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坎記

烏坎改寫抗爭史
文／長平

【明報專訊】先是若干次小規模上訪和示威，政府除了一如既往派出警察圍堵之外，沒有打開更多的溝通渠道，終於釀成一次大規模示威活動。

規模雖然盛大，但秩序井然，理性克制，在高呼「反對獨裁」、「還我人權」、「懲治腐敗」的同時，也打出「擁護共產黨」的標語。由於仍然只有盾牌，警棍和催淚彈代表政府，衝突勢在必然。

一直躲閃的政府突然冒了出來，不無亢奮地為這次示威活動定性，稱其僅有少數人參與，動機雖然良好，但被別有用心的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同時，宣布民眾自己成立的自治組織為非法組織，對為首者進行抓捕。事關切身利益，能夠獨立思考，發自內心請願的民眾，深感訴求被忽視，人格被羞辱，同時看到了「秋後算帳」的伏筆，於是爆發更大規模和更長時間的示威遊行。

宣布非法更受擁戴

代表政府工作的機構陷入癱瘓狀態。自治組織被宣布非法之後，更加受到民眾擁戴和珍惜，能夠高效組織抗議活動，而且成功倡導理性克制，自治範圍之內，社會秩序良好，不僅沒有動亂，連小偷都改邪歸正。同時，為了保護自治，他們與警察形成對峙，僵持數月之久。

在此期間，民眾代表一直呼籲與政府對話，期待更高層領導出來傾聽呼聲，體察下情。境內外媒體從不同立場廣泛報道，種種傳言帶給他們希望。這些傳言包括﹕最高層受到欺騙，尚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後也意見分歧，正在權鬥之中，只要我們堅持和平請願，最終會有好的結果。

這不是在描述二十二年前的天安門事件，而是眼下發生在廣東陸豐烏坎村的抗爭運動。但是它們如此相似，恍若時光倒流。烏坎村勇敢的「非法組織」，激情澎湃的遊行和靜坐，四處飄揚的旗幟和標語，都會讓二十二年前的青年錯把村委會當做天安門。同時，大批軍警的武裝待命，政府基層的癱瘓，高層的沉默，都讓人深感不安，解決之道似曾相識。

聯想起天安門事件

事實上也並非烏坎抗爭和天安門事件之間有什麼特別的聯繫，它不過是中國社會民間抗議的一個普通範例。極權之下，大多和平克制的抗議活動都與此相似。在很大程度上，歷史只是在或多或少地重複。六年之前，汕尾就發生過相似的農民抗爭運動，以軍警的無情鎮壓收場。

我仍然努力去發現變化，從中窺伺結局改變的可能。首先看到的，卻是大規模抗議活動之後，政府採取偽裝和欺騙手段，抓捕了村民代表薛錦波等人。村民們再次遊行示威，要求政府放人，政府卻通知薛家前去認領屍體。政府宣布薛錦波被秘密抓捕兩天之後，發生心源性猝死，卻牢牢控制住屍體。薛家在僅有一次的目睹親人遺體之後，看見其滿身傷痕，相信他是遭受酷刑而死。

同時傳出政府願意出一千萬元買斷薛錦波遺體處置權的消息。不經過任何監督程序，政府隨意動員納稅人的錢來買納稅人的命，這種荒謬的事情，是經濟發展之後的一個新趨勢。

無論薛錦波的死因如何，通過近年來野蠻的房屋強制拆遷，非人的上訪者黑監獄等事情，民眾早已了解，至少基層政府在對待民眾抗議時，比二十二年前更加胡作非為。放在一個較長時期來看，這些作為都是高層縱容甚至授意的結果。但在具體的事件中，它讓高層的沉默更多地顯出其冷漠和失職，而不是對希望的幻想。隨屍體的一天天腐爛，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也愈來愈少。

權利意識更多覺醒

另一方面，烏坎村的自治組織和抗爭運動，也與二十二年前以學生為主體的天安門事件有了很大的不同。村民們有停止土地盜賣，公開村務帳目，懲治貪污腐敗等具體利益訴求，通過簡單的全民普選，選舉出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還成立了婦女聯合代表會，而且以熱血青年為先鋒，以宗族老人的傳統道義為後盾。既有舊式的血淚呼喊，也有最新的網絡媒體宣傳。透過媒體報道，可以看見民眾普遍的權利意識有了更多的覺醒。

同時，由於維穩體系的利益複雜化，村民自治組織不僅先前得到政府認可，代表們從政府領到每月上千元的薪水，而且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之後，仍然與政府官員保持頻繁的溝通。目前還無法判斷，這會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新的解決之道的可能性。

正如六年前的汕尾農民悲劇一樣，這二十多年來發生的種種抗爭活動，歷史都有可能完全或部分重演。但烏坎的故事讓人相信，政府的鎮壓將會付出更多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烏坎人已經改寫了歷史。

（註﹕作者為資深時評人，《陽光時務》總編輯）


農民起義

【明報專訊】「打倒貪官」！「還我耕地」！「血債血償」！

這是在烏坎村內，上至老邁村民，年輕壯丁，下至婦孺幼童每天都高喊的口號。

村民口中除了怒吼的言詞外，還有含淚水的眼神，也充滿了怨恨和哀痛。

儘管汕尾當局嚴格限制內地媒體報道烏坎村事件，但仍無法阻止村民把公安封村消息通過網絡及僑居外地的親友對外發放；外國記者突破封鎖成功入村採訪，近千人跪地哀求希望真相報道，彷彿當下只有境外記者是他們的救星，事實上受屈村民向記者下跪求助情景不是沒有見過，只是近千人下跪哀求，估計任何一位到場的「良心記者」無不動容。

