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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網上一些言語被和諧得很利害。
莫因善小而不為。既然還有發聲的自由，貼在這兒若有多一個人看見，就貼吧：

“普九”期間，國家對鄉村教育的投入不足和地方建築業的習慣性腐敗製造了一大批劣質的“三無”校舍，在地震中令25000多名學生死傷，釀就一場國家災難。

狗日的“普九造”
鄧飛發自四川

1980年代以來，中國發誓要在鄉村建立數以萬計的中小學校，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消除農村文盲。在國家財力不濟的情況下，這場宏大的“普九”運動交由最低層的鄉鎮政府籌募資金，自行設計、自行建設、自行驗收校舍。
這批“普九造”導致鄉鎮欠債500億元，一些學校被建築商堵門催款。直到去年12月，中央政府幫承諾助鄉鎮償還“普九巨債”，學校才松了一口氣。
2008年5月12日，四川遭遇大地震，令至少7000多間校舍坍塌，學生死亡4737人，傷16000多人——這些“普九造”另外一個秘密也被人窺見——它們除了欠債，還可能是令人心驚肉跳的“殺人建築”。
喪子的父母在四川各地頻繁聚集抗議，要求徹查奪命的校舍，形成一股激蕩災區的憤怒力量，令各方側目。
５月底，中國分管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員劉延東來到四川，要求四川重建規劃優先安排學校重建，把學校建成中國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之前，國家總理溫家寶撫慰哭泣的學生時，承諾要建更好的學校。
一個共識已經形成：國家必須汲取四川血的教訓，給中國的孩子最牢固的校舍，讓他們避免死傷。但繞不開的是，這個國家如何檢視數量眾多的無規範設計、無規範施工監理、無規範竣工驗的“普九造”，並重新審定國家教育政策。

陳玉喪子

三輪車上，男人埋著頭蹬踩，陳玉和她的婆婆扶著車，深一腳淺一腳。車子很緩慢，陳可以邊走，邊看著她的兒子——13歲的黃晴峰就躺在車上的一塊木板上，被白色布包裹，外面蓋著一塊紅布。
孩子比木板要長，兩隻腳伸了出來，左腳斷了，不時敲打著車廂。陳停了下來，找了一根繩子把兩條腿綁著，再包好。
兒子是綿竹市富新鎮富新二小六年紀學生，死于5月12日倒塌的教學樓裏。
太陽明晃晃掛在天上，炙烤大地，陳腦子一片空白，呆呆著走。在五福到什地鎮同一村的途中，到處都擺著屍體，到處都有人在撫屍痛哭，令陳恍惚。
他們本來是同一村的村民，有瓦房，還有幾畝地。多年前，陳的父親在鎮上承包了一間農藥化肥店鋪，但後來中風半癱。陳玉和丈夫、兒子來到鎮上，幫助父親。
兒子的學校距離小店約兩百米，丈夫黃厚金買了一輛三輪車，給人送農資貨品，不忙的時候還可以接接小工貼補家用。
兒子酷愛讀書，三年級因為用眼過度戴上了眼鏡，可以對父母講古說今。去年以來，他仿佛是地裏的一棵玉米，“見風就長”。
陳翻出孩子的照片，說一個家庭如果有希望，日子就會一天天要好。
生活在地震那個中午支離破碎。丈夫跑在街上，光著腳，像個瘋子一樣尖聲哭喊“快來人啦，我的伢兒出事了”。
癱軟的陳幾乎是被丈夫拖著，跑向學校。
三層樓的教學樓散落、堆著，像一個碩大的墳墓。大群家長在飛揚粉塵裏哭天搶地，嘶聲喊叫自己孩子的名字。
陳瘋了一樣去翻扒廢墟，看見了兒子，他的頭和左腳被預製板壓著，只露出了熟悉的衣裳。他的教室在二樓，當時需要在三樓上科技課。
鋼釺撬不動預製板，最後大家找來大錘敲碎部分板材，取出孩子，卻已死了。
淩亂的鎮衛生院裏，醫生一次次告訴這對不死心的夫妻：娃死了，沒啥子辦法。
孩子擺在外公的店鋪門口，外婆給他擦去血污，換了一身乾淨衣服。
5月13日下午，奶奶從鄉村接他回家。在房子東邊、約十多米的一塊自留地上，孩子的爺爺和伯伯挖掘了一個墓穴，約160CM長。買不到棺材，老人找來一些磚塊，在墓穴裏砌了一圈。
三個人，一台三輪車不知道走了多久，終於到了家。
爺爺在墓穴裏鋪下一塊木板，抱著孩子放下，再在磚圈上鋪下另一塊木板，蓋上紅布，堆上黃土。
陳不忍看到孩子落葬，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痛哭。她的心其實是清楚的——外面，婆婆爆發了哭聲，那就是要填土了。她在床上打滾嘶喊，抓著自己的頭髮撕扯，逼著自己不去看孩子最後一面。

