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stleblowers

安裕周記：生於七月四日

【明報專訊】六十年代美國學運最火紅的時候，中央情報局（CIA）和聯邦調查局（FBI）在學生口中是簡單的一個字：pig（豬玀）。越南是中情局的事，調查跟蹤學生是聯調局工作，都是齷齪不堪的差事，尤其中情局，不僅是在外國收集情報，還有是推翻外國政府。最廣為人知例子是七十年代初策動智利軍頭推翻民選總統阿連第，兩年前《國家地理頻道》訪問當年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者和被訪者言笑晏晏之間，訪者只說了半句「關於智利……」，八十幾歲的老臉馬上拉下來，「等一兩秒」，畫面就黑了。歷史是尼克遜政府不希望美國後院拉丁美洲有馬克思政權，就這樣，一個普選出來的政府在槍桿子裏化為灰燼。這是中央情報局的工作。

美國大學也有類似香港那種就業輔導部門，中情局和聯調局有到大學招畢業生。中情局的要求不算很高，也許進門之後另有訓練，聯調局要求卻不低，最好有兩個學位，其中一個指定要與「數學或會計」有關，大概是對人員邏輯思考的要求。七八十年代美國大學畢業生去這兩部門旨趣不大，也許「人才難求」，中情局就只得向外求了。作家劉大任在〈諜影〉裏有著夫子自道親身經歷：

七十年代，劉大任是聯合國駐非洲肯尼亞工作人員，因緣際會在當地美國大使館認識使館的政治參贊，說好了改天去參贊家看「美國空運來的 NBA 球賽影片」。到那天，比賽影片第一節還未看完，政治參贊就說「我看了你的資料，對你背景很了解」。就在劉大任驚訝之際，政治參贊說當時西非內戰頻仍，中國在非洲有影響力，美國想摸中國的底蘊，「你在紐約給你太太開個帳戶，我們每月存一筆錢過去」。劉大任拒絕了，從此之後，就算在酒會碰上，政治參贊也當作不認識他，當然更沒有 NBA 這回事了。

也是出身中情局的斯諾登案出來之後，在美國掀起「愛國」和「叛國」的爭論。有認為斯諾登恪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以一己之身犯險把國家做的壞事捅出來；更有把這與七十年代《五角大樓文件》相提並論，越戰打得如火如荼，有人把國防部內部評估越戰文件公諸於世，《紐約時報》還因為刊登這份報告與聯邦政府打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後是《紐約時報》得勝，寫下人民知情權比國家利益大的豐碑。根據這一理解，斯諾登今次爆料是類近《五角大樓文件》，是秉持美國立國精神的表現，是「愛國」的一種體現。但也有說斯諾登把國家機密都公開了，置國家安全於不顧，令美國陷於情報機構崩壞的危機，毫無疑問是「叛國」行為，應即繩之於法。各種解說充斥美國上空，美國社會就著斯諾登案再次展開「愛國論」大辯論，上次類似情狀是七十年代如何體待越戰的那回，當時的結果是美國無法走出歷史框框，在「愛國」及「叛國」的爭論泥沼裏沉淪。

斯諾登案表面上美國民意顯示出來的態勢也是兩極，「愛國」和「叛國」支持者各佔約半，旗鼓相當。這種調查結果作為茶餘飯後討論並無不可，問題是過於認真對待、甚至認真到認為美國因為斯諾登案而「對半決裂」，從統計學上引證也許勉強成立，然而這是失諸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弱視。我把「愛國」和「叛國」統統加上引號的原因，是不認同美國社會對這事的反應就是這麼回事，斯諾登案美國民間透現出的意識形態，是令人驚訝的「愛國論」在保守派當權三個世代後的今天上升到如此高度。美國社會總保守化落地生根，列根和小布殊十六年任期把美國這輛大車扭向永不回頭的保守歧途。

美國總保守化的體現

斯諾登是北卡羅來納州人，這是相當有意思的地區，是美國東瀕大西洋中部的一個州，也是以意識形態保守著稱的州份。我說的保守，不僅是指反墮胎撐槍支之爭，而是北卡南卡以及中南部一大片在美國人文地理所謂「聖經帶」（Bible Belt）以及「玉米帶」（Corn Belt）地區都有相同意識形態，即社會行為趨向宗教上的保守，但政治上的保守始是要害——聖經帶及玉米帶涵蓋東起北卡州西迄得州乃至奧克拉荷馬州，這大片地區對美國應如何治理有著一套相同體認：美國應該保持建國初期的邦聯制，政府愈管得少愈好，最好不管；認定政府是戕害人民的障物，尤其甚者是說聯合國六十年來都懷「要毀滅美國取而代之」的想法。九十年代奧克拉荷馬聯邦大樓爆炸案，行兇者麥克維便是這類理念激進派民兵，出手目的只有一個：消滅政府，保住呱呱墮地年代的美國本色，在他們夢裏戀棧不去的是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獨立的那個美國。

