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倒，和陰影

朗天：誤讀與顛倒 — —
從得獎藝評看香港電影的低俗與主體

【明報專訊】藝術發展局藝評獎結果公布，來自內地的賈選凝，憑一篇題為〈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的影評拿了獎金達五萬元的金獎，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媒體廣泛報道和爭議，事件很快升溫到激化中港矛盾的民粹主義程度。

「畀五萬蚊大陸妹踩香港！」這句網絡流傳的標語很能概括箇中非理性。賈選凝接受訪問時回應稱：「如果以我得獎者身分，加上又是大陸人，以這兩點遷怒於我，我無話可說，這是我的一種『原罪』。」明顯聰明地看出這種非理性而予以柔性的反擊。

好一句「遷怒」，她當然是被遷怒的。因為事情鬧出來後，較有理性的評論已針對整個藝評獎徵文的理念、評審團如何組成、有否足夠具藝評公信力的人擔任評審、評審過程具體如何、如何能把不同類別的藝評放在一起評定、官方如何看待藝評及其判別優劣標準，以至藝術發展局所謂推動本地文化藝術的固有機制、如何使用公帑等等。她不是唯一被批評的對象，也早有論者呼籲：「放過賈選凝吧！」她背後千瘡百孔，被詬病多年，甚至曾鬧上法院的藝術資助評審標準和機制，才是更值得投放怒氣的對象。

事件最大的輸家是本地藝評，最大的贏家是《低俗喜劇》和彭浩翔（電影趁此事重新公映！）。賈選凝作為惹火尤物和嫌疑棋子的雙重身分，雖然猶抱琵琶半遮臉地同時扮演獲利者和受害人的角色，但不中計的評論人仍大可取其大者，將目光從她那具選美質素（賈被揭曾參選內地華姐選舉）的臉蛋離開。

然而，對不起，我卻無法把目光從她寫的文章離開。那不關乎她的評論是否寫得好，足資摘獎（因為比賽總有評審品味的主觀元素和參賽者的相對優劣），也不關乎辯駁社會意識批判是否影評的適當進路，而是其得獎文章以至之前在香港媒體發表的香港電影評論，所表現出來的，對香港電影和箇中所謂「港味」的一再誤讀，既典型又嚴重，只是港事太多紛擾，人們無暇細顧，藝評事件恰好提供良機，讓我們進一步審視和了解這種誤讀。

低俗與本土的錯綜關係

認識港片北進情况的人都曉得，「低俗」兩字乃內地官方和傳媒近年在北上港人作品上經常加上的形容詞。王晶，以至劉偉強，都曾被批評以至「勸喻」不要再拍攝散播「低級品味」的電影，部分內地電影觀眾責怪合拍片成風後，部分香港導演只懂「食老本」，粗製濫造。偏偏，這些觀眾只要有機會，都不吝表示他們其實熱愛香港電影，其中更不乏自稱喝港片奶水長大者。《低俗喜劇》的推出，正是因應這怪現象的商業計算之舉。

你說我低俗，粗製濫造，我便粗拍（據說《低俗喜劇》只用八天完成）低俗給你看，而且以此為包裝、招徠。所謂只拍給港人看云云，也是推銷手法，明白彭浩翔的，自然知道他從未放棄內地市場，只是他更懂曲線賺錢，名利雙收；正如《3D肉蒲團》，標榜純港味之餘，貢獻票房的始終是組團南下觀看的內地人。

賈文並非只批評《低俗喜劇》低俗，文章最大的重點，在指電影偷換了概念，視「低俗」作為「本土性」，卻大受香港觀眾歡迎，反映出港產片已「誤入歧途」。

把商業手法誤讀成本土性打造工程，不能只以「過度認真」形容。香港電影的確原本便有它低俗的元素，其實說得真切點，是不怕低俗、不避低俗才對。我認識的一名內地電影學者，不止一次向我「投訴」港片歧視內地女性，因為港片中的內地女性不少是妓女。我說怎麼會呢？你看《香港有個荷里活》的妓女是找周迅來演，《旺角黑夜》的妓女是張栢芝，她們都是當時香港影人和觀眾最喜歡的演員喔。妓女在香港電影中常是正面人物，除了因為「銷魂處便是英雄地」（《一代宗師》對白），也與妓女本是香港人常有的自嘲認同對象有關——凡事向錢看，什麼也可交換……你說這是低俗，但對不起，正如我經常強調，男盜女娼，正好便是香港電影的最大特色之一。

