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其三
六四
曾金燕
十年前,我没有听说过“六四”这个词。读中学时遇到一位所谓“怪才”的老师,听说是学运被遣回老家,终身执教不得提升录用。当时年纪小未曾深思。也不明何为“学运”。2001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临行前爷爷嘱咐过我一句:遇上运动,你请病假回来。我不明白他的所指。我生于1983年的秋天。
2003年SARS期间,我因一些关于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资料,了解到赵紫阳及六四。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把自己到大学二年级才知道赵紫阳是前总书记当作笑话讲给学姐听,学姐说:“你不必为此难过啊,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2004年开始,胡佳断断续续地被警察失踪、殴打、关地下室。当时我们做的是艾滋病工作,但六四比艾滋病更加敏感。我们小小的艾滋病组织,除了要忍受警察的骚扰,要应对国税地税无理由的稽查,要面临地方当局的驱赶,举步维艰。临近六四,更是心惊胆战。我曾经祈求胡佳不要谈论六四,因为一谈论六四,我们在艾滋病领域所做的有限的工作,受到更多的阻拦和障碍,进一步退三步;再者,因为六四软禁胡佳,我亲眼目睹警察把胡佳推到楼道里无人处殴打却不能把他救下,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后来胡佳从父母家搬到通州,情况更加糟糕。几次寒冬深夜,胡佳骑自行车回来发现国保便衣守住自由城的家,趁国保未发现,他立即骑车离开自由城,北京的冬夜很冷,父母家也是被严密监控,自由城又处郊区,他能到哪里去呢?赵紫阳去世时,胡佳又被打被关到地下室。
和六四相关的一切,仿佛中了黑色的诅咒,它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等待、恐惧、怨恨。死难者的鲜血,让杀戮者不得安宁,也让幸存者和苟活者不得平静。冤魂凄厉,在问何时才有社会正义。在北京居住的伤残者,我见过二十几位,他们的生活,无不艰难困苦。你路过街边破旧的小商铺时,卖给你矿泉水的那位肢残者,很有可能就是六四伤残者中的一位——不过他的小商铺在奥运前被拆迁了。你接受技艺高超的盲人师傅的按摩时,也许没有想到那位寡言的失明者,是因为六四永远陷入了黑暗。
我是个苟活着的小女人,处处谨小慎微,不被逼到南墙,不敢、不愿反抗——一般来说,反抗的牺牲远远超过忍耐,可忍耐也一样煎熬。胡佳入狱,健康状况恶化,我只有坚持不断地给监狱电话,要求及时恰当的治疗。国保找我谈话,警告我在六四问题上保持沉默,否则“你的问题,又会有一个“质”的升级,何况胡佳在监狱里,健康状况是入狱以来最糟糕的状况,可能比现在所知的还要糟糕,他的任何改善也少不了我们国保的努力……”。接受了国保的“谈话”后,夜里我睡不着,晚上听见铁椅子拖动的刺耳怪响,觉得便衣正在头顶上,或是楼道里。有时又觉得有便衣正在开我的门——这是我的幻觉吧!我却无法说服自己到门口看一看,不敢去确认门已上锁。
6月3日早晨八点左右,我抱孩子说笑着下楼。原计划先上班,后给母亲庆祝生日,定了奶酪蛋糕,下午三点送到公司。小院子铁门口,耸立两大汉堵住门,另一男子站保安亭门口,又一男子直面走来说:“你今天出不去”。说话的是通州分局国保王海旺,我说你们凭什么!你们这是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我让亲戚把孩子带走,不要让她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和国保几经争辩,无效,我拨打110报警,警察在电话里确认了我的姓名后,拒绝出警,说你今天是出不去。通州国保杨春涛、徐建强等人来了,有几个便衣很面熟,但是不知道姓名。他们不来还好,一来更是勾起了我努力忘记的往事。04年以来他们对胡佳的殴打、软禁、失踪、侮辱,一幕幕涌上心头。我哭着责问他们:你们给我的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你们还想干什么!你们已经把胡佳送到监狱里了,不如把我也送到监狱省事吧!邻居们远远近近地看着,一个似乎是居委会的阿姨来劝架,说国保是履行公务不要责怪他们。我对她说:阿姨您别劝,不然我连您一起骂!您为什么不对国保说:让曾金燕出去不就得了,这本来就是她的基本权利。来了好些个居委会的大妈,似乎是随时待命,国保们在三个路口都分布了人,还有一队迷彩服者在不远处慢跑。有便衣从小区大门口的警务工作站送车钥匙进来。又听说小区大门口也分布了便衣。
