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隱‧大荒

文學創作與對號入座
林沛理

在新片《天水圍的夜與霧》的一個座談會上，我問導演許鞍華為何好像把任達華的角色妖魔化（demonize）─—他先虐妻，後殺妻，又侵犯小姨，最後連兩個親生的小女兒也不放過。影片有一幕寫他肚餓難抵，又惱小姨不肯見他，於是把她心愛的小狗放在麻包袋裏綁上，然後用棍活生生打死。許鞍華答道：「我想我沒有把這個角色妖魔化，在現實中可是真有這種人的。」問題是為何創作的說服力要由現實來鑒定？再說，即使在現實生活中真有其人，導演可以原封不動、分毫不差地將他由現實移植到電影嗎？電影的本質是「信假為真」（make-believe），甚至「真假不分」（suspension of disbelief），而不是「真人真事」（real-life）。一套電影拍得再真實，也不可能是現實的再現（reproduction），而只能夠是現實的擬仿（simulation）或者呈現（representation）。
這種堅持從現實中求證、訴諸現實以證明作品扎根於生活的心態和思維，不僅是創作人的迷思，也可以是評論人的盲點。張愛玲的小說《小團圓》展現了多少她的小說藝術、文字造詣以及對人性的洞察，評論家通通不談，反而爭先恐後地去為小說的角色和情節對號入座、尋找現實的配對；將那十五萬字當成張愛玲與誰人睡過覺和跟誰人吵過架的文件證明（documentary evidence）。陳子善說《小團圓》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影射小說」，南方朔把《小團圓》界定爲中文世界難得一見的「自白型」（confessional）小說；但坦白說，誰會在乎？這與閱讀張愛玲又有什麽關係？
這令我聯想到中國學者近百年來對《紅樓夢》的研究——包括蔡元培1916年的《石頭記索隱》和胡適1921年為紅學樹立新典範的《〈紅樓夢〉考證》─其實都是在幫倒忙。用意大利文學批評家和小說家艾柯（Umberto Eco）的分類來解釋，這種謹小慎微、誠惶誠恐的閱讀方式，是將《紅樓夢》由要一奉十、注釋空間海闊天空的「開放式文本」（open text），變成著重專門知識、抗拒創造性閱讀的「封閉式文本」（closed text）。
今日孜孜不倦、要發掘《小團圓》影射和自白成分的論者，不妨找張愛玲花了十年時間寫成的唯一學術著作《紅樓夢魘》來看看。張愛玲認為曹雪芹對《紅樓夢》的多次改寫，一次比一次進步，藝術成熟程度也愈來愈高，足證《紅樓夢》是創作而幷非自傳。張愛玲强調《紅樓夢》是虛構的文學作品，但不知何人會還《小團圓》以小說的本來面目。
這個人也許會是美籍華裔學者余國藩。余國藩的《重讀石頭記：〈紅樓夢〉的情欲與虛構》（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探討的正是《紅樓夢》對其本身虛構性（fictionality）的反省。此書最大的價值不在於它旁徵博引，探微顯幽，而是它讓《紅樓夢》的文本自己說話：《紅樓夢》自稱所演不過「大荒」，莫非是向讀者暗示「其書原是空虛幻設」﹖余國藩此問對近世紅學的煩瑣學風簡直是當頭棒喝，他的言外之意是：《紅樓夢》既是無中生有的偉大創作，後世學者又何苦對號索隱，硬要在史傳系統中自我作繭、自尋煩惱呢﹖《紅樓夢》既可作如是觀，《小團圓》又為何不可？

—〈信報〉06/04/2009


（這是近日看過成千上萬的相關文字中，使人稍為耳清目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