螺螄殼裏做道場

當天，陳和丈夫回到鎮上。
一共有129名孩子像黃晴峰一樣死在倒塌的教學樓裏。聚集在學校門口的家長們越來越多，但掏出來的沒有一個是完整的孩子。
距離五福約二十公里的綿竹也遭遇地震，如同空城。家長們去了受災較輕的德陽市，買了白布、花圈。他們把孩子的照片放大，然後放到一個個鏡框裏。
5月19日是國家哀悼日，家長們用木材、雨布在教學樓的廢墟上搭建了一個約20平方米的靈堂，把孩子們的照片整整齊齊放在椅子上。
有父母帶來了火腿腸、餅乾、蘋果還有他們院子裏的白色玉蘭花。
學校裏只有該棟教學樓坍塌，老師沒有一人傷亡，這令一些家長不滿——他們認為老師當時沒有組織孩子跑出，一些家長用紅色的油漆在校園幾乎所有牆壁上寫上對老師的咒駡，並聲稱看見老師就往死裏打。
一個問題開始被注意——教學樓是小鎮唯一倒塌的房子，而學校附近，一些建於清朝的老房子都沒有坍塌。
五福曾是綿竹的一個農業鄉鎮，小麥、油菜和短暫的打工是農民主要的收入。
在1950年代中國第一輪教育浪潮中，村民們修蓋了四間平房，取名五福小學。1988年，該鄉被要求建立一所中學。
一個背景是，1986年，中國頒佈了義務教育法，提出要在20世紀末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並制訂了從校舍到圖書室在內的“普九”驗收標準和計劃，逐縣檢查驗收。中國很多地方為加快“普九”進程，採取了一次建校、逐年集資的辦法來解決學校的校舍問題。
陳的鄰居、當年五福鄉一名幹部稱，“普九”規定：不能有危房，條件允許的最好建樓房，但各地為爭取一次達標，變成了“無樓不成校”，競相抬升了“普九”標準。最後，“普九”在各地演變成為一個剛性的政治任務，未被驗收者甚至要掉“烏紗帽”。
而在原湖北監利縣周溝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的回憶中，“普九”似乎是一場類似“大躍進”的魯莽運動，上級要求在他所在鄉鎮建15所小學。李根據計生政策判斷生源將持續減少，堅持只蓋8所學校，還遭遇嚴厲批評。
中國的主流意見稱“普九”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幫助知識的光芒照耀鄉村數千萬孩子，為中國鄉村的振興提供了人才儲備。但因為國家財力限制，這場史上最龐大的鄉村教育運動不得不交由鄉鎮政府募集資金——中國當時執行“農村教育農民辦”的分級政策：村建小學、鄉建中學。鄉政府可以通過向農民徵收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來募集資金。
“普九”必須要達標，中國幾乎所有鄉鎮都刷上“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醒目標語，然後四處找錢，“政府投一點、銀行貸一點、承包商墊一點、教師借一點、社會捐一點“。
1988年6月，五福鄉政府獲得教育局撥款5萬元，自己籌集10多萬元，找到綿竹東北鄉的一個建築隊開工。
該鄉幹部稱，鄉政府一心琢磨著如何拿小錢辦大事，“簡直就是螺螄殼裏做道場”。為了省去約3000元的校舍設計費用，他們乾脆複印自鄰近的什地鄉什地中學設計圖。
建築隊已經蓋好了兩層，並且開始封頂。但鄉政府負責人決定再加蓋一層，免得以後還要蓋。此外，屋頂由瓦頂修改為空心頂平板屋面，“不定學生多了，還可以再加一層”。
陳玉回憶說，1989年5月，三層12間教室的教學樓竣工，她和其他同學馬上就搬了進去。
有綿竹市建築設計規劃所在內的相關部門迅速完成了驗收。一份竣工報告還不無欣喜地說，“在資金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圓滿地按三層建築完畢”。
幾年後，建築隊才催要到了該筆建築款。1995年，綿竹市成為四川省內首批實現“普九”地區之一。