开始我只是抗议,越说越伤心,哭起来了,情绪不能控制,接电话的时候,也不能平静。北京市的国保也来了,看着我,给我做思想工作。国保都说是国家大的政治环境,我必须服从。这两天就出不去了。站到十一点多,我腰痛,还是不让我走出去,我坐在院子铁门口,努力让自己平静。
因参加了一个远程教育的课程,包里常放一些英文材料。前几天刚好找出两年前存的Defending the Rights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捍卫人权捍卫者的权利),一直没读完,我坐在树荫下,开始从头至尾读。国保屡屡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到院子里面去座谈,劝我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不想吃也不想喝,谢绝了他们买的矿泉水。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母亲拿着水来看我,她没有说话,只是很悲伤地看着我,连国保都对她说:“您回去吧,金燕一会儿就回去。”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抗议无效,依旧不能走出去。回到家里才知道母亲也一直没有吃饭。
我上网向朋友道平安。哄宝宝睡觉。宝宝醒来家里待不住,让母亲带她出去玩,发现便衣也是跟着她们。再想上网时,才知道家里固定电话和网络都被切断了。没有了网络沟通,被软禁在家里,没有外界的消息,仿佛突然掉入了一个看不见的深渊。我一次又一次给中国联通打电话,要求恢复电话和网络。直到6月4号傍晚,网络才恢复。
婆婆打电话告知,派出所查我母亲等人的暂住证之事,婆婆家里四周,便衣也上岗了,公司门口,便衣也上岗了。竟有她也认识的便衣,婆婆便走上前去打招呼,看他的反应。
今天6月4日这一天,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只是看见天空的颜色很诡异,似黑非黑,似红非红,大风,有些许雨点。上天在看着大家哪!
六四20周年,无以悼念。发掘真像,传播真像,找回社会正义,祈祷亡灵安息。记下这篇博文,驱逐内心恐惧。
曾金燕
十年前,我没有听说过“六四”这个词。读中学时遇到一位所谓“怪才”的老师,听说是学运被遣回老家,终身执教不得提升录用。当时年纪小未曾深思。也不明何为“学运”。2001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临行前爷爷嘱咐过我一句:遇上运动,你请病假回来。我不明白他的所指。我生于1983年的秋天。
2003年SARS期间,我因一些关于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资料,了解到赵紫阳及六四。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把自己到大学二年级才知道赵紫阳是前总书记当作笑话讲给学姐听,学姐说:“你不必为此难过啊,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2004年开始,胡佳断断续续地被警察失踪、殴打、关地下室。当时我们做的是艾滋病工作,但六四比艾滋病更加敏感。我们小小的艾滋病组织,除了要忍受警察的骚扰,要应对国税地税无理由的稽查,要面临地方当局的驱赶,举步维艰。临近六四,更是心惊胆战。我曾经祈求胡佳不要谈论六四,因为一谈论六四,我们在艾滋病领域所做的有限的工作,受到更多的阻拦和障碍,进一步退三步;再者,因为六四软禁胡佳,我亲眼目睹警察把胡佳推到楼道里无人处殴打却不能把他救下,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后来胡佳从父母家搬到通州,情况更加糟糕。几次寒冬深夜,胡佳骑自行车回来发现国保便衣守住自由城的家,趁国保未发现,他立即骑车离开自由城,北京的冬夜很冷,父母家也是被严密监控,自由城又处郊区,他能到哪里去呢?赵紫阳去世时,胡佳又被打被关到地下室。
和六四相关的一切,仿佛中了黑色的诅咒,它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等待、恐惧、怨恨。死难者的鲜血,让杀戮者不得安宁,也让幸存者和苟活者不得平静。冤魂凄厉,在问何时才有社会正义。在北京居住的伤残者,我见过二十几位,他们的生活,无不艰难困苦。你路过街边破旧的小商铺时,卖给你矿泉水的那位肢残者,很有可能就是六四伤残者中的一位——不过他的小商铺在奥运前被拆迁了。你接受技艺高超的盲人师傅的按摩时,也许没有想到那位寡言的失明者,是因为六四永远陷入了黑暗。
