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其二

節錄自封從德《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 （出版：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5月）
信報09年5月14日

羅生門的困境
封從德

我相信，羅生門的困境，是所有歷史研究者都會遇到的，「六四」研究尤其是如此。著名影片《羅生門》說明這樣一個道理：人性的弱點與局限，導致利益相關者只會說出對己有利的一部分事實，掩蓋對己不利的一部分事實，甚至為了有利而編造故事，而有利不利則因時勢而變化。電影中，四個人物在衙門受番時就是這樣：強盜自誇英勇無比殺死武士贏得美人心（而不是之前騙取武士信任強暴了武士妻），武士則透過靈媒自稱壯烈切腹，武士妻自詡為貞女烈婦，唯一明白真相的樵夫則因偷了武士的短劍不肯吐露真相，最後才在「羅生門」和盤托出。
「六四」資料因為數量龐大，這類「羅生門」大量存在。這裏僅舉一個例子—五月十四日十二學者上廣場。

事件的經過
在後來對此事有記述的當事人中，如果一定要排一個光譜，從支援絕食學生的要求，到希望無條件撤離廣場，大致可以這樣排序：鄭義、蘇煒、嚴家祺、于浩成、李洪林、蘇曉康、王超華、戴晴。根據各方面資料，尤其是當時的錄音，重構出的事件經過是這樣：戴晴得到當局首肯，在絕食第二天，十四日下午，幾乎在學生與政府對話的同時，召開一個「著名學者關於形勢的座談會」，以便次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王超華跑到會場上，希望學者們去廣場勸撤。
學者們經熱烈討論，草擬了《緊急呼籲》，一方面呼籲政府答應三點要求（承認學潮愛國；承認學運組織合法；不採取暴力，不秋後算賬），一方面呼籲學生暫時撤離廣場，並誓言若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將和同學們一道奮鬥到底。會後大家被接去對話現場，王超華發現政府方面並沒按之前答應的那樣實況轉播，就衝進對話現場喊停。學者們對學生念了《緊急呼籲》，隨後又到廣場學生廣播站念了一遍；戴晴則單獨去見統戰部長，私下（而非戴晴自稱的是「被推舉的代表」）商量了一個方案，然後再去廣場。等《緊急呼籲》念完，學者們又做了一些演講，這時戴晴才亮出那個私下方案：只要領導人到廣場說一聲同學們好，並答應將下午的會議內容見報，同學們就撤離廣場。
至此同學們恍然大悟，沒接受這一荒唐的方案，學者們只好離開廣場。之後學生們又有廣泛討論，有的支持戴晴方案（當時都以為是學者們的共同意見），有的則堅決反對，包括王超華也堅定地說：她代表的北高聯，與對話團和絕食同學完全一致，一定要堅持到最後勝利。

回憶的差異
下面我們來看看對此同一件事，這些當事人回憶的差異有多大，又如何隨時間而演變。「六四」後不久，蘇煒的文章記載了他們對戴晴暗中做手腳的不滿，李洪林講：「戴晴那樣說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的哄，她說的那番代表我們十二人的話，也並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但蘇曉康卻憑借文學家豐富的想像力，說了一個虛構的故事，以此證明學生的「非理性」及他和戴晴的「理性」；而在一九九二年的回憶中，戴晴因為那天做的手腳露餡，被知識界孤立，於是將怨氣發在學生身上，廣泛傳播蘇曉康的這個虛構故事，並掩蓋她與當局的私下協議，而把自己說成被推舉的代表；王超華一直回顧她如何殫精竭慮勸學生理性從廣場撤離，而不提最後反對戴晴方案要堅持到底；鄭義的回憶則見證戴晴方案的荒唐與適得其反及隨後的孤立；二○○一年于浩成的回憶也很不滿戴晴暗中做的手腳，指「戴晴這樣做完全沒有與其他十一個學者、作家商量」，其方案「與原來十二人一致協議並鄭重簽名的《緊急呼籲》中所提出的條件相差甚遠」。
可嘆的是李洪林，在海外長年沉默後，二○○五年在大陸寫了一篇回憶性的評論，這時他的立場有了很大轉變，不僅全盤接受了戴晴廣泛傳播的虛構故事，更將《緊急呼籲》說成是單方面針對學生的勸撤呼籲，還說學生代表也都接受了；直到最近，戴晴還在傾向有問題的香港媒體《明報》上將《緊急呼籲》扭曲為單方面的「勸說同學們讓出廣場」。

記憶的陷阱
戴晴廣泛傳播並讓李洪林掉進陷阱的那個虛構故事，是這樣的：就在戴晴提出那個私下方案後，封從德立即帶領廣場上的人念了三遍《絕食宣言》，由此廣場情緒突然逆轉，學生們才開始反對戴晴方案。這個故事其實很容易證偽，因為帶領廣場十幾萬人念三遍《絕食宣言》絕非小事，那會長達數十分鐘且吼聲震天。這麼宏偉的場面，不僅作者沒有記憶，當時的音像記錄和媒體報道也都沒有—原因很簡單，那根本沒有發生過。
一些人根據自己的需要，憑空捏造了故事，另一些人則掉進了記憶的陷阱，且因「羅生門」效應而甘願掉進陷阱把自己裝進這個虛構的故事。其實，掉進陷阱的並不只是李洪林老先生，還有美國學者為之背書的《天安門文件》，其中幾乎完整拷貝了這個虛構故事，卻赫然納入那天中共三個情報部門向中央遞交的報告內容。這說明《天安門文件》至少有一部分資料抄襲了後來的回憶，卻很不幸連戴晴的「羅生門」錯誤也抄了進去。
這個「羅生門」錯誤其實很好理解—「六四」後，因為大屠殺帶來的責任問題，許多當年支持廣場學生的人，輕則不敢承認當時的支持，或喜歡強調自己在一些私下場合也有勸撤的意思，重則不惜罔顧事實編造故事，來證明自己的「理性」和英明。這就是為什麼「六四」史料有如此之多「羅生門」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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