建築商的秘密：蚊子也能榨出油

當年的建築隊負責人江緒銀拒絕對倒塌的教學樓負責，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施工使用的材料包括鋼筋、水泥，以及施工過程均是嚴格按照鄉政府提供的圖紙進行。
而事實是，整個教學樓全部散掉，外牆和基座沒有任何鋼筋水泥連接。在一根斷裂的承重梁中，家長還發現了磚頭和木頭等物。
“工程款雖然少，但建築商還是可以想方設法把蚊子榨出油的”5月29日夜，什邡市一名知情人士約見《鳳凰週刊》，自爆秘密。在1990年代初，什邡市教育局成立了一個建築公司，包攬了該市教育系統的所有基建工程。而什邡20個鄉鎮一共倒塌44所學校，損失最為慘重。
該人士在倒塌的洛城小學教學樓廢墟上，對《鳳凰週刊》逐一講解建築商是如何儘量節約成本，完成對一隻細小蚊子榨油的全程。
一根裂開的柱子裏袒露著一個個形同爆米花的混凝土團，三根鋼筋和混凝土沒有充分融合，裸露在外。
“填料的時候，沒有用振動泵或者棍棒將混凝土夯實”該人士情緒激動，說建築商顯然是雇請了最廉價的民工，才犯下這些最低級的錯誤。
該人士拾起兩塊連接的磚，一擰，裏面的砂漿就飛散，隨後又撿起一塊混凝土，一下下把它擰碎。他解釋說沙多、水泥少導致磚與磚的粘合力不夠和混凝土的強度不夠，原因是當年的1立方沙20—30元，而一包水泥約25元。
該人士還指著混凝土裏的長短不一的鋼筋說，建築商為了節省鋼筋。此外，1978年唐山大地震令中國建築人員汲取了血的教訓，在後來的建築規範中，要求彎曲鋼筋以彼此形成勾結，確保牆面相互抱緊。而現在發現一些鋼筋因為長度不夠，未能相互勾連。
偷工減料不止出現在鄉村學校，國家救援隊在都江堰的聚源中學發現預製板裏竟然不是鋼筋，而是細小鐵絲。而在新建小學廢墟裏的一些折斷的水泥預製板，甚至沒有發現一根鋼筋和鐵絲
《鳳凰週刊》獲悉，聚源中學的承建商同時也承建了幾百公里之外的北川中學——該校也是死傷慘重，據稱該建築商在四川教育系統有良好的人脈。
被譽為“2007年中國首善”的陳光標趕到四川救援，先後到達都江堰聚源中學、北川中學、北川曲鎮幼兒園、綿竹中學、東汽中學、什邡中學等8個學校參與現場救援，熟悉該些學校情況。
“70%的學校樓板存在質量問題，而學生正是死于這些問題建築”陳告訴《鳳凰週刊》，他們的再生物質公司在其他地方，一平方米的樓板可以打出25—30公斤的鋼筋，而在這些學校，只能打出10公斤左右的鋼筋，“有的是細鐵絲，有的樓板裏甚至什麼都沒有”。
陳呼籲國家一定要調查究責。
據悉，四川的中小學校舍大部是八、九十年代大搞“普九”達標而新建、改建、擴建，均是一批“三無“（無規範設計、無規範施工監理、無規範竣工驗收）校舍。
四川省教育廳稱，截至5月26日，四川學生死亡4737人，傷16000餘人，校舍倒塌7000餘間，面積約200萬平方米。