我是个苟活着的小女人,处处谨小慎微,不被逼到南墙,不敢、不愿反抗——一般来说,反抗的牺牲远远超过忍耐,可忍耐也一样煎熬。胡佳入狱,健康状况恶化,我只有坚持不断地给监狱电话,要求及时恰当的治疗。国保找我谈话,警告我在六四问题上保持沉默,否则“你的问题,又会有一个“质”的升级,何况胡佳在监狱里,健康状况是入狱以来最糟糕的状况,可能比现在所知的还要糟糕,他的任何改善也少不了我们国保的努力……”。接受了国保的“谈话”后,夜里我睡不着,晚上听见铁椅子拖动的刺耳怪响,觉得便衣正在头顶上,或是楼道里。有时又觉得有便衣正在开我的门——这是我的幻觉吧!我却无法说服自己到门口看一看,不敢去确认门已上锁。
6月3日早晨八点左右,我抱孩子说笑着下楼。原计划先上班,后给母亲庆祝生日,定了奶酪蛋糕,下午三点送到公司。小院子铁门口,耸立两大汉堵住门,另一男子站保安亭门口,又一男子直面走来说:“你今天出不去”。说话的是通州分局国保王海旺,我说你们凭什么!你们这是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我让亲戚把孩子带走,不要让她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和国保几经争辩,无效,我拨打110报警,警察在电话里确认了我的姓名后,拒绝出警,说你今天是出不去。通州国保杨春涛、徐建强等人来了,有几个便衣很面熟,但是不知道姓名。他们不来还好,一来更是勾起了我努力忘记的往事。04年以来他们对胡佳的殴打、软禁、失踪、侮辱,一幕幕涌上心头。我哭着责问他们:你们给我的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你们还想干什么!你们已经把胡佳送到监狱里了,不如把我也送到监狱省事吧!邻居们远远近近地看着,一个似乎是居委会的阿姨来劝架,说国保是履行公务不要责怪他们。我对她说:阿姨您别劝,不然我连您一起骂!您为什么不对国保说:让曾金燕出去不就得了,这本来就是她的基本权利。来了好些个居委会的大妈,似乎是随时待命,国保们在三个路口都分布了人,还有一队迷彩服者在不远处慢跑。有便衣从小区大门口的警务工作站送车钥匙进来。又听说小区大门口也分布了便衣。
开始我只是抗议,越说越伤心,哭起来了,情绪不能控制,接电话的时候,也不能平静。北京市的国保也来了,看着我,给我做思想工作。国保都说是国家大的政治环境,我必须服从。这两天就出不去了。站到十一点多,我腰痛,还是不让我走出去,我坐在院子铁门口,努力让自己平静。
因参加了一个远程教育的课程,包里常放一些英文材料。前几天刚好找出两年前存的Defending the Rights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捍卫人权捍卫者的权利),一直没读完,我坐在树荫下,开始从头至尾读。国保屡屡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到院子里面去座谈,劝我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不想吃也不想喝,谢绝了他们买的矿泉水。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母亲拿着水来看我,她没有说话,只是很悲伤地看着我,连国保都对她说:“您回去吧,金燕一会儿就回去。”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抗议无效,依旧不能走出去。回到家里才知道母亲也一直没有吃饭。
我上网向朋友道平安。哄宝宝睡觉。宝宝醒来家里待不住,让母亲带她出去玩,发现便衣也是跟着她们。再想上网时,才知道家里固定电话和网络都被切断了。没有了网络沟通,被软禁在家里,没有外界的消息,仿佛突然掉入了一个看不见的深渊。我一次又一次给中国联通打电话,要求恢复电话和网络。直到6月4号傍晚,网络才恢复。
婆婆打电话告知,派出所查我母亲等人的暂住证之事,婆婆家里四周,便衣也上岗了,公司门口,便衣也上岗了。竟有她也认识的便衣,婆婆便走上前去打招呼,看他的反应。
今天6月4日这一天,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只是看见天空的颜色很诡异,似黑非黑,似红非红,大风,有些许雨点。上天在看着大家哪!
六四20周年,无以悼念。发掘真像,传播真像,找回社会正义,祈祷亡灵安息。记下这篇博文,驱逐内心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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