正是這場由村民與官商博弈對流形成「烏坎風暴」，把已經極缺誠信的中國政府，吹得更體無完膚，進一步把地方官吏的極權暴力政治揭示給外國「欣賞」。

由今年九月，村代表薛錦波與村民發起的對抗官商勾結，爭取討回被私下賣走的數萬畝農地，示威、抗議原是有序進行，公安克制，然而，政府又再實施秋後算帳的一貫伎倆，三個月後武力攻村，施放催淚彈，動用黑勢力挾走薛錦波，短短三兩日，正值壯年的薛錦波被指猝死，而後禁止家人驗屍，十餘大漢監控家屬禁止其拍照，繼而通過官方指定媒體發放採訪內容，包括採訪同囚的目擊證人指死者薛錦波死於自然，再訪問自己安排的法醫解釋驗屍結果無可疑，這一記爭取話語權的工夫確是做了，可惜仍無法令尋求真相的外媒相信。

反觀村民這一方，自發組織抗爭隊伍，冒被捕風險帶外媒入村，讓記者親身看見村內真實情，隨意讓記者自由採訪並沿路保護，甚至有外國記者基於安全理由無法離開烏坎村，村民亦主動開放居室和讓出棉被給記者暫時棲身，儘管封村下糧食欠缺，村民依然為記者煮上獨特的潮汕粥和簡便飯餐，讓他們有足夠精神去採訪。為了讓前來採訪的記者即時把消息發布，有村民開放互聯網絡，提供WIFI連線，外國攝影記者每拍到一定的照片時，就在「無線網路中心」內傳送照片。試問這難道不是更得「人心」麼？

為保護農地而抗爭

老村民張大叔（化名）帶記者到傍海的草地，遙指遠處的海面，「以前村民早上出海捕魚，下午回來務農，腳下這片土地非常肥沃，不用灌溉，稻田已能長至人高，畝產千斤，但現在已被填成一片平地，農民想種田也無田可耕」。張大叔邊說邊嘆氣，他埋怨村內的惡官，自行私賣土地，村民敢怒不敢言，「這舊房子是ＸＸ副書記，他把房子前的空地佔為己有，然後找人鋪了水泥，把原來的行人道堵了，村民要另外繞行」。張大叔繼續道出村民忍在心裏的怨氣，他說﹕「若不是薛錦波如此不明不白死了，村民也不一定那麼決心與貪官惡霸對幹，實在是官逼民反！烏坎村民世代在這裏生活，只為保自己的田地，若然農地一一被私下賣走，錢也分毫沒有，將來子孫如何過日子？」

抗爭手法漸趨成熟

官民抗爭，在內地已非什麼新鮮事，然而這次事件，實帶來一些新的視野。

烏坎村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卻也天生悍性，素來「天上雷公，地下海陸豐」就是指海陸豐一帶的村民，生性剛烈，遇到外族干犯時，往往齊心協力對付。諷刺的是，中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海豐、陸豐縣蘇維埃政府」就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在陸豐建立，領導者彭湃被中共推崇為農民運動英雄，卻不料時移世易，這裏的鄉親又再走上了抗爭之路。

自從十二月防暴特警武力攻局勢急轉直下之後，村民在短時間內組成一支「抗暴隊」，在多個村口用樹木石塊設成路障，防止公安車挺進，然而村民也沒有把寬闊的行車道堵塞，以避免當局有藉口指村民非法堵塞交通，每個村口路障除了有小孩和婦女日夜輪流站崗守望以外，亦有年輕壯丁把關，壯丁手持對講機，與其他村口的守望者不時通話，並接受村內「指揮部」的詢問匯報。在進村的其他小路，防禦工作絕不鬆懈，進村小路狹窄，村民把兩旁樹木砍下來橫，用自制的釘板插放在路障前，又在小路上挖了坑道，足以把企圖進村公安車輪呔卡死在坑道內。村民又自備長棍，由年輕男子把持，這樣的防禦網，一般只為「打工交差」的而沒有配備槍械彈藥的公安派出所警員來說，確是起到震懾作用。

有村民告訴記者﹕汕尾地區過往發生不少警民衝突，最嚴重的要算○五年紅海灣東州鎮事件，當年村民抗議政府徵地建發電廠，村民用漁炮反抗防捕警察又堵塞路口，給當局大有藉口開槍鎮壓，這次他們學乖了，既不堵公路也不用火藥裝備。

在村內，平常用作演大戲的戲台成為聲討貪官講台，村代表不時向村民透過揚聲器宣讀政府公布的公稿內容，每當提及村民受煽動、呼籲首領投降等內容時，村民都以憤怒的表情、高舉握緊的拳頭高聲抗議。

教下代非暴力抗爭

薛錦波之死，一石擊起千重浪，村民醒覺地方政府的貪腐無可救藥，唯有自救，在面對政府單方面指摘村民非法組織集會、勾結境外勢力的指控，他們一方面以最不暴力的合理手段來抵禦防暴公安入村搜捕，一方面不斷向村民灌輸民主選舉意識，村民說，四十多年來從沒有自己的選舉，他們的訴求正是現今全國基層的呼喚。

另一方面，村民亦用不同方法，把消息告知外地親友，然後不斷在微博、推特上發布，雖然微博上的網監竭力地刪走相關消息和相片，但每當刪走一段時，可能已出現另外五段消息，使網管疲於奔命。

在面對地方政府以公權力和武裝力量去對付烏坎村民，村民的武器，看來只有「齊心」，只有「傳播真相」，只有「呼籲中央政府介入」，然而，這些「武器」能否阻止鎮壓，能否換來屬於祖祖輩輩的土地？筆者比較悲觀，總擔心事件恐怕仍以流血收場，或待外媒減少關注後，公安逐一搜捕，再安加罪狀，這就是現今的暴力政權。

文：東邪西毒（twitter: @gzdx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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