人的政治寬容

岸信介退下，自民黨總裁兼首相職務落在通商產業省大臣池田勇人身上。這時的日本充滿不忿及憤懣，池田勇人是著名經濟專家，接任首相前夕，他在家中因着日本的未來陷入沉思，久久不發一言。機要秘書伊藤問他，面對如此局勢，你上台後會如何應對，池田勇人回答說，只有靠經濟政策，讓國民收入增一倍。池田勇人是日本近代經濟騰飛的中樞人物，日本在他任內實現經濟第二次起飛，推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了日本戰後最膾炙人口的大計，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更是池田勇人任內的不朽之作。

同樣強勢的全斗煥政權亦無法在強大的社會反對聲音裏硬撐下去。美國默許南韓軍隊在光州恣意鎮壓學生，駐韓美軍甚至作出軍事調動，以「北韓威脅」作為南韓軍警屠殺的掩飾套詞。光州事件之後，南韓人民構建更加廣袤的反政府網絡，不合作運動癱瘓全斗煥政權的部分運作。漢城奧運舉行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國際奧委會警告，南韓局勢如此下去，可能考慮取消奧運會主辦權。全斗煥至此知道大勢已去，強撐只會讓民族罪人惡名緊隨一生。南韓於是漸次出現民主生機，戰後近四十年的軍人統治傳統瓦解，獨裁政體分崩離析。

美兵殺學生失道德高地

所謂民主大國也有類似慘案，暴力程度與光州特戰部隊屠城不相上下。一九七○年五月四日，美國在學運最高潮時發生軍警槍殺大學生事件，俄亥俄州國民警衛軍向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學生開槍，十三秒內，以自動步槍、點四五口徑手槍以及霰彈槍連開六十七槍，當場打死四人打傷九人，其中一名傷者終身殘廢。這是美國軍隊公開屠殺國民的第一次，其後總統特委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接受調查的開槍軍人，聲稱「感到生命受威脅」，可是調查指出，開槍事件發生時，最接近學生的軍人在二百二十五呎外，平均距離為三百四十五呎。委員會強烈譴責開槍軍人，「the indiscriminate firing of rifles into a crowd of students and the deaths that followed were unnecessary, unwarranted, and inexcusable」（以來福槍朝着學生亂槍掃射導致有人死亡，是沒有需要、不能成立、不能饒恕）。

尼克遜一手揭櫫致反戰運動更激烈的越戰「越南化」，以及通過空襲柬埔寨使得戰火蔓延中南半島，他其實比岸信介和全斗煥都強悍、比他們有更大企圖心。饒是如此充滿戰鬥性格、饒是想出徵召「沉默大多數」為自己撐腰的一代梟雄，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後他失去了道德高地，最終在全國譴責國賊聲中倉皇辭廟，退隱山林。

日美韓歷史這三次政治嬗變俱有兩項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民間持續不息的社會抗爭，另一是獨夫在政治生命最後一刻幡然大悟。人們可以爭論說，岸信介是把政權交給黨內的池田勇人，這與尼克遜辭職後把權力交給同是共和黨的福特相若，與全斗煥退位讓給軍人出身的盧泰愚差不多，但這三次「禪讓」發生在人民不懈抗爭、槍桿警棍都用過的相對和平權力轉移。三國在兵臨城的凶險氣候勉強保住家國，強人的一念之轉，可說是其中之一原因。

人民因素改朝換代

話得說回來，岸信介全斗煥尼克遜的交出權力，是在人民呼聲不息的長年鬥爭壓力下發生。岸信介和全斗煥沒有寫下一己從當權到辭職的心路歷程，這是亞洲人的內向性格使然，卻令後世無以了解這一過程的內心變化。尼克遜晚年勤於筆耕，寫了不少叫好叫座著作，儘管他從無討論棄官下台之事，但似乎對政治自此有其另一重新的見解，一九八八年的《不戰而勝》（Victory without War），光從書名已能閱讀出這位昔年強悍總統的政治觀變化。至於一九九二年的《只爭朝夕》（Seize the Moment），令人想到的是留下身後名的人生哲學。尼克遜去世，《時代》周刊為他正名稱之為政治家（statesman），從政客變成政治家，一字之改，勾勒出來的是時代已變、潮流已變大氣候底下，軍政強勢已不足道，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1960年6月19日，《日美安保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日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一個月後首相岸信介提出內閣總辭。（網上圖片）

安裕：馬後桃花馬前雪

安裕周記：馬後桃花馬前雪

【明報專訊】王慧麟常常善意提醒我寫點六七十年代日本學運歷史，我通常唯唯諾諾之後總是沒有下文；年初鐵了心託朋友捎回一些史料，但因着這樣那樣原因丟在一角。前陣子清理書目，準備從六十年代初社會黨淺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當眾刺殺入手，再按反安保運動思路推展到京都大學西部講堂門楣上留傳至今的「獵戶座三顆星」赤軍標誌的時候，想不到香港這裏一場活生生的學運來到面前。

按既定安排，明天開始是大學生罷課，初步是一星期，其間各院校學生罷課，支持行動的老師將主持公開授課活動。對於罷課，社會上這一兩個星期的討論和爭論都很多，不一而足。這是好事，真理愈辯愈明；個別事件當中，部分人的說話不無輕薄之意，甫聽第一遍是莞爾一笑，再接下來卻有點不明所以，莫非他們從來沒有年輕過？

香港今天處身歷史交叉點，前頭是極地寒天抑或溫暖如春，以如今的政治氣候來看，前者機率高於後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香港政改框架決定，連特區前朝官員馬時亨也直呼保守，未來發展可以由此觀之。然而社會在人大決定公布後冒現一股不服之氣，馬頭直指北京，罷課活動是其一，「十一」之後潛而未發的佔領中環是其二。香港這千把平方公里的土地當下是「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的外弛內張，一場秋決，就在眼前。

香港有關大學生罷課的論爭，幾乎是一面倒的支持罷課一方勝出，連毛澤東周恩來的學運講話都給搬了出來，建制一方很難反駁。事實上今天的中共天下就是毛澤東這湖南教書先生打出來，如果把在法國留學大搞學運的周恩來鄧小平也算進去，學運其實便是中共發源地；辯無可辯，幾個照面這場爭論偃旗息鼓。至於所謂「學生不要學紅衛兵」之說也難讓人明白，中共今天仍然未敢全盤否定毛澤東，而且駸駸然有着替毛翻盤的政治氛圍隱現，北京來客這些話還是少說為妙，免得又觸着政治地雷。