低俗也有真假

不過，《低俗喜劇》裏搞的，不是這種自然的低俗，而是故意強化、誇大，擺出成為賣點的「低俗」，情况有點像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不同地區反而會各自標榜所謂本土或民族特色，促進一體化的資本流通。《低俗喜劇》中低俗和本土的「結盟」，成功讓觀眾受落，證明主創人懂得玩這種遊戲。

至於本地觀眾這一邊，由於以上的層次問題，他們喜歡《低俗喜劇》大可各有千百種原因，不能全歸結到「壞品味」勝利，以及再推一步，說反映了對「強國」的恐懼，然後推出第三步，眼紅大陸優勢而尋求「自我感覺良好」的「精神勝利」。

賈文這重重誤推並不偶然，因為這正是近十年內地人對「大國崛起」的心理狀態投射。說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歷史機遇造就；「××國能，中國人為何不能？」；他們歧視、針對以至圍堵我們，因為懼怕我們強大，懼怕「睡獅醒轉」……諸如此類的說法，不絕於耳。對於香港電影，以前拍出討人喜歡的「經典」，只是你們幸運，現在你們的優勢喪失了（港人自我矮化加強了這種看法），再拍不出好東西，反而害怕我們，來醜化我們了。

賈文作者可以因為自己的品味不欣賞「低俗」，但分辨不出「低俗」的真假層次，以至看不出或不承認香港電影原有的（不避）低俗成分，如果不作動機考察，大抵有着更深層的文化（差異／誤解）因由，值得我們深思。面對這種明為誤解，實為顛倒（例如把彭浩翔討好大陸人的佈置倒讀為醜化大陸人），有心為香港電影主體性定位的，也不得不直面它們，奮起一辨／辯。

一度嗅不到的港味

香港電影有其有別於其他地區的電影特色，表現某種「港味」，以至體現香港精神和「香港性」（Hongkongness） ，其實是不必強調，也一眼看出，毋庸爭辯的事實。整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的香港電影發展史，本身便充滿取之不竭的例證。全世界的觀眾，要從一堆電影中分辨出哪一部是港片，毫無難度，因為這些後人常用「本土性」標籤的特色，是跟表現出強烈風格的導演調度、演員演出方法、電影敘事方式、慣用對白、固有觀念等扣上緊密的關係——許冠文與他的小動作、成龍與諧趣功夫、周潤發與飛躍雙手開槍、周星馳與「無厘頭」搞笑場面……都是可輕易認出，而且效法者眾，匯成一代風潮的電影文化現象。只是以往這些顯而易見的東西，一直缺乏理論的歸納、提純、整理，沒有一個漂亮的宏觀格度，沒有一個大而化之的名目（而這恰好也是香港特色）、招牌，以致在它們有所轉化和發展時，容易被視為等同消失。

論述上要定義港味或香港特色，以往一直採取枚舉法。枚舉法讓一盤散沙般的文化產品對象，集合到概念大旗下，但當這些對象在現實中再也找不到時，論者便要棄用這個概念，或把它送到歷史的神桌上供奉。「香港電影已死」，正是在這種操作下提出來的說法。

把香港電影比喻作生命體，有誕生、成長、衰落，之後自然是「死亡」。當現實中再直接找不到過往被視為「港味」的電影產品，便說「香港電影已死」，這固然不負責任，也是極其冒險的做法，因為一旦「港味」經轉化重新「出土」，尷尬難免。

不得不指出，藝評獎評審團主要成員，藝術發展局藝評小組主席林沛理，正是年來倡說「香港電影已死」的論者之一。他激賞誤讀香港電影本土性的文章，大概可以理解。

誤讀是詮釋學的共識以至策略，誤讀可以帶來新觀點，刺激討論發展；但詮釋學的誤讀在於開放，而非一棍打死。我誤讀，我存在；我誤讀，你我有未來；而不是，我誤讀，你不存在（或看不見你存在）。