聖經帶及玉米帶的政治理念過去四十年牢牢把美國鎖固在特定社會方格，他們的「愛國論」夾雜宗教及社會行為規範，陸續隨立法滲透到美國其他地區。事實上，美國除了東北部及西部少數地區，總的而言在社會範式都是保守主義先行，包裝亮麗底下是難於在政治倫理抗拒的愛國主義，無視社會嬗變帶來的各種新思維。在同性戀議題，在墮胎議題，甚至於移民准入議題，保守力量在「愛國」大幡下招魂得所，沒有人敢於公開表示「我不愛國」，在羊群效應集體壓力，「愛國」在美國曲解成為只能愛保守意識形態，否則即判斷為「不愛國」。斯諾登案副產品是美國社會面臨如何解讀「愛國」，「愛國」成為了一股不能抵擋的主流。

「愛國」及「叛國」的意涵

美國今次民調突顯的「愛國」及「叛國」之分，閱讀時必須留意其中意涵與定義。「愛國」一方，從目前的情況來說是認為斯諾登爆出內幕是愛護美國的做法，「叛國」的一方不言自明，當然是認為斯諾登背叛美國。表面上意義各據一邊，然而再細讀下去，美國民間的所謂「愛國」及「叛國」其實正是二而一的美國國族主義，事件核心的美國當局不應入侵民間或他國電腦系統在這次爭論並無觸及，爭論的僅是皮相之談的「應該告知民眾」的粗淺命題，並無對美國政府明目張膽的盜竊行為予以小則批評重則譴責。究其主因，是爭論雙方始終無法踰越「中央情報局」這一層面，相罵大半天，還未敢一箭中紅心，這不是論者的水平低下，而是「愛國」這一大纛始終壓在頭上不敢造次。

從斯諾登起初工作的中央情報局而言，實是打「愛國」旗幟的惡棍，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美國先是派出中央情報局人員到越南，當時的說法是「保衛南越初生的民主」。然而即便如此，越戰這一打，卻打出了美國社會對「愛國」定義的深層心靈滌盪——鋪天蓋地的反越戰運動，當然與歐洲學運及中共文化大革命也有關，但美國社會確是在這次戰爭對自己國家更多一重認識。美國青年學生對「美國」統治機器存在質疑，當時學生上街佔據政府大樓天天發生，比起今天香港的溫和反對派完全是天淵之別，這一悸動促成整個美國社會的自我體檢，最終導致美軍撤出越南、設立聯邦環境部監察當時的新課題大氣污染。美國人民自此對國家有更深一層體認，「愛國」於二億人口而言並非流於口水的支持政府。

一九七六年，從越南戰場傷殘退役的美軍科維奇（Ron Kovic）寫了一部書 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生於七月四日》），被認為足以撼動美國心靈的反省之作，說的是科維奇親身經歷——高中畢業生嚮往軍旅生活，參軍陸戰隊送到越南作戰，負傷回國之後再度請戰赴越，終於在一次戰役中失去雙腿。回國後在軍人醫院裏，科維奇「覺今是而昨非」，一九七○年義無反顧投入反戰洪流，十二次在示威中被捕，前仆後繼不息不止。《生於七月四日》於書名來說是美國獨立之日，於科維奇而言則是甜酸交錯的一天，他生而愛國，卻在戰爭後走上終生示威之路，七月四日是美國獨立日也是科維奇給自己第二次生命的一天，遠超出濫俗的廉價愛國主義，臻於人文精神的反省反思。

獨立日重生的意義

斯諾登把美國政府陰暗一面公諸天下之舉掀起的爭論，不純粹是環繞「為什麼要入侵電腦」的實則操作。事實上回答這一問題也無甚困難，等於站在犯人檻內面聆「你認不認罪？」的聲音，答案只有簡單的「認罪」和「不認罪」五字。然而今天被質詰的不是美國政府，而是二億美國人民，「什麼是國家？」以及「什麼是愛國？」。在人類的歷史長河，第一個質問不是地理題，第二個質問不是哲學題——這兩道題實是詰問同一命題﹕你有良心嗎？美國人要回答，英國人要回答，德國人要回答，法國俄國日本人要回答，中國人要回答；香港人俯首問蒼天，也要回答。