感謝六十年代學生運動

今天一些論調認為學生運動或罷課是「搞事」，這是數典忘本的具體反映。必須指出，今天全球社會的多元開放，要感謝六十年代席捲世界的四場大型學運——影響最深遠的美國反越戰學運、法國的反教育制度學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學運、日本的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學運。這些運動都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葉，客觀而言，這些國家雖然制度不同，當時俱面臨戰後新生代的身分危機，在如何從靈魂深處評價自己及周遭社會的反省當中踟躕不前。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兵器入庫馬放南山，美蘇兩大陣營衝突隱而不發，遂而建構成虛幻的和平景象。美元所到之處眾皆低頭，西歐在馬歇爾計劃蔭護下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也因為韓戰經濟起飛，個別年份的經濟增長達到超過百分之十一，比起前兩年的中國經濟還要勇猛。生產技術提升，產能大幅飈增，資本主義世界進入消費主義時代，美國戰後最好的日子便是來自五十年代。然而在此一過程，進入高等院校的戰後嬰兒潮在優渥的生活環境沒有失去自己，他們以新的人生態度及價值觀看待世界，他們為失去公義的族群及社會現象抱打不平；他們兼具廣闊世界觀，看到越南戰場的侵略，也看到非洲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追求獨立的鬥爭；在國內，他們省察民權人權的不公，貧富懸殊的對立，以及如今成為社會最關切的環境污染惡化。

統治階層無力自我提升

建制階層對於學生運動的迅速發展措手不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反徵兵活動演變成萬人罷課、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因為在黑人區建體育館引發與警察激烈衝突；法國第五共和面對學生工人踏着沉重步伐走上街頭完全嚇呆；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學生戴着頭盔與警察機動部隊扭打更是匪夷所思；捷克學生隻身在布拉格街頭阻擋蘇軍坦克的影像長留人們胸臆。高高在上的統治階層無法明瞭像密西根大學學生海登（Tom Hayden）率領的學生組織「學生爭取民主社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發表的《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動機是關切美國南部的民權及冷戰軍備競賽，而是認為學生是受到「共黨分子」挑撥慫恿，大棒子迎頭擊下。

今天回看，這些都是正當公民社會的訴求與目標，是合理不已的期許，如今《休倫港宣言》更成為揭櫫現代學運的歷史文獻。然而，六十年代的統治階層沒有提升自己來了解學生運動，倒過來以扣帽子打棍子形式打擊擠壓。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例，美國海軍到校園徵兵，大學生群起反對，校方出動校警拘人，保守之極的加州州長列根認為須派出安全部門人員清查全校，保守派報章San Francisco Examiner更稱「該校已受紅色匪徒滲透」。換言之，五十年代麥卡錫的手法復活，一貫保守的傳媒無法在新時代置換新觀點，只得跟隨着建制的指揮棒共同起舞，成為打擊學生運動的另一支別動隊。同一時間，美國當局對學生領袖強力打壓，聯邦調查局長時期跟蹤海登，若干年後，海登以〈資訊自由法〉要求聯邦調查局交出當年的跟監紀錄，詳細程度令人嘆為觀止，跟監人員及線人某程度等於海登自己的一層皮膚。在自傳《重逢》（Reunion），海登列出多份文件，線人名字雖然塗黑，但跟監手法及緊貼程度，已達破壞人身自由的粗暴。

西方社會的無休止「內戰」

西方學運初發時符號滿天，從嬉皮到反越戰，從民權到女性解放，表面上眼花繚亂，幾經沉澱，學運其實帶出了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南北戰爭以降最全面的「內戰」。我在這裏用引號括着「內戰」一詞，是因為這是一場無形不見血的戰爭，年輕一代挑戰固有的價值標準及社會制約，於當時保守派的形容詞來說，學生是「朝時鐘的反方向擺動」。學運力量聚沙成塔，一九六八年，時任美國總統詹森放棄角逐連任，便是由於眼看社會的巨大壓力，無以為繼，只得黯然退下。學運力足動搖美國統治階層的權力架構及嬗變，但亦可以從側面看到，建制階層對學生施加的壓力，因此若是說今天香港學生在罷課前夕面對的壓力是讀數「三」，六十年代統治階層施予美法日捷學生身上的至少是「六」、「七」，甚至「八」、「九」。學生沛然莫之能禦的氣魄，來自其對社會的深刻了解及大眾鼓勵，尤其是著名知識分子的發聲，令改造社會的精神日益遠颺，其中包括耶魯大學校長布韋斯特（Kingman Brewster），他在一次演說中擲地有聲：假若年輕一代失去對正直及公義的信心，「我們勢必失去他們」。

回望歷史，學運沒有馬上改變世界，但長遠而言卻從根本上扭轉世界的軌迹——美國學運由此衍生出更為強大的社會認知，跨性別、跨族裔、跨階層的《平權法案》因此而生；法國學運改造了工薪階層的結構，終致出現打正社會主義旗號的國體；捷克儘管仍然被蘇聯坦克踐踏，卻由此演變成獨樹一幟的東歐反抗聲音，《七七憲章》觸動包括中國人民心靈；日本學運雖無法改變《日美安保條約》的本質，但催生出來的社會運動，從水銀中毒到成田機場修建的民權利益，縈繞至今，生生不息。

學生運動的長期策略

學生運動的強大生命力帶來改革社會動力，六十年代美國學運領袖吉特林（Todd Gitlin），在他被視為總結學運的著作《六十年代》（The Sixties）對學運發展有着至今仍振聾發瞶的總結。他指出，學運的本質是顛覆既有全部或部分秩序，進一步而改變世界，職是之故，學運毋庸置疑是艱辛的挑戰，而唯有這種挑戰才會帶來打壓。至此，這位出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者，總結學運永不言朽的核心：壓制不能作為學運失敗的藉口，學運其實是創造（creation）——勇氣與智慧的結晶。

吉特林鞭闢入裏的分析，到了佔領華爾街事件更見真章，他在二○一二年出版的《佔領國家﹕根源、精神，及佔領華爾街的承諾》（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指出，三星期的佔領華爾街抵得上六十年代的三年學運，佔領運動改變了美國政治面貌，連極右派的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也用「掠奪型資本家」一詞批評政敵，惟關鍵是如何在已然吸納廣大社會階層的基礎上，延續運動，改變建制。吉特林十幾年前由加大柏克萊分校轉到哥倫比亞大學，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後，學界對他不乏風言風語，如今看來，這位耄耋的社會學系教授依然心懷學運，壯心不已，準備另一場社會巨變的來臨。