公開的危房

富新二小的教學樓是危房，曾是這個學校公開的秘密。
一個僥倖逃生的6年級學生說，之前，老師多次警告他們說不得靠欄杆、不得在三樓蹦跳，免得樓板斷裂打傷二樓的同學。一名叫張敏的母親告訴《鳳凰週刊》，一名剪短髮的女老師來到坍塌現場，拍著她的肩，解釋說樓房經不起那麼多學生一起奔跑，“一跑就塌了”。
事實上，富新二小知曉自己的危險——1996年就被列為危房，多年來向鄉鎮、縣教育局報告要求解決危房問題。據稱，原五福鄉政府訴苦說，政府為了學校而欠了一屁股的債，實在是沒有錢再投入了。有鄉幹部還舉例說，一些鄉鎮無法支付學校的建築款，包工頭跑到學校堵門不准上課，所以，富新二小還是幸運的。
鄉鎮政府顯然不能維持鄉村學校的運轉，不得不變著花樣繼續在農民身上“找錢”，尖銳衝突令中央憂慮。2001年，中央調整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作出重大調整，改由縣級政府來統管鄉村學校，並承擔農村義務教育經費。
但中央發現縣級政府也不夠牢靠。1994年，中國啟動分稅制改革導致中央和省級財政收入上升，而縣級政府財力下降，但承擔的事權並沒有相應減輕，公共事業特別是占縣級財政支出大頭的義務教育仍然由其承擔。
被縣級政府視為壞消息的還有，早在2000年，中國試點農村稅費改革，取消鄉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徵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切實減輕農民負擔。2002年，四川全面推行稅費改革，並設立禁止亂收費的“高壓線”。
對大多數財源狹窄的縣級政府來說，失去農村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如同噩夢——償債資金來源的缺失導致農村“普九”債務沉澱，且連本帶利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到2007年，中國各地“普九巨債”高達500億元，其中四川當年尚欠約40億元。
中央試圖幫助縣級政府維持農村義務教育。2002年，中央開始對一些欠發達地區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並制定《關於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的通知》，規定給縣的工資性轉移支付資金，省、地市不得留用，全部補助到縣。但在現行的政治架構中，不留不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當年中央安排的工資性轉移支付共892億元，縣級政府實際使用不到60%。
事實上，中國教育政策長期被詬病的是：早在1993年，國務院發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規定，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支出在上世紀末占GDP的比例應該達到4%，但至今未能實現。中國的教育經費支出比例低於世界各國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於發展中國家4。1%的平均水平。
此外，中國大部分教育投資放到了高等教育，對基礎教育的投入甚少。在基礎教育投入中，城鎮教育投入又占大頭，農村教育只能分到極小部分。
有基層官員稱，一個縣要對如此該地區的教師足額、及時發放工資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2000年，綿竹市有各類學校269所，教師3535人。
像富新二小的危房顯然不是少數。綿竹境內的農村中小學校舍大多修建於80年代或90年代的“普九造”，正處於急需集中改造時期，“都張著口，都要錢”。
中央政府注意到了“普九造”的隱約危險，在2001年啟動校舍二期危改工程。2001年，德陽市要求所轄各縣（市、區）人民政府在2002年底前基本消除中小校舍危房，但仍由各縣（市、區）政府負責該筆危改集資。
在相關的媒體上，2002年，綿竹市聲稱共投入“危改”資金1115萬元。2006年底，綿竹市宣稱在十五期間共對農村學校投入2個多億，消除了D級危房。

富新二小得到多少資金不得而知，但校舍顯然沒有多少改善——除了在教學樓二樓和老師辦公樓之間增修了一條鐵鏈橋，希望在危機時刻多一條逃生通道。但地震發生時，該條鐵鏈橋頓時斷裂，未能救命。
行政命令推動的“普九”產生了諸多後遺症，還在鄉村發酵。2000年代，李昌平當年的預判變成了現實——剛性計生政策令農村新生兒減少，還有部分農村孩子跟隨父母進入城市，鄉村生源銳減導致大量農村校舍空置，各地不得不又重新佈局——放棄一些學校，同時還要籌資擴建一些學校。
有官員告訴《鳳凰週刊》，一些基層政府對學校不勝其煩，認為“普九”的一些問題把學校變成一個無底洞，把基層害苦了。
2006年底，綿竹被評為四川“義務教育示範縣”之一。當年，中央決定建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校舍維修改造長效機制，由中央和省按照5：5比例共同承擔維修改造所需資金，四川隨後啟動新一輪校舍危房改造，但富新二小也未在其列。
危險一天天在逼近。2007年，五福鄉和富新鎮合併，五福中學改為富新第二小學。當年9月，黃晴峰和其他3—6年紀的學生全部搬進該樓。