黎廣德：真相鬥士——港產斯諾登在何方？

【明報專訊】香港受前中情局僱員斯諾登青睞，頓成全球傳媒焦點。斯諾登帶給香港很多禮物，不僅是考驗一國兩制司法獨立，制止1984式的「老大哥」社會不斷膨脹，香港人更應思考：為什麼我們很少港產斯諾登——甘願挺身而出維護公義的揭密者？

揭密者毋須一定在情報機關，影響我們生命安全和核心價值的事例就在身邊。

南丫海難 39 條性命的背後，是海事處不少官員十多年來的敷衍塞責：恪守專業的神話破滅。湯顯明送禮請客豪飲外訪的背後，是廉政公署五年來關起門自把自為：倡廉自律的神話破滅。兩者性質迥異，可怕之處卻一：多年來了解內情的官員上上下下多不勝數（試想每年參與驗船的人有多少？參加湯顯明飲宴購禮外訪或每天與價值 20 萬元屏風大禮擦身而過的官員有多少個？）他們難道沒有是非之心？他們不明白人命攸關？他們不珍惜自己信誓旦旦捍衛經年的廉政制度？只要任何一位知情人士在劣行發生之際甘願挺身而出，便毋須讓百多名父母妻兒終生含恨，毋須使一個戴着近乎神聖光環的機構變成嘲弄恥笑的對象。

所欠的，是真相鬥士。

英語 whistleblower 一詞，直譯作「吹哨人」，香港一般意譯作「檢舉人」或「揭密者」，皆有點詞不達意。Whistleblower 的準確含義是泛指在工作崗位上發現舞弊、違規或不道德行為，因而向僱主、監管機構、傳媒或公眾揭露真相的人士。這些真相涉及不同範疇的公眾利益，最常見的是公共安全、健康、環境污染、貪污、詐騙、欺凌、疏忽照顧弱勢等等。

挑戰以和為貴的江湖義氣

華人社會文化對「揭密」有天生抗拒，黑社會認為出賣同伙的「二五仔」冇義氣，必定「零容忍」；一般人認為待人接物要有情有義，對老闆同事更應如此；更多人被自小告誡不要多管閒事，以免惹禍上身。

在今天分工精細的社會，有損公益的劣行可以用各種形式隱藏，特別在大機構大企業，只有極少數上層有權看清全部事實，一旦管理層因利益關係而有意隱瞞，甚或是涉事中人，真相便猶如鎖在只能從內開啓的密室之內，外人往往一無所知，或縱有懷疑亦無從指證。此時此刻，whistleblower 是維護公益的唯一指望，因此以「真相鬥士」名之，絕不為過。

「真相鬥士」往往要冒很大風險，輕則被同事白眼或被老闆解僱，重則被告上法庭或鋃鐺入獄。

去年底英國愛護動物協會一名 43 歲女督察 Dawn Aubrey-Ward，公開指證在她兩年工作期間，被迫將不少健康動物殺害，只因協會未能及時替牠們找到合適主人，估計遭此命運的寵物數以千計。協會馬上發出聲明否認，並指這女督察只因犯錯被解僱而作失實指控。Dawn 因此承受巨大壓力，上月中被發現在家中上吊身亡，死前在面書留下遺言「我放棄了。我失業、破產，怎麼掙扎和受損都夠了」。

英國有一個專門協助真相鬥士的慈善團體，Public Concern at Work（PCW），剛發表的一份研究顯示，政府和企業普遍存在「大家封口」和「槍斃報訊人」的文化，逾七成人在舉報劣行之後得不到管理層任何回應，一成半人更被解僱，而且舉報人的職位愈高，被解僱的機會愈大。

莫禮時對羅范椒芬 公義何價？

這令人懷念香港教育學院的前校長莫禮時，他舉證教育局高官干預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導致立法會聆訊，特首曾蔭權在壓力下成立調查委員會，結果教育局常秘羅范椒芬因指證成立而黯然下台，局長李國章也弄得灰頭土臉。但調查結束後莫禮時依然不獲續約，另一舉證人葉建源則在離開教院後輾轉成為今天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而羅范椒芬則貴為梁振英的行政會議成員。