待從頭，重溫六七

安裕周記：待從頭
【明報專訊】在可以說是幾乎早就知道結果的星期天下午，面書滿是一片憤怒，更多的是把照片換作黑色。戴耀廷的說法是「香港民主運動黑暗的一天」，這話說到特別是經歷回歸談判以迄回歸後十七年今天的一些人心坎，這些人情感上和理智上都難以接受三十多年的爭取變成今天這樣的結局。八月三十一日這個星期天，不論將來若何，都是香港民主歷程一個不能磨滅的日子。

蔡子強在《明報》的憶懷引發更多思考。我想起，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中共完全沒法對香港巿民作有形保證，難道只憑深圳幾塊正在開發的爛地就要信你「港人治港」這四字？今天的年輕人不能想像的是，最低限度在八十年代的前期與中期，中共雖仍是一黨專政，可當時那種氛圍令人感到這個受過十年極左思想愚弄的國家有著「覺今是而昨非」的決心；包括蔡子強在內的當年大學生，朦朧中或許感覺中共的民主前景比處於黨禁報禁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台灣為好。動員戡亂是什麼，我頭一次聽的時候還在美國，台灣新聞局長是芝加哥大學歷史博士邵玉銘，他在紐約一個公開場合以英語一字一頓讀出殺氣騰騰的 period of mobiliza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communist rebellion；當念到suppression這個字時，第一個音節特重，印象極深。動員勘亂是什麼，個人的體驗是朋友打算經台灣回港省親，在紐約申請過境台灣簽證時被打回頭，原因不明。之後才知道，他跟海外「異議分子」走得近，被人打小報告。

很難想像了吧。不過三十年，高壓管治下的兩蔣台灣今天會是如此民主自由。 

人大框架出來之後這星期，熟悉的朋友從七天前的無語到這兩天走出來繼續爭取下去，這一轉進比想像為快。爭取民主的過程本來就是這樣，只是未來的策略如何還會有相當爭論。參與民主運動的都應該知道，沒有一場由頂至踵的運動會現炒現賣即叫即到，生活在快餐文化時代的人，習慣了時間和空間高度壓縮，以為三天兩頭即可臻此，事實是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近代的台灣民主化俱非如此。我常說的一樁歷史：辛亥革命發生時，孫中山先生正在美國四出奔走籌款推動革命，他是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巿一家旅館早上閱報才知革命成功。台灣則是另一例子，五十年代之後，台灣是只有姓蔣的才能當總統的封建；八十年代，人們還以為國民黨必會千秋萬代，孰料蔣經國開放黨禁，黨外抗戰四十年的努力漸見成果。

日本的民主運動持久戰

當然，也不是所有運動的道路都是如此，這要持續不懈的耐性，不言輕退的信念。日本六十年代初爆發反安保條約鬥爭，抗議岸信介政府與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延續《日美安保條約》。一九六○年五月十九日，岸信介政府在自民黨控制國會的情況下強行延續安保條約。六月，日本爆發大規模反政府運動，六月十五日，包括大學生、工人、農民等五百八十萬人舉行抗議示威。當晚，七千學生衝進國會與駐屯重兵的警察機動隊發生激烈衝突，東京大學文學部女學生樺美智子被打死。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小說《1Q84》也有描述這段情節，把樺美智子之死寫進小說並與小說主人翁小松拉上關係，「樺美智子被打死的時候，小松就在她身邊」。

即便如此，安保條約最後還是通過了，並在十年後的第二次安保鬥爭中再度續期，今天依然生效。若是從短期鬥爭角度來說，窮十年的兩次反安保條約運動可謂失敗之極，不過從更綿長的意義檢視，反安保運動至今生生不息，成為日本社會的良心彰顯。第一次安保鬥爭，岸信介找來黑社會頭子兒玉譽士夫拉攏黑幫住吉會等頭頭 組成「支持艾森豪威爾訪日委員會」，成員一萬八千人，企圖以黑勢力打擊反政府人士。結果這萬把人在幾百萬人面前變成一小撮，黑幫吃了大虧，自此不敢高調介入政治。日本社會一直有黑幫角色，十七世紀民間故事《水戶黃門》不乏這類人身影。安保鬥爭之後，黑幫由此退出上層公開政治活動流轉至今。

台灣民主化的觀照意義

日本的爭取民主主義之路是六十年的持久戰，台灣的民主化發展之途對低氣壓下的香港卻有一定參考價值。國民黨遷台後，蔣介石在反共氛圍下高壓統治，兒子蔣經國把在蘇聯留學時學得的政戰系統移植寶島，六四年裝甲兵團「湖口兵變」，一個中校級政戰軍官繳走兵團副司令趙志華的佩槍，事後政戰軍官連升兩級至少將，自 此政戰系統坐大。負責台灣內部保安的警備司令部則儼如納粹蓋世太保，作家李敖說，他的作品印刷時必須保密，否則警總人員會到廠把書搶走。類似的貓捉老鼠遊戲經常發生，台灣在冷戰年代，不僅是美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更是美國阻止中共蘇聯外擴的打手，主子的冷戰搖身一變成為台灣島內反共的熱戰，華盛頓默許 蔣家軍特統治。李敖的台灣大學同學劉大任憶述六十年代末赴美留學前夕的心情，可視為昔日台灣白色恐怖的註腳：「這個即將陸沉的地方，怎麼跑出去？」

然而，類似的高壓始終無法壓倒島內的茁壯民主，蔣家長期實施戒嚴，禁止組黨，非國民黨政界人士統稱「黨外」——這是中國近代史荒誕不經的一頁：光一個「黨」字即可代表執政國民黨而非其他黨派。五十年代初，黨外人士開始在地方選舉間有所得；但國民黨輔選機器龐大，更有比「蛇齋餅糉」厲害得多的政府政策補 足，黨外選舉工程吃力。不過，仍有黨外人物鍥而不捨，一步一足印，以「農村包圍城巿」政治游擊戰，單挑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政權。這些勇士，其中不乏今天已成台灣民主道路的傳奇人物，包括先選上台北巿議員、再以高票當選立法院委員及國大代表的康寧祥，黨外大老黃信介則遙作呼應。

這條漫長之路頗為唏噓。油站工人出身的康寧祥走的是議會挑戰建制的戰法，儘管當時國民黨控制立法院及國民大會，康寧祥等黨外議員以大衛戰巨人歌利亞的勇氣面對國民黨。但在七十年代的台灣，康寧祥的打進建制內部戰略不為社會認同，最親痛仇快的是他被喚作「康放水」，指他在政策論述傾向支持國民黨，有向政敵 「放水」之嫌。儘管如此，以選舉進入建制的路愈走愈寬，最後建構成令國民黨感到壓力的「朝小野大」格局，以立法院及地方議會黨外力量，挑戰威權統治。