安裕周記：陰影

【明報專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儘管已被大陸視為文壇祭酒，可是總有揮不去的一塊疙瘩，那是他和一大幫文學界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抄一遍。莫言如何能言善寫，這一筆卻很難讓他在毛澤東已在九泉三十七年的今天給中國人民一個合理解釋。手抄這種必稱恭敬的做法固然是心態的折射，但為何要手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不是〈矛盾論〉或〈論持久戰〉，這便是今天中共治下的大陸文壇歪風。我相信除了極少數的幾個，沒有誰會同意毛年代有創作自由，然而今天也要來一場把毛視為神祗的把戲，很大程度是文革年間「忠字舞」的另類表達形態，也是「大國崛起」下以我為主的文化新權威主義。

香港的一篇藝評引起社會熱切討論，幾乎在同一時間，台灣導演李安在奧斯卡頒獎禮上獲得最佳導演獎。我把兩者聯起來思考的原因，是當藝評把「中國」兩個字看得斗大時，李安得獎也隱約顯露「中國」二字的巨大陰影——新華社把李安得獎後的「謝謝台灣，特別是台中」講話刪去。香港和台灣在藝評裏所說的「新主體性」應該如何構建定位，相信是中共未來處理這兩地的政治問題時必須長考的，畢竟港台沒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種把文藝和政治掛勾的指導思想，尤其〈講話〉當中所謂立場。百度百科有毛澤東這篇講話，百度形容是「許多作家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農兵形象及反映偉大的革命鬥爭方面獲得了新成就，在文學的民族化、群眾化上取得重大突破」。我覺得，要害在於「民族化」這三字。

不論喜歡不喜歡，都得承認電影是西方人發明，儘管中國文化裏也有戲曲，但拷貝在菲林放映出來確是舶來事物。李安在自傳體裁的《十年一覺電影夢》說，在台灣藝專三年、在美國伊利諾大學兩年，養成他的戲劇底子。後來在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的兩年，李安是完全投入學習及實習，「我第一次放假覺得心裏不高興就在紐約大學」。毫無疑問，伊大和紐大的戲劇理念及電影技巧訓練，塑造李安兩奪奧斯卡導演獎的背景。然而到了美國的李安沒有放下中華文化，某程度更可說他是從台灣的蔣家氛圍突破而出，在敏感的年代接觸遙遠的另一個「中國」。初讀這段內容，即覺得單憑這段就可以向台灣情治機關打小報告說李安「被中共統戰」。他在書中這樣說，「到了美國才有機會看禁書——共產黨文藝及宣傳作品，尤其是老舍及斯諾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China）」，「搞了半天，原來我們是壞人」。《西行漫記》在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確是禁書，是美國記者斯諾一九三六年訪問中共的實錄，令到西方世界從此得悉中共的存在，毛澤東曾讚揚此書「功比大禹」。

然而即便是李安，北京也要封殺他的「台灣致謝」。這到底是不容實體及抽象的台灣在國際舞台出現，抑或是單是針對李安的一種舉措？李安的電影，並不是藝評所說那些「矮化」大陸人作品，他第一部在戲院公映的電影《推手》，主角郎雄飾演從大陸移居美國投靠兒子的武術大師。片中的郎雄個性耿直，一口京片子，到了最後一場在餐館大戰紐約警察，把太極拳打得所向無敵；在他的第三部電影《飲食男女》，幕啟後連串煎炒煮炸蒸炆鏡頭把吃的國粹顯露無遺。到在世界影壇嶄露頭角的《臥虎藏龍》，滿山滿野的翠竹，江南旅遊局應要送他旅遊推廣金牌。

學到李安的神學不到髓

李安的表達手法很有中國四大章回小說娓娓道來的風範，說故事能力極強，迴旋空間極大， 都是先來一段延綿漫長的故事，幾條主線逐一鋪排細列，總體風格是事緩則圓的寬潤，晶瑩欲滴的通透。當主線鋪排妥當，就引爆一個劇情原子彈，令觀眾目瞪口呆，像《推手》的大戰警察，像《喜宴》的當眾公開性傾向，像《飲食男女》的大廚忘年戀，像《臥虎藏龍》的王嬌龍躍下高山，靜謐中爆發巨大矛盾衝突。也是那一句，喜歡不喜歡由得你，卻道是得了一獎又一獎，尋且成為大陸武俠電影的倒模模具——古代武林、林中拼殺，偶爾加幾句佛偈。老實說，我不認為李安是至尊，不得抄襲，但必須指出的是，李安的場景可以拷貝，細膩風格就不可能在今天的中國成行成巿，因為國情並非如此。