堂堂大專校長莫禮時也落得如此下場，比他知名度低沒有傳媒關注的真相鬥士，在香港的遭遇不問可知。

正因為真相鬥士不易當，社會更應珍而重之。在民主國家，社會設法保護因公益而冒險揭露真相的人士，被視為天經地義。統治者不高興被揭瘡疤，大企業不高興被人阻住發達，所以真相鬥士的唯一盟友是公民社會，可惜香港在這方面全交白卷，連一個支援舉報者的組織也沒有。全球有十幾個國家為保護真相鬥士訂立專門法例，香港不但沒有立法，更只有防止公務員泄密的官方保密法，與世界潮流背馳。

撫心自問，我們其實很樂意人家揭秘，自己買花生等睇戲，卻從沒認真想想，自己正在搭順風車：真相鬥士付出代價令社會進步，自己卻不費分文坐享其成。

保障小我始能完成大我

兩年前英國一名護士 Terry Bryan 向英國廣播公司告密，在南部布斯托市近郊一家專門接收患上學習障礙症病人的私家醫院 Winterbourne View，長期凌辱和虐待病人。英國廣播公司利用秘密攝錄機拍下證據，在 Panorama 節目播出。公眾在電視上看到病人被扯髮推撞、拳打腳踢、冷水淋浴、在零度低溫下被推出戶外，用漱口水淋眼懲罰等嚇人片段，無不目瞪口呆。紀錄片播出後第二天，13 名員工停職，一星期後 7名員工被刑事拘捕，隨後兩名護士暫停專業資格，三星期後官方宣布關閉醫院，英國衛生部等展開調查，發現出事前三年已有 76 宗投訴，監管部門置之不理，私家醫院為了拿取政府按每名病人每周支付  3500英鎊的津貼而隱瞞一切，從市議會至警方都有失職。

若果沒有一位敢於挺身而出的護士，至今便不會有 11人被判刑，更不會令英國政府取締由私家醫院看護缺乏自顧能力病人的制度，為 3400 名同類病人提供社區為本的照顧，進一步檢討法例，改革互相包庇的閉口文化。但根據 PCW 的調查，這類成功揭發引起關注的例子實在百中無一。

真相鬥士的貢獻往往會惠及全球。例如斯諾登揭密發展下去，可能逼使美國政府加強保護私隱，對全球網絡自由有重大意義。又例如去年中英國銀行有人揭發幾家大銀行操弄 L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息）醜聞，發現多年來全球數以千億元計的債券、貸款、衍生工具金融產品的定價基準被扭曲，因此受損的市民——從存貸戶到投資者不計其數。到今不僅多家國際銀行被罰巨款或高層下台，連帶香港金管局也就本地 HIBOR（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展開調查，至今餘波未了；新加坡剛於本周公布調查結果，發現 20 家銀行及 133 名交易員違規。

保護揭弊者 香港交白卷

想來心驚，英國有保護真相鬥士的法例，有支援舉報人的組織，要成功揭發維護公益尚如此艱難。在香港，沒有法律保障、沒有團體支援，絕大部分人在工作崗位看見濫權瀆職而默不作聲是合乎風險計算的「理性選擇」，究竟我們在安老院的親人有多安全？我們的公帑有多少被上下其手？我們的投資有多少次被無形黑手予取予攜？我們的核心價值被淘空了多少？或許在剝花生看秘聞的時候可以想想。

自從六年前公共專業聯盟成立後，收到熱心人士提供資料，舉報公益受損的個案為數不少。但基於種種原因，特別是因為害怕連累舉報人，多數個案被迫放棄，不見天日。台灣法務部為了鼓勵機關內部人揭發弊端，責成廉署制定了「揭弊者保護法」草案，明定機關不得以免職、調職或打低考績方式報復揭弊者；至於無故泄漏揭弊者的身分，最高可判刑三年，檢方如果因弊者提供情資而偵破貪瀆案，若有起訴，揭弊者可領到獎金。至於香港，不但未起步立法，連社會討論也沒有。

有人說，真相鬥士是現代社會的安全網，在我們的道德倫理跌至谷底之前把它截停。從海事處和廉署的例子可見，香港安全網的網眼實在太粗疏，我們一直向下掉而不自知。在禮崩樂壞的今天，安全網不是為了提供揭秘娛樂新聞，而是人命攸關的必需品。