康寧祥的農村包圍城巿

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黨外議員的信息幾乎難以在台灣大氣電波及印刷媒體得見。國民黨資源巨大，效力無遠弗屆，兩家全省大報《中國時報》報系及《聯合報》報 系老闆余紀忠及王惕吾皆為國民黨中常委，台灣的報禁規條對開設報社及報業用紙皆嚴格限制，客觀上收緊了第二種聲音的出現；三家電視台華視、中視及台視，不 是黨營便是政府或軍方控制，黨外在有限的空間無立錐之地，話語難以傳遞。精力充沛的康寧祥硬是在日常論政及黨外活動走出另一片天，尤其是他推動的刊物例如 《八十年代》、《首都早報》叫好叫座，膾炙人口，國民黨的八股文宣完全不是對手。 同一時期的台灣，黨外不止康寧祥這一支，還有更加激進的獨派，這派以理論大師史明為首，推崇暴力革命。康史兩派理念不同，卻非勢不兩立，內地作家余杰以外 來者身分端視康寧祥及史明兩派後得出證言，指出台灣到後來發生的真正變革，在於康史兩派「犬牙交錯與融會貫通」。具體可以體現在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互為扞格，互作融通，構成一股網羅各階層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巨大民間勢力。

二○一 三年，康寧祥自傳《台灣，打拼！》出版，五百多頁的內容引領出的是台灣黨外運動的韌性以及康寧祥的圓通。今天回看，康寧祥是大時代過客，他不是台人入局最 終得登大寶的李登輝，也不是天之驕子最後淪為伸手族的陳水扁。康寧祥沒有李登輝的謀略，李於一九九六年大選以參選人「必須大學畢業」的規例，逼退魅力超群 但中專程度的黃信介；也沒有陳水扁的年年台大第一名的優異生成績。康寧祥建立的功業是地方包圍中央策略，通過議會制衡行政部門。

香港今天若與七八十年代的台灣相比，客觀條件不一樣：美國控制台灣武器供應令蔣家大感壓力，對黨外活動難施重手整治，某程度留出了民主發展空間。但在另一 邊，國民黨強勢控制行政部門及大部分立法院議席，於這方面而言，香港泛民似乎比當年的康寧祥條件稍好。民主之路從來沒有複製，台灣民主是抗戰四十年，香港 泛民的民主之戰現在只是新階段開始，勉強來說，相同的是在野一方面對的是強大的執政機器。

梁啟超的台灣證言

台港民主之路如何驗證比併，不可能馬上就有答案。不過，一向被視為台灣民主運動溫和派始祖的康寧祥在《台灣，打拼！》特別提到一個人，那是梁啟超。上世紀 初梁啟超與台灣反日派林獻堂的長篇對話，成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一整世紀的格言，梁當時斷言清廷不會讓台灣在脫離日本後完全自治，建議研究愛爾蘭的溫和自治 模式。回憶錄中，康寧祥在總結一己爭取民主歷程對梁啟超念茲在茲，不在於梁啟超遊歷寶島後寫下如今原稿佚失的五十萬字《台灣遊記》，而是台灣民主圭臬的「台灣前途要靠台灣人打拼」這句話。

 

謝鳴謙：重溫六七年港英的霹靂手段

——雜談三本香港左派書

 【明報專訊】人大常委落閘之日，戴耀廷在集會上怒哮﹕「香港已進入公民抗命時代！」日前，陳佐洱又曾說中央會「懷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對付「佔中」。於是不少人就想到了那場席捲全港的「六七暴動」，並開始思考，香港會失控嗎？抗命會不會演變成流血衝突？

要回答這問題，就不得不回顧幾個導致「六七暴動」的原因。舉其要點，包括﹕一、當年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二、澳門左派在一九六六年成功「鬥垮」澳葡政府，令香港左派士氣大振；三、文革期間，新華社怕被北京「造反派」秋後算帳，於是發動鬥爭，向上表功；四、香港左派群眾缺乏獨立思考，盲從上級指揮；五、左派仇恨港英的殖民者身分，為了「愛國反殖」的民族大業可以奮不顧身；六、暴動期間，港英對左派的暴力鎮壓，使左派反擊起來更狂熱。以上幾點，合起來就釀成一場「完美風暴」，其中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一項，更與現時的氣候相近。

但若推敲一下以上二至五點，就會知道香港再出現一場「二一四暴動」的機會微乎其微。例如「佔中」沒有外力推波助瀾，它的領導者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表功；更重要的是，雖然「佔中」參與者和當年左派一樣義憤填膺，但他們念茲在茲的始終是「愛與和平」，和「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左派群眾相比實在是大相逕庭。不過，若單論第六點，即政府的鎮壓，卻難以斷言不會和當年一樣，成為激化社會運動的起因。尤其警隊內鷹派當道，如執法稍有不當不公，就有機會激起暴力對抗，將抗命推向極端，李飛所言的所謂「災難」，亦會弄假成真。因此，我們都應重溫一點「六七暴動」史，至於警隊中人，更應將當年一些過分嚴苛的鎮壓手法引以為戒。

港英「鎮暴」之名踐踏法治

在新近出版的論文集《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中，葉健民教授有一篇名為〈『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的文章，正好概括了當年港英如何以「鎮暴」之名，作出種種踐踏法治的行徑。其中，尤以《緊急措施條例》的多次修訂殺傷力最大。據葉教授所言，該條例授權港督可於他認為香港安全面臨危害的時候，會同行政局隨意制訂法例，甚至立法局亦無權干涉。於是暴動期間，港督多次修訂條例，「授權警方更大權力去沒收武器、封閉場所、要求市民提供姓名及住址資料、禁止藏有及散播煽動性資料及作煽動性演說和處理非法集會等」；部分修訂，更將定罪的門檻降低，「很多從前沒有足夠證據的個案，現在也可以輕易把有關人士入罪」。

據葉教授統計，在 2077 位被判囚的「暴動犯」中，有約 64%人根本不涉嚴重暴行，他們犯的僅是﹕不服從警方指示、侮辱警察、高喊口號、派發單張、在法庭辱罵法官，及參與非法集會等輕微罪行，若說這些「左仔左女」罪有應得，合該入獄，就實在是太不近情理了。至於其餘涉及「爆炸」和「藏有武器」的罪犯，亦各有六成「並未能被證實有直接參與這些犯罪行為」，例如部分人只是與藏有炸彈或武器的人同行，及經常出入藏有炸彈或武器的場所。