今天的中國是所謂康熙乾隆以來的「盛世」，於國庫而言，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當年國庫只有幾億美元。改革開放三十年到今天，中共手裏的美國債券是世界前茅，外匯儲備多得令人眼紅，國人誤以為這是天跌下來的大款，殊不知這是以人民血汗的超低廉勞工成本，一分一毛賺回來的外匯。不幸這種認知落差產生了一種精神上的恍惚，認為中國之路應該這樣走下去，認定是因為這種巨大的剝削才是強國之道，由此萌生弱肉強食勝者生存的強者文化。這些年大陸流行語，「強」字用得最多，天天說要打甲國攻乙國的「強國論壇」固然是其一，連香港促狹之輩也不說「中國」而說「強國」，不說「大陸人」而說「強國人」。萬億金元的底氣，構建思想上戰無不勝的強國文化，今天中共舉國信之為甚。有錢，可以硬抄李安的武俠電影硬體，但抄不到李安的淡泊綿細風格，因為大陸的思考框架是三十年經濟翻躍世界第二，速度至上，電影每五分鐘一小高潮，十分潮一大高潮，否則不能顯出投入巨資的回報。說到底，是炫耀。

金元強權下的炫耀

經濟強權推動文化強權，中共不是第一人，藝評之中處處也浸浸然帶這種「盛世」下的自我感覺良好，我不排除新華社的刪改李安講話也有這種影子。但必須指出，像大陸那樣三十年間經濟飛躍之路，日本韓國德國都曾經走過，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在金元文化下的文化侵略也不是沒有。日本有日本文化協會，美國是大灑獎學金之外就是美國新聞處，法國則是法國文化協會，英國則是英國文化協會，教你日語英語法語，除了交流便是文化的進入。然而這種進入是低姿態的，儘管帶極大的政治野心，但不是要馬上要你棄甲曳兵把香港文化丟在鹹水海而講日語英語法國。不同意者可以說這是這些帝國主義者老謀深算，可是最後進到皮肉肌膚的，卻是那些殖民地思想而不是廉價民族主義。

大陸經濟起飛帶動的極度膨脹變成「換了人間」的反客為主，言必中國奇蹟，稱必三十年翻覆。從中國人民的國民經濟來說是一樁好事，可是部分人由此而生的膨脹，認定只要人民幣所到之處便應當望風而倒，否則便是西方陰謀，這是近幾年人們感受最深的一點。所謂「眼紅中國人富起來」，所謂「說中了香港人的自卑」，這些話折射出的是美日英以外的另一種文化霸權，正以君臨天下之勢壓到我們頭上。《低俗喜劇》早就自報家門說是「低俗」，然而仍逃不出給扯到「中國人榮辱」泛政治層面；李安不過說了兩句感謝台灣的話，卻在新聞稿裏刪得蹤影全無。一個世界第二的強大經濟體，何以如此脆弱不堪，日本德國戰後復蘇的過程裏都從未見如此。

洋務運動後的後遺症

這就得從大國崛起過程的痛苦說起。滿清末年的洋務運動失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樹倒猢猻散，自此中國便是經濟上改革，政治上遲緩的一前一後雙軌制上蹣跚而行。中共得天下後，依舊無法踰越，在「內在的中國」和「外在的中國」之間掙扎，在社會主義世界與蘇聯鬥得不亦樂乎，為了一口氣，把錢都傾進歐洲小國阿爾巴尼亞，再在非洲用盡外匯送人一條坦贊鐵路。這些國家受人大禮，當然好話講盡，「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然而中共自頂至踵都知這是虛假的榮光，但在一窮二白的年代無比受用，因為這是在歐洲人非洲人前的「中華民族殊榮」。

到了改革開放後，尤其二十年的經濟騰起，昔日的虛胖變了厚墩墩的大個子，但外表的洋務運動成功不等於內裏的也西學為用。民族主義又再一次冒出，近十幾年，「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引帶出全面復興前的另一次自我膨脹。然而由於缺乏一套全面的論述體系，何以才是民族復興，是經濟的超日趕美，抑或軍事上的抑日鬥美，在口號滿天的日子無以訴諸真實，只得找回皮囊裏的老舊民族主義。一九四九年前的舊中國在中共六十年的宣傳已是臭不可聞，只得在四九年後的毛思想找到支柱，文藝界找到唯一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這次講話的精髓之二是鬥爭，「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如何有這篇藝評，如何刪除李安的講話，不免讓人覺得語出有典，言出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