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錢鍾書張愛玲

钱钟书夫妇看不起张爱玲？

宋以朗口述供图

钱钟书与香港的因缘

鉴于我们家在1949年到了香港，钱钟书女儿也来过我们家做客，我自然要谈谈钱先生跟香港的因缘。钱先生初到香港是1938年，陶然《登门，人已去》（见《我们的钱瑗》）有一段：
她（钱瑗）笑说，好多年前（1938年）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钟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的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说：“冇房间！”原来，大学者钱钟书也被广东字“冇”难倒，“冇”也看成“有”了。

自此之后，钱先生就没再踏足香港，也许他真觉得这里“不是学人久居之地”。我爸爸宋淇虽来港几十年，似乎仍觉得格格不入。1981年，他写给钱先生说：
《围城》一书新版，此间想不如国内轰动，港人守旧得出奇，至今国语电影观众听不懂，要在片上打中文字幕，真可称为海外奇谈，简体字多数人怕看、拒看，说不定宁愿看盗印本，否则口碑如此之佳，定可成为畅销书。

同一年，我爸爸又写道：
此间乏解人，亦少可谈之人，香港人只能作手谈，谈论学问或笔谈乃强人所难。一笑。

我不禁想起陈寅恪教授在港大期间，也只觉得“进退维谷”，他在1940年8月28日写信给傅斯年说：“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也许就是这种原因，即使到了1980年，爸爸虽亲笔邀请钱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也被他断然拒绝。钱钟书当时只说：
我若来港，主要是为见兄夫妇一面；上月傅聪来舍晚饭，谈起游港，我亦曰：For me，Stephen is Hong Kong or rather H.K.is S. just as“L‘état，c’est moi.”

“L‘état，c’est moi.”是法文，中译一般作“朕即国家”，直译是：“国家，就是我。”相传为路易十四所说，因为他相信他就是国家，所以人民不会搞革命推翻他，没料到给钱钟书一下恶搞，就变了“香港，即宋悌芬”。爸爸居然成为旅游景点，特区政府不知道有何感想？

在这几期的讲述中，我摘引了一些钱钟书先生与我爸爸的通信内容，这些摘引当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已能大致窥见爸爸和钱先生的通信，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有人问我，这些信该如何处理？我暂时还不知道，有可能是把它们全数寄还杨绛先生，也有可能在杨先生的同意下，把它们整理、注释，然后出版——版税当然也全数捐给钱先生设立的奖学金。

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所以既是钱先生的信札，我就觉得要回到杨先生的手里才对，正如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

杨绛称张爱玲是下三滥？

除了以上谈学术的通信外，我爸爸与钱钟书的部分通信，若公开会得罪不少人，内容多是讨论钱钟书对他人的看法，显示出他看不起其他学者的态度。比如他对张爱玲就是如此。

2010年，网上流行一段访问，是杨绛讨论张爱玲，杨绛称张爱玲是下三滥，并说了些负面的话。原话是“受不了她（指张爱玲）。现在社会上把她捧得不得了，有一张她摆姿势的照片，说她是美人。我的外甥女和她是同学，她说张一脸花生米，awkward，在学校里拼命让人注意她，奇装异服。人都来不及选，汉奸都跟上了。她成天想的都是男女之间的。下三滥。钱钟书跟夏志清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钱钟书也对我说，我们都说是下三滥。她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恶心死了”。

杨绛说的“把钱钟书与张爱玲放在一起捧”是指夏志清在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以大篇幅写张爱玲。《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此后几十年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夏志清以非主流的眼光肯定了钱钟书与张爱玲等作家的成就。但这两位作家是我爸爸推介的，爸爸并将他们的书寄给夏志清。夏志清看了后，对这两个人的评价极高，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钱钟书的《围城》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那篇访问被转发到张迷论坛，结果引起一场口水战，杨绛首当其冲。后来有人发出声明：“（这篇访问的作者）原是豆瓣网钱钟书小组成员，现在因为精神分裂症已经入住北京安定医院2个多月了。在今天电疗结束后，作为他的至交好友，他特意嘱我一定要在豆瓣网钱钟书小组发表此声明，向所有朋友说明他所写的《2010年4月25日拜见杨绛先生记》完全是他自己依据网上的材料捏造出来的。”当然这段声明也可能是恶搞，但我更愿意相信杨绛不会作出这种低劣的人生攻击。

钱钟书对张爱玲评价不高

钱钟书对张爱玲的看法又如何？我们可以参见安迪的文章。安迪去访问钱钟书时，问他对一些作家的看法，谈到了对张爱玲，钱对她评价不高。但是1979年钱钟书访美时，明明对学者水晶讲过：“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为何会一转话锋？安迪当时也提出质疑，钱钟书说他回答水晶的提问时，的确曾夸过张爱玲，原因是“不过是应酬。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我家里有幅钱钟书与水晶合影的照片，相片中水晶捉住钱的手不放。水晶随后将这照片寄给张爱玲，她又寄给了我爸爸，加上寥寥数语：“钱钟书出国好像没经过香港？水晶跟他合拍照片，寄了一张给我，比报上的清楚，真不见老，转寄给你们，不用还我了。”