葉教授的文章為「暴動犯」的罪行分類提供了極珍貴的數字，但若想具體地知道部分左派人士蒙冤受屈的經過，就得看看張家偉的《傷城記﹕67 年那些事》了。張家偉在書中邀請了多位曾入獄的左派群眾（相對左派領袖而言），讓他們重述當年的暴動回憶。還記得該書於兩年前出版的時候，曾在媒體間興起了一陣為左派翻案的熱潮，書中的部分內容也曾被轉述，所以這裏就只為此書的部分章節作一些簡略介紹。

罷課香島學生遭圍捕

和今天的抗爭一樣，左派學生也曾組織罷課，並於當年六月停課一天；暴動期間，左校亦曾多次發動學生前往「奴化教育的黑指揮部」教育司署進行抗議；再加上左派學生自製炸彈的傳言時有所聞，因此不少警察都視左校學生為只懂搗亂的壞分子，恨不得將他們統統捉進監獄。於是當年的十一月，就發生了一場令五十三位香島中學師生被集體拘捕的事件。事緣當天三四位學生在放學後回家的途中，遇上幾位正在學校附近巡邏的警察，並被他們截停盤問，要求打開書包，但這幾位學生不服指令，甚至高舉拳頭、大叫口號，惹起爭執，結果雙方各自派人支援，香島師生更高唱紅歌。最後，被圍捕的五十三師生全被押返警署。這批香島師生只是喊口號、舉拳頭、唱紅歌，其中卻有二十二位被判刑。

在暴動尾聲，警察也曾搬演一齣以「違例泊車」為由將人拘捕的鬧劇。當年北角春秧街有一間名為「泉盛藥業」的藥房，原本不屬左派機構，但其中一位職員曾借用該公司的貨倉來和左派朋友一起寫傳單及大字報，因而被警方視為眼中釘。在六八年三月八日的早上，兩名警察走到藥房門前，指正在落貨的貨車違例停泊，並與職員爭論一番後不歡而散；當日下午，二十多名警員衝進藥房，用腳踢開辦公室大門，繼而拔槍指嚇正在開會的職員，並將其中五人拘捕。五人中，有四位從未參加左派活動。起初，五人均被控「違例泊車」，但數小時後卻改為「非法集會」。究竟理由何在？據警方解釋，他們被捕時正在辦公室開會。最後，五人全被判監三年。

左派記者 採訪期間被警毆

另外，《傷城記》亦詳述了當年多位左派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察無理毆打和拘捕的經過。當年《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等左派報章天天刊登甚具煽動性的文革式謾罵文章，自然為港英所深惡痛絕，因此當年共有十數名左派記者以各種罪名被判入獄。但當年港英鎮壓左派言論的最大手筆，始終要數最終釀成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三報事件」。

當年的八月九日凌晨，警察一舉逮捕了左派報章《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的主持人胡棣周、李少雄、潘懷偉、陳艷娟，以及承印三份報章的南昌印務公司經理翟暖暉（與前四位相比，後者只算左派的同情者）。早前，天地圖書正好出版了翟暖暉的《赤柱囚徒﹕翟暖暉憶「六七暴動」》，有心的讀者可憑此書了解當年部分「暴動犯」從被捕、提堂到入獄的程序。《赤柱囚徒》雖厚達六百多頁，但因翟暖暉的文筆亦莊亦諧，敘事之餘夾雜議論，把全書差不多所有人物（包括自己）都無傷大雅地戲謔一遍，且甚少悲憤之辭，讀來甚至能使人開懷，實在是一本回憶六七的妙趣之作。但礙於篇幅，這裏只提翟暖暉候審期間的一個小章節，從中或可窺見部分警察辦案時的態度。

被捕當日，翟暖暉在警察總部看見另外三位報人在座，於是向他們打一聲招呼，結果被在場警察報以﹕「×你老母呀，個樣（即咁）溝大聲！你估呢度係鬥委呀！唔准嘈！」過了一回，翟暖暉感到無聊，放煙在口，作勢點燃，又被報以「×你老母呀！你估呢度係鬥委呀！」他於是回嘴道﹕「你下令叫我唔好食，我就唔好食囉！」再過一會，一位「滿臉稚氣」的警員突然走到他面前，「用死魚般眼睛緊盯他」，同時吆喝﹕「我×你屎窟呀！」翟暖暉聞言大怒，反擊曰﹕「係唔係真係想×我屎窟窿？，我可以俾你！係唔係想向呢度×？係我就即刻除褲俾你×！」然後作勢解開褲帶，將警察擊退。結果，翟暖暉在翌日被押解至中央警署的途中，「理所當然」地受了一頓拳頭招呼。期間有警察喝道﹕「×佢老母，昨晚最牙擦就係佢！」，又有警察高叫﹕「一人招呼佢一槌啦！」

政府將如何對付佔中者？

以上章節，若在數年前閱讀，或會令很多讀者「政治不正確」地偷笑，但如今讀來，卻不免使人驚懼。本文無意醜化當年英勇抗敵的警察，他們使香港免於淪陷，應記一功，但必須指出的是，當年實在有不少無辜的左派群眾因港英粗暴的鎮壓手法而含冤受苦，永世不得翻身。但若有人說什麼「治亂世用重典」，那所謂重典，就只應用於真正的暴徒身上。現時「佔中」勢在必行，我們要問，究竟政府和警員會以何種態度對付佔中參與者？政府會不會以所謂「霹靂手段」鎮壓學生？會不會有人羅織罪名，以「違例泊車」之類將人拘捕？又會不會有人對被捕人士拳打腳踢，並以粗口問候？我不同意某些左派說的「先鎮後暴」論，因為無論港英如何橫蠻，左派亦絕不應放炸彈和刺殺警察，但我們始終無法否定港英之鎮壓確令左派的反擊愈趨激烈。

在此，我們提醒前線警員﹕內地的《國家安全法》早已高懸頭上，當你們執法，敬請保持克制，因為佔中之時，全場志士都只會平和地仰臥馬路，靜看中環那即將逝去的滿天璀璨，當你們手執他們的四肢，請緊記，香港將以何種速度墮落，就取決於閣下指力的強弱之間。

 