憤怒的火焰

交織在一棟倒塌教學樓背後的一切糾葛，陳玉對此一無所知。家長們只是憑藉常識來判斷教學樓質量一定有問題，導致孩子冤死。
四川建設廳在一份關於汶川大地震校舍大面積垮塌情況的專項分析報告裏，承認有部分建築結構設計不合理和施工質量控制不嚴格。
綿竹市承諾派出調查組來調查教學樓倒塌之謎。
5月23日，一名羅姓的女幹部來到學校，對家長們宣讀調查組專家名單。不幸的是，她被家長發現她的宣讀和手上文稿不一樣，家長要求羅交出文稿，羅把文稿捏成一團，飛快塞進口袋。憤怒的家長圍了上來，羅雙手抱頭，蹲到地上，面呈痛苦狀，很快被其他同事背出。
“他們還想騙我們”陳說。
專家們到了小鎮，但遲遲沒有開始工作。他們的理由不是沒有這個儀器就是忘記帶了那個工具。
5月25日，陳和其他家長忍無可忍，決定上訪控告。兩百多人端著孩子的遺像，浩浩蕩蕩走出小鎮。他們的計劃先去綿竹市，如果不行，再去德陽市，“政府一定要派人來調查這棟教學樓”。
這支奇異的隊伍引起各方注意。綿竹市委書記蔣國華飛快趕到。根據他的經驗，市委書記親自出面應該可以安撫民眾，緩和矛盾。但這次家長們對蔣視而不見，繼續前行。
在官方看來，家長們的行為已經違法了信訪條例。但到場的警察無法對這個手捧孩子遺像的群體採取任何措施。
蔣跪倒在地，舉起雙手，大喊綿竹市能夠處理好這個問題。有家長開始指責說，娃死了那麼多天了，沒見過一個官員來下跪，現在群眾要上街了，你們就急了。
蔣爬起來，又跑到隊伍前面，再次跪下，繼續懇請家長們要信任綿竹政府。這名公安局長出身的市委書記一共對人群下跪四次，都未被理睬。
蔣後來承認說，他害怕這兩百家長上街成為一根導火索，引發大面積的混亂等一些不應該發生的事情，進而影響綿竹的抗震救災。
家長們最後堅持走到了德陽界內，有人體力不支才同意坐上了綿竹政府提供的車輛，來到德陽市府，面見相關官員。
次日，一個新的調查組進入富新二小，開始取樣。
事實上，市委書記下跪勸阻喪子家長上訪的照片被發表之後，引發了喪子家長們更多情緒。次日，都江堰市聚源中學家長在該校廢墟上舉行哀悼活動。另外一個小學的家長們當街追打該校校長，四川的校舍問題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
數以千計的喪子家長逐漸變成憤怒的火焰，或可危及地震災區的穩定局面。
聲討校舍的浪潮洶湧，有人在互聯網上借助一個死去孩子虛擬表達了民意——“爸爸我不哭，爸爸你別哭；走向天堂的路，我！雖非自願，但不埋怨……也許能喚來牢固的重建校園”。
知情人士稱，中央政府通過相關渠道已經獲悉主流民意，國家領導人對此極為重視，要求務必採取各種有效措施，重點疏導好遇難學生家長的情緒。
5月30日起，更多的專家受派在什邡、都江堰等倒塌學校提取樣品。中央政府承諾，如果發現建築設計和施工存在違法問題，國家將依法查處。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造成2萬人死亡，該國隨即出現對建築商和相關官員的大量指控。
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來到四川災區，考察教育系統抗震救災和恢復重建工作。她要求將學校恢復重建納入當地災區重建規劃優先安排，把學校建成全社會最牢固、最安全的地方。
中央政府強調要儘快組織力量對四川災區所有學校進行安全評估和鑒定，確保複課學生安全。危房必須立即停用；需要加固後才能使用的，必須採取措施進行加固。
有評論稱，中央政府應該重新考量教育政策，承擔中國義務教育的更多責任。放眼世界，無論是集權國家還是分權制國家，均是各級政府共同承擔對義務教育的投資，政府層次越高，投入責任就越大——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財政投資分擔比例一般為60:40，而中國平均為37:63。
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也曾犯過中國今天之錯——將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責任確定在基層政府，爆發了諸多問題。但各國相繼強化中央和高層地方政府的義務教育事權，令中央、和州、省等地方政府成為義務教育的投入主體。
2006年，執政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把教育投入要達到占GDP4%的目標寫進了中央全會決定。事實上，一個全球最龐大的公務員體系在消耗著中國大部分財稅，溫家寶總理試圖壓縮國家機關公用經費開支來籌集對四川的重建資金，或可深刻調整國家財政支出結構。
只要有一點空閒，陳玉就會去學校，還有其他很多家長也會來到校園——他們再也找不到他們的孩子，但他們可以坐著，訴說各自孩子的聰明、淘氣和好，然後哭泣、相互安慰。
“我還要生個娃，他還要念書，不能再死在危樓裏。”35歲的陳玉說，國家承諾對她們這樣的家庭災給予生育政策照顧，允許他們再有一個孩子。
校外，樹木上掛滿了家長們親手編織的紙花，或紫或粉紅。黃暈裏，這位母親站在廢墟上發呆，有如一張剪影，沉默、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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