爸爸凑巧是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共同朋友，他给钱钟书写信，有时不免提到张爱玲，到写信给张爱玲时，自然也有提及钱钟书。有一次爸爸跟张爱玲谈及卞之琳──写给张爱玲是指明道姓，但他和钱钟书通信时多数只戏称他为鱼目诗人──先批评他国语坏，英文满口南音，跟外界情形完全隔膜，所以访美和来港时作的演讲都反映极差，接着便说：“他对夏志清大献殷勤，因为如志清不帮忙，他未必出得成。钱钟书云：他对志清publicly excommunicate, privately communicate.（请不要告诉别人。）钱非常看不起他。”我查看钱的原信，果然有此一段：“志清亦已半年无只字；《围城》重印前言已被《文汇报》月刊索去先发表，文中坦白致谢志清，稍不同于卞某之流public ex-communication, private communication.自信尚算得有骨力者。”


宋淇与钱钟书通信聊 “红学"

1979年，我爸爸宋淇写信给张爱玲，提及钱钟书访美情况：
“钱抢尽镜头……出口成章，咬音正确，把洋人都吓坏了。大家对他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志清、水晶都各写长文大捧，我起先有点担心，怕为钱惹祸，但钱如此出风头，即使有人怀恨，也不敢对他如何，何况钱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

关于钱的外语能力，历史学者汤晏澄清说：外界还有类似这样的报道，说钱钟书在家与家人均讲外语，这也是无稽之谈。钱钟书看到了一笑置之。他写信给夏志清说：“弟法语已生疏，意语不能成句，在家与季康操无锡土话。”(1979年17日，何月不详)

我爸爸和张爱玲都研究《红楼梦》，杨绛也曾经写过有关《红楼梦》的论文，所以他们之间的通信也很自然地聊起“红学”。钱钟书在1980年2月2日给爸爸写了一封信：
“兄治红学之造诣，我亦稍有管窥，兄之精思妙悟，touch nothing that you don’tadorn (触手生辉)……弟尝曰：近日考据者治“红楼梦”乃‘红楼’梦呓，理论家言Red Chamber Dream (红楼梦)乃Red Square Nightmare (红场梦魇)。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何谓“红场梦魇”呢？这应该是嘲笑某些人只懂生吞活剥苏联理论，钱钟书在后来一封信曾说：“国内讲文艺理论者，既乏直接欣赏，又无理论知识，死啃第四五手之苏联教条，搬弄似懂非懂之概念名词，不足与辩，亦不可理喻也。”

之后爸爸便回信说：
“钟书先生所言红楼梦魇和呓，足以令人深省。手抄本各本一字一句，此异彼同，争来争去，必无结果，所以有人研究版本，我就建议用红楼梦魇为书名，可见所见略同，不过先生是英雄，下走则为狗熊耳。”

爸爸说的“有人”，自然是张爱玲了。她的《红楼梦魇》在1977年出版，自序说“这是八九年前的事了。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 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 (红楼梦魇)。”爸爸为什么不指名道姓，而只隐晦地说“有人”呢？他大概是猜到钱钟书看不起这类琐屑的考据，便无谓提及自己另一个好友的名字了，这亦看到爸爸的世故。

钱钟书对张爱玲《红楼梦》研究的态度

果然不出所料，钱钟书下一封信便对这类考证者冷嘲热讽：
“《管锥编》第三册1097-8页即隐为曹雪芹诗而发(拙著中此类‘微言’不少)；illiterate knaves conspiring with learned fools，又不仅曹诗而已。此间红学家有为‘红学梦呓’者，有为‘红楼梦魇’者，更有为‘红楼梦遗’(nocturnal emission)者，有识者所以 ‘better dead than Red’，一笑。”

这里的 “illiterate knaves conspiring with learned fools”，在《管锥编》有一句相对应的文言，即 “不读书之黠子作伪，而多读书之痴汉为圆谎焉”；至于better dead than Red (宁死不红) 是美国流行语，dead与red押韵，意思是美国当时有人反共，美国人说宁愿死，都不加入共产党。故钱钟书引用此语，说宁愿死都不去研究《红楼梦》。

我看过《管锥编》那两页，主旨不外乎说“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又嘲弄那些拘泥于年月考据的学者为“闻乐之鸟兽”。如此说来，研究版本考据的张爱玲在钱钟书眼中又算不算“鸟兽”呢？钱钟书当然不会向爸爸明言，他只会叫爸爸看看《管锥编》，信中即使提到《红楼梦魇》也可以当成俏皮话，是泛指抑或实指，一切就全凭读信者去想象了。我觉得这类文字游戏很精彩———怎样可以当着一个朋友面，似有还无地嘲弄他另一个朋友呢？也许钱钟书在这里便做了一次完美的示范。