安裕：一九六九年的國家安全

安裕周記：一九六九年的國家安全

【明報專訊】方志恒〈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幾百字的短文閱讀出是無盡的失望，溫和得根本不可能與「激進」二字扯上關係的學者目睹一個曾經被寄予希望的時代在沒有希望之中成為過去，當中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不認識方先生，間中在報端讀到他的文章，只是覺得香港的知識分子裏有着這樣的溫和派很是正常——以英國比喻，這類中間偏左的讀書人應該是腋下夾着《衛報》擠地鐵的那一群，要看熱刺的那一種人，而不是《晨星報》的激進左派。可是，當這群在政治光譜被編列「溫和」的中生代如此失落，香港也實在太過辜負這批知識分子了。

政改框架今天拍板，李飛明天來港講析內容，這樣的安排可以猜到十之八九人大常委會決議將是什麼回事。

我無法預估香港社會如何反應，是馬上發動佔領中環，抑或沉沉然昏昏欲睡，然而可以早在今天就得出的結論是，八十年代初在萬家燈火的港九新界對未來懷抱着不確定但充滿自信的香港巿民，總有一些會如方先生或我那樣不忿。
說好了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我想起了停刊多年的國民黨在港機關報《香港時報》八十年代揶揄回歸之詞：「港人自講」，而不是港人治港。

政改拉倒的機會很高，李飛與陳佐洱都說了誰要負上拉倒的責任這些話。這些是中共慣用語，責任在彼不在我，韓戰年間在開城的和平談判，談了又打打了又談，瀕臨拉倒時中朝的談判代表多會拋出這句話。

其實這些話聽慣了就沒什麼，因為談判桌另一端有的是時間，慢慢的磨，一段一段的磨下去。

聽過有一個說法﹕中共談判代表黃華每次開會都大數美方不是，有一次把美國佬鬧怵了，那人起身就走，黃華一愣，大聲叫

「你給我回來」。

我是在上課時聽過這樣說，那是研讀一九六九年中美華沙密談的題外話。
香港未來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或參選人的政治要求是「愛國愛港」，這一點從儀式層次而言，就職宣誓時的那段誓辭也可以達至這兩個要求。

不過，當說到「愛國愛港」是與國家安全有直接關係，這就很容易令人提出一個問題：香港的選舉與國家安全有何干係？

從地緣政治而言，如果說北京巿長與國家安全有關還說得過去，或者保定石家莊張家口巿長也和國家安全有關興許有人信服。前者是首都，中共政治倫理之下，其要求應該不太一樣；保定等三巿則是拱衛北京大門，外來軍隊要進入北京或外圍，這三巿是緊扼要塞的險峻之地。因此解放軍戰力最強的三十八軍屯於保定，二十七軍駐紮石家莊，張家口是坦克部隊集結要衝。

至於香港，是用來防止南海事變抑或用以掣肘台灣南部，是更深層次的戰略考慮而不得告之？

國安險境 香港未動一條汗毛

當然，有人爭論國家安全是抽象的，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當下，電腦超限戰無遠弗屆。這點無人可以辯駁，只是當無遠弗屆得可以無處不在，為何會選在香港興兵，這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睽諸歷史，中共建政後多次身陷國家安全險境，卻從未動過香港一條汗毛，東江之水越山來，豆豉鯪魚日日到，中間沒停半天。

中共建政之後，涉及國家安全的威脅主要來自美蘇台印，今天擠進這張名單的日本越南菲律賓那年遠遠給甩在後頭。四地之中，犖犖大者當是美蘇兩霸，
最危險的一次不是五十年代的韓戰，而是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衝突，那次中蘇與核子大戰擦身而過；一九六九年的香港，則是幾百萬人經歷左派六七暴動後的休養生息日子太平年。

一九六九年解放軍在珍寶島與蘇聯大幹一場，以高射炮平射打垮蘇軍的T六二坦克。

蘇聯不是省油之燈，今年六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牛軍撰文說：「歷史上俄羅斯是一個封建性帝國主義國家，極具侵略性並很野蠻」；珍寶島失利之後，蘇聯人「極具侵略性並很野蠻」本質曝現，從與北約美軍對峙的西線戰區調動大量部隊到中蘇及中蒙邊境，人數最多時，單是兵員便有一百五十六萬人。那時解放軍四百萬人，可是蘇聯是滿員機械化師團，每師一萬七千五百人，戰力遠在解放軍之上，而且蘇聯的謀略遠不在此。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索利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著作 The Coming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即將爆發的中蘇大戰》）說，蘇聯的盤算是一下子剷滅了中共的全部核武力量，對新疆羅布泊的核武基地進行先發制人的手術式核打擊。索利茲伯里是極負盛名的亞洲事務記者，與中共高層關係始於早年，八十年代他寫過一部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長征：前所未知的事》），可見關係匪淺。他在《即將爆發的中蘇大戰》透露，蘇聯打算從西伯利亞及蒙古向中國的核設施及多個工業城巿發動核攻擊，「蘇聯相信，狂攻之下，中共兩周之內便會投降」（The USSR believes that such attack would force China surrender within two weeks）。

索利茲伯里在書中說，面對如此巨大的戰爭壓力，中共的想法是「就算是核戰死三億人，但還有五六億可以在徒手搏鬥中打敗蘇聯人」。

蘇聯突襲 中共高官疏散

索利茲伯里在撰寫這部書的時候，應該不知道中共在核戰前夕的部署。林彪作為當時中共中央軍委負責人，發出「一號手令」，把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上的高級幹部撤離北京，防止蘇聯對首都突襲，於是毛澤東去了武漢，林彪轉到蘇州，葉劍英撤去湖南，鄧小平南下江西。文化大革命之後，有一種說法是林彪藉「一號手令」把老幹部送走，但事實上「一號手令」是毛澤東及政治局同意的結果。當時中共有一說法，中蘇雙方在這一時期，包括軍人及後援相關機關人員調動，達到一億五千萬人；當時中共全國大挖防空洞，口號「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便是出於嚴峻的戰爭氛圍。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奧茲邦（Andrew Osborn）及科斯塔（Peter Forster）二○一○年五月的一篇報道透露，核彈當時差點就落在中國大陸頭上。

這篇報道說，根據調查，蘇聯在一九六九年十月通過多種渠道，向美國暗示可能要對中共實施手術式核攻擊，要求美國保持中立。美國總統尼克遜那時仍未開展與中共的交往，但他從美國利益角度考慮、又為駐紮在東北亞的二萬五千美兵生死琢磨後，向蘇方表示切不可如此。

當年十月十五日，時任蘇聯總理柯西金及駐美大使杜布里寧，同一天向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湼夫報告，「美國認為一旦蘇聯向中共發動核攻擊，將被視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佬出賣了我們」（if China suffers a nuclear attack, the Americans will deem it as a start of the third world war. The Americans have betrayed us）。柯西金還捎回一個信息，一旦開打，美國將向蘇聯一百三十個城巿發射核彈（loosing nuclear misslies at 130 Soviets cities）。美國果然是老奸巨滑帝國主義國家，見縫插針，既吃且拿，蘇聯夾在中間動彈不得；之後，美國官員更對美聯社記者以匿名方式透露蘇聯有突襲中國的計劃。事到如此，蘇聯吃了一記悶棍，中共則在國家安全危機裏僥倖脫身而回。

毛澤東的「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由此天下揚名，鄧小平掌權之後對蘇聯恨之入骨，一九九九年美國國務院檔案解密，七十年代初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的對華談判內容曝光，美方形容毛澤東及鄧小平對蘇聯「輕蔑到了鄙視程度」。
一九七八年，中國及日本簽署《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核心不是中日友好，而是一九七五年以來中共一直堅持的「反霸條款」，即中日共同反蘇。日本則不欲開罪北極熊，老鄧堅持不讓，最後日方就範。

毛澤東鄧小平的反蘇情結

同一時間，中共與美國的秘密會談也在進行。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年，中美之間先後在瑞士日內瓦及波蘭華沙總共進行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級會談，第七十四次之後在華沙舉行，外交史一般稱華沙密談。中蘇爆發衝突後，會談加速進行，所談內容不限於人員往來的民間關係，而且更為深遠的兩國戰略認識。
美國已由甘迺迪年代計劃突襲羅布泊核基地，轉為尼克遜向蘇聯放出「若攻中共，美國不惜一戰」的狠話，中美蘇大三角由此成形。一九七一年，中共已有把握加入聯合國，基辛格則在北京笑稱「要再等一年」。這時美國動作上仍有向台灣交代的成分，作勢阻擋中共入聯，但大勢已不可擋，就在基辛格「再等一年」話音剛落之際，台灣被擯出局，喬冠華率領身穿解放裝的中共幹部踏入紐約聯合國總部。當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是後來於一九八九年當上總統的老布殊，他作狀在總部行人過道「聊天」，待喬冠華經過時伸出右手一握，關係大定。

今天中共在香港普選一事言必「國家安全」，具體究竟是指懼於外力介入香港，變成外國侵華橋頭堡；抑或是怕選出一個要求平反六四的特首，這些都不得而知。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共並不是一九六九年的中共，經濟國防都遠勝於當年準備靠人民戰爭與老毛子拚一場的舊日。

一九六九的深秋是八億國人生死一刻的關鍵，可那時香港巋然不動，在英國殖民地主義者旗下過着中共極左思潮退卻後的平穩日子，不多久就有北方來客告知英方，國民黨特務匿在那條街那一層，大舉去剿便是；有一次是把一名姓何的華裔蘇聯特務在跑馬地拘捕，解回海參崴，惹得警方政治部自嘲「廉價特務」。恐怕，這便是近半世紀以來最貼近香港社會的「國家安全」議題。

北方來客助港英擒蘇諜

即便是最動盪政治年代也是如此，難以讓人明白的是，今天「國家安全」到底是牽涉誰，是美帝國主義抑日本軍國主義，這些在中共的史書裏俱是手下敗將——但實際上，中共與美國的鬥而不破，早在朱鎔基年代成為兩國關係模式，中美相爭不相打，如此氣候之下，日本只是小菜一碟，其實中日也不是要馬上戰爭，兩國的「非官方往來」近期頻繁，福田康夫去北京唐家璇到日本，總勝於珍寶島衝突之後中蘇劍拔弩張，柯西金過境北京在機場與周恩來趕談一次。如今中俄是勾肩搭背，中美中日雖緊張但不致開戰，越南菲律賓看風駛舵，那到底是怕誰，該不是怕早已不成氣候的台灣國民黨政權了吧？

 

安裕：下台四十年

安裕周記：下台四十年

 【明報專訊】八月九日是尼克遜下台四十年，國家地理頻道上星期播放一部兩小時長紀錄片，著名演員羅拔列福（RobertRedford）既是主持又是監製，內容是這位美國總統水門案的前前後後。我在學校讀過尼克遜的史料，羅拔列福的紀錄片對歷史的發掘沒有更多發現，他是再次喚醒美國人民，一九七四年那一天，總統是如何「最是倉皇辭廟日」撤走白宮。

尼克遜是因為水門案下台，如果他不自動交出權力，國會的彈劾跟就來，用今天香港的說話，尼克遜辭職是「明智的決定」。本來，過了差不多半世紀，尼克遜也在一九九四年去世，墓木早拱，翻舊帳似乎意義不大，可是美國社會就是沒法忘記他。這裏說的「沒法忘記」，不是因為尼克遜七十年代初與中共破冰，也不是其後與蘇聯關係好轉。今天回看，這些俱為了不起的外交功績——尼克遜訪華，顯示務實主義抬頭，世上沒有永遠的敵人；與蘇和解，令意謂「緩和」的法語名詞dtente成為和平符號。不過，美國社會對尼克遜的痛恨沒有因而稍減，憤恨程度比起對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

尼克遜本來揹妨礙司法公正罪名，繼任人福特上台後馬上把他特赦，從此這位前總統退隱山林以寫作為職志。福特這一做法當時引起軒然大波，認為尼克遜以總統職位向福特換來特赦，兩年後的一九七六年大選，福特慘敗而回，美國人民不能寬恕把罪犯赦免的人。二○○六年福特去世，意想不到評論對他的功績之一是「特赦尼克遜」。三十年後，社會認為福特的特赦「令國家和解」，然而對尼克遜依然無法放下，罪名是破壞美國制度、破壞人民信任，恨意難消。

尼克遜下台與甘迺迪遇刺是研究美國總統（presidency）的熱門課目，後者的意義在於離奇死亡的背景，是中央情報局、是古巴、是蘇聯抑或是黑幫下毒手？近二十年這個課題變成傳奇的追尋多於對制度的探索。尼克遜則是全面的總統職任研究，一個本來被認為是可靠的政治制度，何以在他入主白宮後頹然而倒。近十幾年，對尼克遜的研究轉進另一方向﹕當年若不是仍有制度扛住，美國會變成怎樣？