时隔一年，爸爸在1981年5月22日致函钱钟书时，终于直接提到张爱玲：
“读红楼梦者必须是解人，余英时其一，张爱玲其一，杨绛其一，俞平伯有时不免困于俗见，可算半个，其余都是杂学，外学。”

爸爸认为《红楼梦》的解人，数来数去就只有三个半，他这次把杨绛和张爱玲并列，又是否会招来钱钟书的责难呢？杨绛又会否跟爸爸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结果没什么戏剧性，也是意料之内。钱钟书回信时只讲别的话题，对于爸爸的红学界“煮酒论英雄”，他则只字未评。

究竟钱钟书和杨绛是否真如网络传闻中那么瞧不起张爱玲呢？你不可能在爸爸和他们的通信中找到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有一些蛛丝马迹而已。但我家中有一本书，大概很少人知道，那本书叫《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1991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而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杨绛当年一定是同意这安排的。换言之，如果杨绛真说过张爱玲“下三滥，她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恶心死了”这种话，那么要她跟张的作品辑成一书，这又让她情何以堪呢？

月旦人物

爸爸和钱钟书每谈到不甚喜欢的人时，都会给那人起一个诨号，例如鱼目诗人、打手心或花岂洁等。但钱钟书也不是逢人便骂的，有些老友和后辈，他私下也曾大加赞赏。当然，有几分只是出于客气，那就不得而知了。

例如柯灵，张爱玲曾在《小团圆》中影射他在公交车上对自己性骚扰，但在钱钟书眼中他却是另一种人。1981年有一封信，他写给爸爸说：
“贵校于本月下旬将举行‘抗战时期文学讨论会’，老友柯灵君亦在邀请之列，人极诚笃敦厚，水深火热，从未出卖任何人(渠主编《万象》《周报》，认识人多极)，与愚夫妇多年交好，亦怒庵至交(怒庵在《万象》上曾发表文章)，久闻尊翁春舫先生及兄大名，弟特乐为介绍。”

字下有线的内容，在信中都是钱钟书自己逐字打圈的，作为强调。可见他确实视柯灵为好友，否则绝不会这样做。

钱钟书对一些后辈的态度，远较对他的同辈温和。他评余英时是这样的：
“余君英时之中国学问，博而兼雅，去年所晤海外学人，当推魁首，国内亦无伦比，颇有书札往来。”

评黄国彬：“国彬先生撰着，弟曾读过，极佩才识，论拙著文，语多溢美，弟读之惭惶，亦老朽而未丧廉耻之心，尚知惭愧也。”

爸爸曾寄刘殿爵译的《论语》给钱钟书，那时爸爸在信中说了一件轶事：
“刘殿爵到英国，发现在港大所学之英文完全错误，第一件事就是将之unlearn，然后从头学起。酷爱读字典，每新出一种字典，必从A阅到Z，其英文用字之精确，修改英国学生之习作令他们大惊失色。”最后更说：“此人为学者中之隐侠，不可轻视。”仿佛在写武侠小说。

钱钟书回信时评刘殿爵：“刘先生译《论语》，已快读其序文一过，真深思卓识之通人，岂仅迻译高手而已！书前介绍未言其生年，想极四十许人；才不可及，年更不可及也！”

有一次，是1982年，他们讨论起学界接班人的问题。爸爸是爱才之人，在信中便表扬了几位后起之秀，也语重心长地评论了学界大势：
“中国年轻学者中尚一时无人可以接承志清和英时两兄之成就，所谓接班人不是不用功，不是没有才能，但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所受训练亦不同，欲发扬光大前贤之业绩则为另一回事。余国藩有神学与比较文学之根柢，通希腊、拉丁古典文艺，且具旧学渊源，所译《西游记》有时仍需刘殿爵教授审阅。李欧梵最近为芝加哥大学挖去，原随费正清读中国现代史，近改修现代文学，人天分极高，文字亦潇洒，尚有待进一步苦修方可成大器。其余诸子或有一技之长，或徒有虚名，自郐以下，更无论矣。柳存仁兄曾云：寅恪先生之后有谁？默存先生之学现又有谁可获其心传？我们都已愧对前辈，谁知我们以勤补拙得来的一点粗知浅学，都难以觅到接棒人？目前流行电脑、传播，文学则唯结构派马首是瞻，趋之若鹜，令人浩叹！”

钱钟书的回复也很发人深省，尤其是说名利也可摧毁人才：“今晨奉长书，循诵数遍，为之慨叹。生才难，而育才成器更难，饥寒挫辱以及富贵名利均为 Cyril Connolly 所谓‘Enem ies ofProm ise’ 也。无以为生，不得世知，固如严霜之杀草；过早享盛名，发大财，亦如烈日之蔫花。窃怪兄历数当世才士，而未道己身，虽君子谦谦，然非当仁不让之旨，固敬代兄屈一指焉。”

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对话了，像看《神雕侠侣》最后的华山论剑，当年的张君宝现在也理应变了张三丰，但他们的接棒人真的出现了吗？学风又是否每况愈下？这些也许都很值得我们想想。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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