一個人險毀了制度

入主白宮前的尼克遜絕非政治新丁，五十年代他是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艾森豪威爾是二戰英雄，胸中自有雄兵百萬，治國哲學是放手不管，尼克遜以副總統之身執行總統任務，他代表艾森豪威爾去過台灣訪問，在莫斯科與蘇共領袖赫魯曉夫作過「美蘇制度孰優孰劣」的廚房辯論。港英年代的《香港年鑑》有一張舊照片，是尼克遜訪問彩虹與小朋友打羽毛球，儘管那已是六十年代無官一身輕的日子。

一九六○年大選，尼克遜出馬角逐，他雖有經驗，最終敵不過賣相奇佳的甘迺迪；之後他回到加州競選州長失利，覺得是傳媒把他整死，滿肚怨氣說「永不」回到政治世界。政治人物的「永不」尤其是說到競選時，很多時有巨大欺騙性，正如若干年前梁振英的「N年都唔會競選特首」，不同的，是尼克遜確為真材實學，一九六七年在《外交政策》季刊寫了一篇《越南後的亞洲》，指出美國必須同紅色中國打交道。中國熱不是一九七一年乒乓外交而起的，是一九六七年這一年。

一九六九年春尼克遜入主白宮，於他而言，這是極其複雜的時代，睽違八年重回權力核心，他決心要長久以來看輕他的人包括傳媒好看。尼克遜痛恨傳媒，從不掩飾，一九六二年敗選加州州長，他在集會上按捺不住怒火，十五鐘的講話用了絕大部分時間反擊傳媒，指記者從一九四八年就開始有組織地攻訐他；到了最後，「你們再也不可以把尼克遜玩弄股掌上了，因為，女士們先生們，這是我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一個仇視傳媒的總統入主白宮，可以想像，他任內那些年對「傳媒監察」的厭惡。那邊廂，尼克遜組織貼身班子，以幕僚長霍爾德曼（H.R.Haldeman）為首，由於霍爾德曼的辦公室有幾個德裔，白宮官員私下稱這幫人是「柏林圍牆」，把總統與人民遠遠隔開。

小圈子治國遠離監察

任何領袖都有核心班子，甘迺迪的是以波士頓為中心的哈佛校友會；克林頓是來自中西部重鎮芝加哥一帶的教授群；小布殊則把列根的遺臣接收；列根乾脆把他做加州州長時的伙伴升格去白宮，八十年代美國政壇有「加州黑手黨」之語，就是指列根這批人。美國總統權力極大，身兼行政首長，亦是三軍總司令；根據憲法，外交權在他手上，國務卿是執行總統指令的官員。國會雖有宣戰權，但總統可以打了才說；法案雖出自國會，總統卻有行政命令（presidentialdecree），用法令形式先斬後奏。美國整個政治權力的制衡力學，是設法限制總統的絕對權力；遊戲規則便是如此，但總統可以置諸不理。

尼克遜雖有任命閣僚，但與他們的密切程度，遠不如每天上班前已談大事定腹稿的「柏林圍牆」；這幫人能力極佳，野心很大，最為忠心。以霍爾德曼為例，一九五六年已替尼克遜工作，一九六○年選總統、一九六二年選加州州長、一九六八年選總統他都是軍師，尼克遜對他言聽計從。六十年代的共和黨處於頗為奇異的政治氛圍，視民主黨是蘇聯及中共同路人，認為民主黨早晚搞垮美國；這些人內聚得甚至結成姻親，尼克遜的女兒嫁給艾森豪威爾的兒子。近宗教的忠誠使得這票人為一代又一代的共和黨大員工作——小布殊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Rumsfeld），曾是福特的白宮幕僚長及國防部長，二十年後回鍋為小布殊出山；切尼（DickCheney）是福特的白宮幕僚長、曾是老布殊的國防部長，最後是小布殊的副總統。美國政壇傳言，如果小布殊的弟弟杰布（JebBush）二○一六年競逐總統，切尼可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為少主再跑一趟。

尼克遜就是在共和黨如此內部關係形態拾級而上，他與霍爾德曼幾個人統治了國家。尼克遜的閣僚俱是一時之選，國安會助理基辛格、國防部長斯萊辛格、財長康納利，可是尼克遜與他們僅是公事之交，仍在世的基辛格曾咕嘀尼克遜不信任他，只視他是跑腿。這是美國總統最不受制衡的時期，於保守派學者眼中則是「尼克遜時代」，被視為共和黨御用學者的新奧爾良大學歷史系教授安布羅斯（StephenAmbrose）以這段時間的尼克遜撰書TheTriumphofaPolitician（政客凱歌），客觀說明這種兄弟會式的工作關係，是共和黨內部一直認同的方式。

《華盛頓郵報》保美國童貞

不過，這一神秘的團隊色彩在水門竊聽案被《華盛頓郵報》跟上線，一舉搗破。水門案過了四十年，《華盛頓郵報》當年為何對水門案窮追不捨，兩個記者伍德沃德及伯恩斯坦以及當時的總編輯布拉德利都沒有表白。我會相信是這記者的天職之故，但有一點值得提出﹕美國傳媒尤其是東岸一帶的都是自由派，對保守派有先天的惡感。我總覺得美國知識分子近十年對伍德沃德極度不滿，不是眼紅他的書洛陽紙貴，而是覺得他靠攏共和黨尤其布殊家族，出賣靈魂。

上世紀七十年代是美國本土政治風起雲湧時刻，反戰世代懷疑建制否定建制，作為自由派掌門人的《華盛頓郵報》起導師角色。尼克遜最恨傳媒，右派文棍惡毒地稱《華盛頓郵報》是「波多馬克河真理報」，可想不到在人生最重要的一役，尼克遜遇上《華盛頓郵報》新聞記者，最終官位不保，可謂異數。

尼克遜下台後，克林頓有一次給他恢復名譽的機會，請他到白宮參加宴會，實是感謝他對國際局勢的指點。即便如此，美國社會仍不可能忘記尼克遜對制度的傷害﹕悍然解散大陪審團、一夜之間革除司法部正副部長、銷白宮錄音帶試圖抹去對話內容。尼克遜絕非一無是處，他下令撤出越南，他設立環保局，他打開與中共關係，他與蘇聯達至核武裁軍。然而瑜瑕之間，美國社會最終仍執著制度的崩破，決難寬恕，生死關頭靠傳媒保住國家童貞，不致全盤皆失。幾年前，尼克遜圖書館舉行水門事件座談會，請來布拉德利及伍德沃德對談，二人上台就坐之際，全場起立鼓掌致意。美國離任總統都設有圖書館，收納白宮年間的資料史蹟，是總統本人的有形體現；尼克遜圖書館內一眾來賓為《華盛頓郵報》喝采，絕非拆台，而是對保住合眾國那片白雲青山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